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独运

陈顺和

闽南是台湾移民的原乡，历史上 ，闽南与台湾之间族群的迁徙带来了各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其中，民居建筑风格的概念和思想也从随之出现内陆文化影响台湾文化的印记。台湾建筑的前形来自移民入台伊始引入的原乡建筑，其设计思想、空间布局、匠师的谱系、营造过程、技艺特点在承续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又兼具台湾传统民居建筑的独特性。经由基型与衍化进行观察，本文认为，由明末到清代的这段期间，闽南传统式建筑融入台湾建筑，其内容则包括前形引入、衍化过程以及成熟阶段等方面。

对于民居建筑技艺的传承、交流及融合，匠师在整个营造体系中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从而使原乡的建筑技艺在台逐渐扎根。匠师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吸收新知，开始运用工作手册、机械制图等方式，将原本口传心授的知识记录下来。可以说，第一代匠师代表的原乡传统形式，在代代传承中产生了新的转变。因此观察台湾传统建筑，不能忽视有关匠师的谱系、作品与营造技艺的传承等研究。本文将透过传统建筑的营建背景、工匠组织等方面观察移民建筑的衍化现象，并从活态性遗存与民居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性传承。

一、原乡传统建筑移植的背景

福建和台湾具有很深渊源，闽台区域文化作为边陲文化的产物，在乡族观念、民间信仰、民居建筑形态上，共同构建了闽台民居建筑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及鲜明的自身文化识别性的特征。按 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统计，祖籍为福建泉州籍占 44.8%，漳州籍占 35.2%，并且同一族群有明显的集中现象。各族群趋于认同的心理和态度，在台湾这一新聚的交流环境中不断碰撞，交流、变化，进而调整融合。移民初期的祖籍认同观念，已逐次转变为对台湾本土的认同，由漳州人、泉州人之区分，逐渐转变为台南人、漳化人之认同。而建筑文化及技艺的引入，融合和衍化，其进程和族群文化的交融过程是相呼应的。

移民入台伊始，也多止于草寮、简陋小祠等临时性屋宇而已。当移民社会逐步稳定且有一定经济能力，士绅阶级返回原乡延聘有水平的工匠来台。原乡传统建筑的形式因不同族群的融合及相互影响形成与居民祖籍地建筑风格互相对应的关系[1]。因此考察台湾民居建筑，可以从移民原籍、民居建筑风格的差异判断其移民开拓史及民居建筑形态的衍化。 H.J.德伯里在《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房屋都有其古老的起源，由于人类的活动和迁移使房屋分布模式变得复杂了。新观念的引入会使当地的建筑风格发生变化……不过在其他情况下，即使换了地方，人们仍然会沿用自己原来的建筑方式。 ”移民的迁移，除人口的移动外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移动。移民由大陆原乡迁徙至台湾，将原有的生活经验、价值观植入新居地，由原乡移入台湾的建筑形态亦同样如此。

二、民居空间衍化的内驱力

近三百年来，从大陆原乡迁徙至台湾移民社会的匠师流派纷呈，导致民居建筑也呈现着多样性特征，其衍化变迁原由归功于移民所具备的开创性，并经由具有特殊技艺的匠师完成，因此可以透过其营建背景、匠师组织等方面观察民居空间衍化的内驱力。

首先，移民初期延续旧有的形式与风貌，以原物为师，聘请来自原乡的匠师，将原乡的形式继续投入变迁中的社会。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不同群族的接触融合，促成了民居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叉对接，这种多样性的接触与影响，为建筑行为提供了最好的内驱力，引发民居空间形态连动性的衍化。

