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介入设计领域的结合途径研究

吕明月

为什么设计学需要人类学介入？简单地说，是由于人类学关注“人”本身，而强调“为人而设计”的设计学聚焦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因而与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设计的理论研究和概念落地提供可靠依据，人类学的工作方法可以借鉴用于设计调研，甚至其深入参与观察的实践模式可以直接用于用户参与式设计的整个设计流程。因此，将人类学与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意味着从现代日常生活角度去研究设计带给人的种种影响，包括浅层次的与衣食住行相联系的产品问题和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等精神问题。这种设计研究的价值在于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学，因而有别于以“产品/物”为中心的设计研究，在强调“用户的真实需求分析”的今天，这种结合尤其引人注目。

那么，对于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人类学+设计学”的课程是否有榜样可循？对于秉持人类学态度的设计研究者们而言，哪些领域有他们最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设计实践中，人类学能否超越“调研工具”的传统角色，不再只是设计前介入、转而参与整个设计流程？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其学习途径有两种，一是在设计课程中引入人类学观点和工作方法，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系统设计观，通常指向具体课程项目的设计实践或研究；二是直接创立以“Design Anmmpology”（设计人类学）命名的专业学位，目的是教导学生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设计与制作的流程，在掌握设计实践技能之外，学生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和文化阐述；后两个问题则分别对应着人类学在设计范畴内不同领域的介入渠道与结合方式，本文将主要就此展开分析。

一、理论研究领域

设计研究最早以“物”为研究对象，强调的是如何让“物”本身更受市场的青睐；后来扩展到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策略的兴起，使得设计研究的重点转向作为受众的“人”本身：不但研究人的生活习惯，更要深入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干预，研究行为习惯下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无论是针对“物”、还是针对“人—物”关系、抑或针对“人”本身，人类学都能够为设计研究提供重要的思路、依据、方法或工具。

（一）针对“物”：物质文化研究：

有关“物质文化”这个概念，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网站曾经如是解释：“物质文化相信：我们生活在、穿行在一个物质材料的世界，从独木舟到水稻田，从城市到牛仔裤。我们认为人们的习惯、饮食与会面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部分来自于他们所生长的物质环境，来自于房屋空间中所存在的日常规律，或者来自于他们所期望的着装方式。这与他们发展对于世界和政治的价值观与道德信仰同样的重要。因此，我们关注物质文化塑造人的方式，关注人们的造物，包括人们创造性地为自己所造的不同世界，就像关注技术与实践对人们的塑造方式一样”。此外，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朱丽斯·大卫·普朗曾给出如下诠释：“物质文化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社区与社会，通过人工制品研究其信念、价值、观念、态度和推测的研究……物质文化这一术语也用来指称人工制品本身。”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赞同学者袁熙肠的观点，即如果把设计定位成具有艺术与技术含量的人工制品，那么设计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便找到了适当的结合途径：二者都关注人工制品及其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互动关系与文件意义，并由此导向对于社会日常生活研究的关注。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就做出了如下假设：人们需要产品，以“使文化范畴清晰稳固”。这种假设促使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目的是寻找和验证人们通过消费产品来构建社会文化身份的方式。不过，严格说来，设计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文化研究，物质文化对于设计而言更多意味着—种方法与途径。正如Alison J.Clarke在其著作Design Anthropology：Object Culture in the 21stCentury（《设计人类学：21世纪的物品文化》）中所述，物质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为设计工作提供明确的引导，帮助设计从业者应对今天日益复杂、式样繁多的物质世界。从设计民族志到文化探求，设计师们可以通过人类学方法追寻物品的内在涵义，而不仅仅是物品的造型和功能设计，进而确定用户的真正需求。

