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处境造成畸形生态

王燕京

当干部有千好万好，可还有不为人知之苦。这苦不因为别的，全在于它太好了，好到人人都知道它的好，人人都想得到这个好。任何事物，想它念它的人多了，得到它的难度便会大大增加，于是它的苦就来了。

干部的苦，主要在于不向上升迁难，向上升迁也难

具体说来，干部的苦，主要在于干部职业特有的“两难”处境。这两难是：不向上升迁难，向上升迁也难。

从了政，进入了干部序列，不向上升迁很难受。干到退休还是个科员，在当前官本位体制和官本位意识还充斥于全社会的情况下，这种压抑郁闷的滋味，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话说回来，不向上升迁之难并不是最难承受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舍得”、“放下”之难。最难的还是力争向上升迁之难。因为它是一种明知未必能够得到，却身不由己的、不得不逼迫自己得到的病痛样感受。

向上升迁之难，在于干部的层级结构和遴选机制。

我国的干部层级结构是金字塔形的结构。当一辈子工人农民教师科学家等都很正常，毫不“丢面”，还是越老越受尊敬。但干部不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地方机关，能算得上“功成名就”的干部，总得是个司局级或县处级。在这里，“将军说”就要换成“不想当局长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带着这样的心思，在当下的层级结构中工作，很难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和融洽的氛围。每一个与自己地位相邻的人，就成为了自己或明或暗的竞争对手。每一个人就都容易产生希望别人失败的不健康心理。这种心理极易让干部的精神时时处在紧张状态，时时处在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之下。在此种压力下，干部们的正面表现是加倍努力地工作，力图显示出超过他人的能力和业绩；负面的表现则是利用种种非正常的手段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干部向上升迁之难，还在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走从政之路与走其他道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走其他道路也许可以一个人埋头去走，而无需左顾右盼、察言观色。而从政之路，决定你能否升迁的人不是你自己，而是别人。在这条路上，赶路者只能“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被”提拔，而不能发现、赏识、任用、提拔自己。赶路者全神贯注始终不渝地做一件事，就是“表现”。不遗余力且陪着小心地表现自己，并时刻期待着上级发现自己、对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是广大干部的又一个惯常性心态。这种心态总是让干部们在希望与失望的夹缝中煎熬。希望领导看到自己的表现，又不知领导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于是，许多干部队伍里似是而非的“事迹”便应运而生。如普通干部的早来晚走、废寝忘食、带病坚持工作；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政绩工程、虚夸的数字、编造的典型等等。常常听到社会上“活得太累”的感叹。而发出这种感叹的，不是真正“太累”的工人农民，却是喝茶看报坐办公室的干部。他们的累确是事实，整日里用不同面孔变来变去地做人，怎能不活得太累？

越是正直正派的干部也往往越是踏实做事、不事声张。但现行的干部遴选机制，却可能在无形中打击那些正直正派的、不善讨巧只知实干的干部，鼓励那些善于逢迎善做表面文章的人。

概略说来，没有人能保证一个新干部十几年后一定如愿以偿当领导。带着升迁的期盼而来，怀着期盼可能落空的忐忑工作，其心理的压力与烦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人理解干部们的压力与烦躁。上级总用毫无余地的口气要他们保质保量而又及时地完成交办的任务，不管他们主观上和客观上有什么困难。下层群众则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终日里养尊处优。“工作是我们干的，‘好是领导得的”，下层干部的怨气，只有熬到自己当上领导，才会消解。

金字塔式的干部层级结构、上级任命的遴选机制，会造成一种畸形的干部作风和政坛气氛

总括而言，金字塔式的干部层级结构、上级任命的遴选机制，会不可避免地给广大干部（包括较高层的干部）造成一种持久的非良性的压力。而在这样的结构、机制和压力的交互作用下，会造成一种畸形的干部作风和政坛气氛：

会加重权力的异化和干部人格的扭曲。相当多的干部只会上观领导的眼色，不愿下察百姓的疾苦。

会压抑干部们的创造力。干部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揣摩领导心思求得领导赏识之上，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创新”、“求实”，在会上谈得轰轰烈烈，在底下依然唯上是从，以少担风险、不犯错误为行事准则。

会使虚假浮夸、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得到助长。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事例有增无减；而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会使官本位、等级特权、人身依附等封建遗毒进一步泛滥。社会成员依官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可能形成等级特权伴随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格局。这是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格格不入的。

可以想见，什么时候部长卸任后去打工和将军“解甲”后随即“归田”在中国不再成为新闻、反而成了人们司空见惯毫无关注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干部压力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