其次，原乡的宗族观念对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建筑形态以及聚落的形成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台湾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发展在传承原乡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变化创新，这主要与宗族的繁衍相关。强烈的族群宗族意识和快速的族群繁衍使建筑形态出现变异，家族成员不断突破原有生存空间，历经从家庭—家族—宗族—村落聚居的衍变，家族聚居的自然村落经过世代聚居—析居—聚居的重复循环，直接打破了原有建筑样式，整个衍化体系呈现相当活跃的动态现象，宗族与村落重叠，盘根错节，逐步形成地域性的聚落生长方式[2]。

最后，衍化的内驱力源于匠师自身的创造力。不同派别的匠师为了在台立足发展，在形式上有了更多的表现与创新。匠师之间相互观摩、交流，吸收多家之长，并融入自己的作品，逐渐挣脱习艺之初形制的束缚，在求变与创新中将传统技艺延续。正所谓“规模悉乃旧制，弗感稍更；其柱则易木以石，至于栋宇题则踵事而曾华矣”，这恰恰是台湾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匠师对传统建筑衍化的内驱力。

三、匠人文化的养成与技艺的延续

在台湾持续性移民中期，不同流派匠师在传统民居的营造方面有较多的相互观摩与同场竞技的机会。匠师对于自己的民居建筑作品既追求创新，更强调精益求精。一座原本风格单纯的建筑经过不同匠派的修建，很可能同时间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风貌。我们在台湾民居考察中常常发现，一座建筑的左右细部雕刻相异，并不太对称，此种差别源于匠师之间的竞赛，或称之为“对场”或“拼场”。至今保留比较完好的桃园景福宫前殿，乃1926年吴海桐与陈己元对场的作品，左右两边分别由两派的匠师承做，尺寸虽一致，但题材与雕刻风格各异，蔚为奇观。其作法是，两帮匠师在营建前先议定大部分格局与基本尺寸，随即依中轴线左右或前后殿分开等方式划分工作范围，双方进行各项备料制作等工作，等到完成后在中轴线上合榫接卯。因此，往往匠师之间的竞赛刺激了装饰手法，工艺技巧上精益求精，使传统技艺得以延续的同时，又不乏求变创新。

我们从匠师的养成与营造技艺的独到匠心可以看出，台湾传统的匠师体系是有组织且代代传承的。传统民居的建造，除了地理先生配合协助选地，从定基、绘图设计、购料乃至于建造，大体上皆由匠师包办。在匠师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匠心独运”这一机制和环节，它是作为“匠”的培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李乾朗在台湾民居传统一书这样描述“匠心独运”的匠人文化：匠师对于技艺的延续，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著名的惠安王氏大木匠派甚至在族内设立集中的养成教育，从小学起的耳濡目染式传授和切实实际的技艺磨练，他们认为这是成为优秀匠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工匠们有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划分，大木匠师尤其是执篙的大木师傅地位最为尊贵，控制整个工程的进度和各工种间的配合。在营造中，大木师负责设计、估料、监造以及大小木构件的营造，是房屋营造的决策者。我们可以从所调查过的台湾匠派中这些具代表性的创始人看到，台湾或闽南地区拥有这种养育匠人文化的背景和基础，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活跃及坚强实力，拥有自己风格的一派，成为植根民间的匠人团体和传统建筑文化的承载者。李璋瑜被认为是忠寮燕楼匠师之鼻祖，李璋瑜之子李五湖（湖师）及李枣柴（红枣师）亦继承父业，成为日治初期忠寮最具代表性的匠师。自光绪初年迄今 100年来，忠寮燕楼匠师培养出来的工匠可能多达数十人，而李家嫡系的匠师享有较高名声[3]。

