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征途

李静

2016年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实因病去世，享年74岁。陈忠实是当代文坛最具分量的作家之一，他的离世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哀思。纪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是重读他的作品，从中感受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总结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垫棺作枕”之作，既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无疑也代表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度。自1993年问世以来，《白鹿原》不仅为陈忠实带来了文学体制内的巨大成功（1997年修订版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且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迄今为止，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该书发行量就已经累计120万册，此外还有港台与海外的多种不同版本。同时，《白鹿原》也被改编为同名话剧、舞剧、电视剧和电影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从未离开过读者和观众的视线。

陈忠实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为《白鹿原》的题辞。因此，在他过世之际，便有媒体宣称：“陈忠实的离去，带走了一部民族秘史。”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夸张之嫌，但也提醒我们去思考陈忠实的创作究竟为当代文学留下了怎样的有效经验。“民族秘史”式的文学书写是否会随着他的离世而成为“绝响”？他所推崇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道路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是否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1985年，陈忠实在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经过历时两年半的酝酿与构思，在1988年清明节前后，他开始动笔写作《白鹿原》，到1992年年初完成。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深受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的影响，他的早期小说也被认为带有柳青写作的风格与品质。陈忠实自觉将其创作归入现实主义的文学脉络之中。他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历程时指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活跃的思想氛围中做出的自觉选择。当时，“八五新潮”取代了“寻根文学”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的简单模仿开始逐步升级为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而现实主义在这一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域中却显得颇为寂寥。直到90年代开始，文坛的风向才发生变化。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异常繁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艺术水准上，均有长足进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历史题材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些作品接续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重回整体性叙事的写作实践。“‘现实主义的‘召回，实现了文学界许多人对文学‘贴近生活和读者的预期”。在这一背景下，《白鹿原》可谓一部“预流”之作，而其巨大成功，也只有在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

正如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上赫然写道“小说被认为是一部民族的秘史”，此语体现了他的创作宏旨与这部小说的史诗性品格。《白鹿原》讲述的是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渭河平原上白、鹿两个家族的命运浮沉与历史变迁。三代人的荣辱兴衰、家族与村庄的命运升降都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中渐次展开。国民革命、渭华起义与国共合作等历史事件不断冲击着“白鹿原”这个传统的宗法社会，折射出现代中国的艰难转型。陈忠实试图对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做出“全景式”的史诗叙述，用“诗”的灵光烛照“史”的本质，用“史”的内容塑造“诗”的形式。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理性理解和宏观把握，对“民族”/中国故事的重新讲述，既是陈忠实的个人才情与志趣所致，也是时代对文学创作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图谱中，20世纪90年代既迥异于50至70年代，也不同于80年代

后者以在思想文化上取法西方为主导，而90年代中国则不再具有如此强烈与明确的精神取向，呈现出“寻路”的焦虑与紧张。在此前建立起来的一套以革命史观为准绳的历史讲述叙述被逐渐边缘化，而启蒙神话也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变得殊为可疑。当代中国亟需寻找到一套不同的历史叙述，才能在传统、现在与未来之间显影出一条可能的“新路”，从而在全球化时代中获得明确的自我定位与文化认同。90年代的中国文坛最终选择了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精神的最佳载体，而这一倾向在80年代已经伏脉千里。1985年夏天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对陈忠实的写作具有很大影响，客观上也反映了时代对优秀长篇小说的热烈期待。长篇小说容量大、篇幅长、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是呈现宏大历史的最佳艺术形式。《白鹿原》适逢其时地迎合了重述历史的时代脉动，并凭借其对复杂人性、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的“深描”，成为90年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代表。

在《白鹿原》的出版审核过程中，编辑们一致认为真实性和历史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优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通常在历史转轨时期产生，因为现实的突变和转型，为小说的展开提供了丰富和深刻的可能。风云激荡的现实，突破了“自然主义”式的冷静外壳，奔涌到作者笔下。当作者具有历史“见证人”的明确感知时，他笔下的每一个“时刻”也就都会被同时理解为“前事之果”和“后事之因”，自然让作品产生厚重的历史感。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指出，“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这种作为历史中人的写作姿态，使他在创作《白鹿原》时明确意识到这部小说有着异乎寻常的历史与现实内涵。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恰恰能够很好地包孕和输出转型期的历史经验，使得历史的展开与主体的思考有机交融在一起。

