政治体制改革有望迎头赶上

高放

只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具体任务今后都能切实贯彻落实，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迎头赶上经济体制改革，并且给予经济体制改革以良好的先导，就必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成功

近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门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强调指出：必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报告还具体列举了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抓好七项重要任务。只要这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具体任务今后都能切实贯彻落实，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迎头赶上经济体制改革，并且给予经济体制改革以良好的先导，就必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成功。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说：反对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政治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我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要引起全党高度重视。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近在眼前，极其深刻！这理应促使我们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具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有识之士要努力奋起，大力推动、切实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提出了民主政治观。如果把邓小平的民主政治观切实付诸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收效会更加显著。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现在人们只知道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知道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以什么为证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当年还没有用“体制”一词，用的是“制度”。邓小平指出了以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病是“权力过分集中”。依我个人体会，主要表现为三个过分集中：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执政的共产党，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到党中央，党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到主席。因为主席个人集权，党中央不能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留下一段经典的论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比人更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这方面邓小平自己带了头。二是党政分开。这不仅指职务分开，还要实行职能、职责、职权分开。邓小平一再强调，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关键”，因为只有实现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于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

要总结、吸取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列宁在世时党内还有民主，那时开党代表大会时，列宁先代表党中央作一个报告，然后大会还允许有不同意见者再作一个副报告，副报告不是对正报告的补充，而是代表党内反对意见的报告，两种意见都提供给党的代表审议。1918年列宁主张签订对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因为当时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继续与德国作战，所以列宁主张妥协，割地赔款，以空间换时间，等红军建立后再收复失地。但是列宁的意见党内不少人接受不了，认为这是卖国。布哈林代表这种观点在党的七大上作了个副报告，陈述自己的反对理由。然后，全体党代表表决，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党员支持而通过。从这里看得出，列宁时代是有党内民主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就不同了，完全没有了民主，一党专政成了一派专政，凡是反对斯大林观点的派别都被清洗出党。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加强以党代政的专制主义统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事事替人民作主。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创新点与突破口

我个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操作：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际民主。

党内民主方面，首先要确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要向党代会定期报告工作，并且接受批评和监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原理，党的代表大会才应该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地方服从中央，全党（包括中央）应当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可探索实行年会制，以便每年及时总结经验，适时调整方针政策。如果五年才开一次党代会，势必会使更多权力集中于中央委员会。中共建党初期，党的代表大会都是每年召开一次。1956年八大《党章》重申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另加上代表常任制，即党代表任期五年。1969年，在极左路线时期召开的九大，把党代会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迄今尚未改正和改革。为加强对各级党委领导人的监督，应该把各级纪委与党委并列，纪委不应归同级党委领导。为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各级党委领导人应该改为上下配合提出候选人，差额竞选产生。不要再采取先任命、先指定或者由上级提出候选人名单再进行选举投票的传统做法。

人民民主方面，党要挑选出最杰出的执政治国人才去竞选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现在各级政府首脑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只知对上负责，难以对人民负责，应该改变这种制度，实行差额民主竞选。民主选举可以从基层乡镇一级开始实行，再逐步扩展到县、市、省级以及中央最高级。为保证党的领导权，目前可规定只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政权机关一把手，差额竞选只在共产党员之间进行。

党际民主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有15个人担任部长，现在只有两个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面臨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有待突破。例如如何减少对民主党派发展的限制？如何提高其参政水平和监督能力？如何进一步发挥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等等。鉴于苏共因坚持一党专政而灭亡的教训，我国如何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长期的、头等的、重要大事。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掌权者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利益集团不仅指那些获得经济利益的群体，也包括掌握权力的人。就以上述邓小平于1980年提出的废除领导终身制和实现党政分开两项主张为例，为何历经32年之久还难以真正付诸实践呢？这并非理论准备不足，而是实践中遇到阻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还有认识上的原因，生怕实行民主会导致混乱，如果有这种担心，可以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政改滞后还有惯性的作用，过去都是这么过分集中权力的，于是现在就继续照着做。

专家学者提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合理合法的理应被采纳。有人提出要树立新政治观，其实不需要另搞一套别的，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观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为指导就足够了。当然，我们同时还要吸收当代外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成果。例如越南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能够否决政府提出的耗资巨大的修建高铁的计划，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会前公布供全党全国讨论，党中央总书记不在国家政权机关兼职（不兼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或政府总理）。当然，我国政治体制仍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很不完善，需要加快改革与发展。可是有人于2012年7月3日在党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比美国先进，是因为美国只有一个总统，而中国有9个总统，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这种说法美化了目前权力过分集中的、以党代政的体制，实在贻笑大方，而且阻碍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徐艳红美编/石玉

精彩观点集结

要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科学发展扫除机制障碍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庞元正：十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科学发展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尤其是要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各种改革当中，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现在看，我们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所有这些要求，都必然要求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们说离开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讲也很难搞下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躲不开、绕不过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所以，在这里我们回想到邓小平说过的话，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体制保障。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凭热情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有几点要强调，一是党群官民都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十八大召开引起广泛关注和巨大热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们要说政治体制改革仅凭热情是不够的，必须要走科学的道路。如果仅是凭着热情，甚至有些东西就是宣泄，那你的改革不仅改不好，还把社会给改乱了，那是非常危险的，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老路走不通，因为老路是顺应过去那个时代的道路，革命的东西适应革命的阶段，并不能今天发展了就否定之前的东西，但是又必须承认革命时期的理论是用革命的方式、革命的行为、革命的目标、革命的步骤，执政阶段就需要平衡，过去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成就别人的利益，过去可以无偿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暴力的剥夺，今天只能靠法来调节利益分配。但新路怎么走？我们不能批判人家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适应西方社会，也就是说，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要探索自己的。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凭热情，要讲科学规律，一步一个脚印，稳妥扎实。

将政改置于发展全局中思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伟：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国为什么不能采取突进的方式，通过一揽子计划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呢？第一，突进的方式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体制的突进或突变一般来说采取的是革命的方式，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来达到变革的目的。实践证明，政治体制的组成结构具有稳定性特征，需要采取的不是拆掉结构的做法，因为任何一个重要结构构成部分的垮塌都会对整体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社会需要从内部不断积蓄变化，成长起足以支撑整体的坚实基础。第二，渐进变革是和平环境下社会进步的主要路径。考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较为成功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通过渐进的方式，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功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政治变革，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最小，伴随社会变革而来必须付出的代价最少，因而是一种稳妥有效的变革方式。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上。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牵涉到国家发展的各個方面，不是在自身范围内就可以加以解决的问题。既有各种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转嫁”到政治领域来的情况，也有政治本身的问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情况。因此任何单靠政治体制改革来一举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