四、匠师的民居营造思想

据我们对闽南与台湾地区的实测调查、综合图面分析，也结合匠师口述，认为有关古代宅第建造的方法与理论大部分仍然依循古代各地一致的原则，也反映了闽南与台湾地区的大传统。透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闽南与台湾地区民居的空间序列营造特点以及匠师的建筑思想。匠师在信奉这些数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指导原则和延续传统技艺的同时，也不断汲取新的养分。从目前遗留的台湾传统民居建筑看，匠师在空间序列的营造上基本采取“一明两暗”，将基本单元进行积聚、压制，形成逐步的演化体系，并将之融入中国主流传统建筑的体系中。《考工记》书中的《匠人》篇指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匠人职司规划都城，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沟洫等工程 ，并且记载了有关制度，也有各种尺度比例的规定，这使后人能粗略得知周代末叶以来的部分建筑技术制度。其“营国”的前后左右的建筑的空间序列的营造与其组织规划的围合次序相同，都是均衡发展且逐步演化的。我们再看台湾或闽南地区民居，前埕后宅、左右护厝，同样是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术体系，具有高度成熟的标准化、程式化特征。如坐落在泉州市荔城区皇汶埕的老范志吴宅，由家族聚居的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叶状等级的民居结构，它是一座由 11个院落单元组成的大型宅第。其布局是沿三条纵向轴线各安排了 3个院落，共9个院落，其组合形式几乎完全相同。各院落单元之间连通。整个宅第规模宏大，建筑形态空间结构由层层嵌套的墙构成[4]。从老范志吴宅民居建筑的体量与尺度、建筑的结构与构造方式等方面看，其建筑衍化整体具有连贯性，其民居建筑形态布局从一个基本形通过一连串的嵌套式结构不断演变，最终形成了一座聚落民居。

此外，匠师在闽台民居营造技术与理念上无处不渗透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习俗和人际关系，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聚居族群宗族意识在民居建筑形态上的衍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宗族的繁衍。因此在空间形态上的具体表现以竖向和横向两个轴线方向组织发展，其建筑的布局、结构、技艺等都有内在的准则，我们从传统的民居建筑的空间序列上也可以看出台湾传统的匠师的营造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其中“一明两暗”平面空间序列作为基本形，其功能空间的设置均考虑到建筑整体的均衡与衍化的关系。其形态的衍化的过程如；一条龙式是最基本的形式，其形状如“一”字形，只有正身，包括正堂、左右房、灶房、柴房等，当人丁增加时，左右延伸。再如单伸手式，其形状如”└”形。单伸手只有单边护龙，常常是地形限制。三合院形状如“ㄇ”形，台湾俗称“正身带护龙”，形成一个围护的院落空间。四合院式形状如“口”字形。其格局较宽大，空间组织严密。例如台北的林安泰古宅。多护龙式通常用增列护龙的办法来解决人丁兴旺的问题。而台中雾峰林宅得多院落式以合院为基本格局，作纵间及横向发展，进深至少三进[5]。聚落民居建筑形态通过其基本单元的积聚或压制得到成长和发展，个人、家庭、社会系统等各个系统产生互动并在不同规模上被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对这些联系的几何研究构成了聚落民居建筑形态的 DNA[6]。显然，透过这些空间文脉解析、实质空间变化肌理，可以反映出聚落的外部空间形态的衍化转变，同时可以看到匠师民居营造技术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台湾传统工匠体系中建筑形态形成的原由。

五、结语

闽台传统民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具有非常珍贵的考察价值。在探究其特点时应结合民居建筑的营建背景、空间布局、设计选址、工匠组织、营造技艺以及其他文化领域的不同特征进行分析，这样不仅可以帮助说明民居空间形态衍变的原因，还可探究这种发展和演变的深层文化内涵，从而对于建筑空间形态的发展、宗族的繁衍的研究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够为民居活态性遗存、营造技艺以及传统的工匠体系提供并建立保护模式，在复建或修缮时，我们应该设计一套经过缜密计算的严格传统工序、技艺与评价标准等，并通过工艺、流程及标准来进行，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工匠之间的传承和创新，并使之同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化石。

注释：

[1]李乾朗阎亚宁.台湾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83 .[2][3]吴卫江.围龙屋建筑形态的图像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34-35.[4][5]戴志坚.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21-27 .

[6] Serge Salat.城市与形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