“秘史”的说法可以视作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独特理解。不被“正史”重视的以及被忽略的历史开始进入创作视野。文学作品以其细腻与精准的感知能力，为把握事实表象下的“隐秘”地基提供了条件。陈忠实不再使用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在《白鹿原》中设置了网状的复线结构，儒、匪、国、共轮番登场，祠堂、“妖塔”与“新世界'的空间并存。现实不再是需要被强行清理出线索的书写对象，而是被还原为充满了混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的本真状态。例如，白灵和鹿兆海这一对恋人在最初选择是追随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时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国共合作失败后，白灵转入共产党，却丧命于党内肃反运动中；鹿兆海则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进犯边区时丧命的他，却被当作民族英雄得到了隆重公祭。小说中无数的偶然性支撑起宏大的历史图景，这是作品真实感的重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这改变了在以往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时出现的种种教条，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历史动态过程。

陈忠实拉开了一张历史的大网，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却十分审慎地与每种思想资源都保持着距离。他在“革命”“儒家传统”和“启蒙”之间的态度较为暧昧，尽管小说的表现对象是历史题材，但其立场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回传统。这是他创作的“狡猾”之处，同时也是其精妙所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于以强力征服现实，而陈忠实显然没有这样的“斗志”，他的作品更为着力表达的是90年代彷徨无着的情感结构。他不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理解社会整体和历史运动，而是采取了“人物的角度”。用他的话说，“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如是观之，世界和历史被转化成为“人物”眼中的世界和历史，历史似乎只是面对个体经验而敞开。这样的创作实践当然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但似乎也透露出某种讲述历史的困难。

陈忠实对“人物文化心理”的重视，使他笔下的人物异常鲜活，既活在历史之中，又长在白鹿原之上。他所书写的是“生于斯长于斯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在《白鹿原》的准备过程中，他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地方的县志进行系统翻阅，并通过“抄写”这一扎实的方式，让自己沉浸于真实生活的质地中。《白鹿原》中作为士绅代表的朱先生、族长代表的白嘉轩与被宗法社会排斥的女性田小娥都在陈忠实的个人经验中复活了。他对民情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极端重视，弥补了现实主义写作写实有余、体察不足的精神困境。

不过，在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视界的同时，历史的讲述却又显得颇为困难。个人的、情感的视角，自然与集体的、历史的故事难以分割，前者的讲述必然会牵涉到后者。个体故事和个体经验固然是我们理解集体故事的最基本途径，但如果将历史的讲述完全倚靠于“人物文化心理”，只从带有局限性的个人视角出发，那么也就无法在整体上有力地把握历史的本质、结构和行进动力。卢卡奇曾指出：“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是通过真实可感的个人和行动，有血有肉地表现这些‘典型倾向和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个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使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充满‘世界历史的即历史本身的重大运动的力量。”如果我们止步于将“人物”视作理解世界的“门径”，而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只被看作命运偶然的话，现实主义的意义无疑就要大打折扣了。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个人视角当然有其价值，但如何为历史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寻找恰当的文学形式，又如何在文学书写中注入超越个体局部经验的多层次的观察视野，真正释放艺术表现的潜力与势能，这些都是我们在陈忠实之后进一步提升与发展现实主义时需要直面的问题。

卢卡奇和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有过一场重要争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推进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有益的借鉴。布莱希特认为卢卡奇所推崇的总体性的现实主义，不过是十九世纪的特殊产物，这一“召唤亡灵”，进而将之形式化为现实主义铁律的做法，显然是脱离创作实践的。布莱希特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概念必须广阔，具有政治性，凌驾于一切俗套之上……我们不能从现存的具体作品里推论出现实主义，我们应当使用一切手段，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从艺术领域还是其它领域里拿来的，以人们可以驾驭的形式来表现现实。”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不是一套现成的技术规范，而是一门伟大的生成中的艺术。现实主义作品不一定是最逼真的，但却应当是最“逼近”生活，最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尤其是在面对一个碎片化的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时，任何总体性的概括都将非常艰难，但每一个生活的横截面上却都有着现实主义的实现空间。

当下中国现实的多元性和流动性更强，商品拜物教和无限交换的现代世界，使人们只满足于消费事物的表象。历史在其中成为了一系列“暂时性”的集合，而现实也只能呈现为转瞬即逝的“热点”。一批成名作家在真正的现实面前反而失语，其作品沦为了社会热点的简单拼贴，令人颇感惋惜。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既是我们理解《白鹿原》的当代价值的关键，也是牵涉到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现实与书写现实的重大问题。

小说是世界失衡的解毒剂，也是人类异化的解药。现实主义的小说理应承担起这样的重担，像利刃一样，刺破寻常生活的表象，在复杂现实面前自由起舞，通过不断介入和书写，最终实现对世界的影响和改造。在如何书写的问题上，陈忠实与布莱希特持有同样的态度：“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征途上，陈忠实的努力无疑具有坐标意义。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在他的极限处继续求索。承继现实主义创作的伟大传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