（二）“人一物”之间：设计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研究

近百年前，人类学家莫斯在其代表作《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技艺、物品和动作（行为方式）的共同作用，既充满效用，也充满意义。如他所言：“工具不拿在手里，那它什么也不是。”一件工具唯有把它放在与之关联的总体中，才能理解它，并且意识到这种理解是可变的和动态的。所有技艺的动作和姿态都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追随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获知物质的、社会的和象征的因素是如何在此过程中建构、协调和复合的。而在设计研究者眼中，技艺也可看作是一种传统的设计活动，其概念涵盖造物设计技能、造物过程、设计产品及相关的文化传承。将莫斯的这种观点引申到设计研究，可尝试得出第一个结论：明确对设计的理解应是动态的和可变的，产品唯有放在相关联的生活情境下，对它的研究才会有意义。

关于“设计是否能够改变人的生活（行为）方式”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似乎很好回答，毕竟如今随处可见的“低头族”便是设计产品（手机）改变生活的典型例证。而莫斯则从人类学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深度解释，认为人们现有的行为方式（莫斯将这种行为方式称之为“惯习”，意指体现在人类行为中潜意识的和结构性的社会特征）往往是一种集体被引导的行为，而技艺能够影响、甚至塑造社会“惯习”。从这个理论出发，或者我们可以引申出第二个结论：作为身体性的效用行为的一种，设计行为具有影响“惯习”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改变或塑造生活方式的效能。

人类学家莫斯为设计研究者们指出了“物-人-日常生活”的系统研究思路，而设计师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中同样强调对产品的研究离不开日常生活情境分析。他认为设计是对“日常”生活的发言，设计是从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行为。设计的本质是解决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大众）所遭遇的各种生活问题。也因此，在欧洲，设计成为“综合人类学”，设计师通过创造物品来认识生活的实质。

（三）针对“人”：用户需求研究

人类学介入用户需求研究的益处有二：一是提前预见设计的可能性后果。民族志是一种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人类行为，这种方法能够准确记录判断消费者偏好，并观察用户反应，有助于管理者、营销人员和设计师预见各种可能的市场变化。二是有助于设计师以用户身份去思考设计。设计师不能只是静态地观察、记录和描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要以特定角色介入到实地的日常生活中，动态地观察、体验所要研究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便于设计师脱离“非用户”的局外感，深入探索用户的真实需求和产品使用的独特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干预，因而能够提供给设计师极具价值的建议，并有助设计师将“用户经验”有效转换成设计概念。

二、设计实践领域

（一）人类学通常承担三种任务

调研工具：在产品开发的初始阶段调研人员需要搜集相关的民族志信息。参与观察是民族志调查中对特定人群行为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旨在为设计师提供更好的设计思路和更准确的数据分析，进而提高设计效率。

情境模拟：人类学家擅长对任务角色或形象进行深入研究，他们通过深入的、情景关联的民族志研究，以用户“原型”进行试验，每个“原型”角色都代表一群广泛个体，表现出相似的需求、挫折、欲望、动机和行为。因此，在对任务角色或形象的研究中，可应用民族志方法模拟一定背景下特定目标市场的情景。

设计指导：快速的民族志分析法可帮助设计师获知藏在文化价值观之下的文化潮流和社会准则，从而为产品设计的文化创新提供源泉。

（二）阶段性介入与全过程介入

早期的设计实践中，人类学通常在设计前或初始阶段介入，但在参与式设计中，人类学全面介入整个设计流程，设计师通过举办各种实践活动（如设计工具包、使用实物模型和模拟原型环境），尽可能地让终端用户参与设计。以时下颇为引人注目的“改造旧社区”项目为例，设计师通常会与原居民进行多次的直接对话与合作，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协同合作，一起促使设计提案的产生。在此类设计项目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法，深入地“发现”和“定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研究用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什么困境或问题、设计如何介入、在其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等等，以此为导向产生设计提案，期间人类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经常会贯穿整个设计流程。

三、结语

随着技术革新与网络媒体的兴起，设计的概念范畴一直呈现出动态的、不断拓宽的发展特征，其目的由“创造形式美”转为“解决问题”，策略重点更是从“物”为中心转向“人”为中心，并引发设计学界对人类学日益明显的倚重。基于此种现象，本文重点探讨了，人类学在设计研究与实践过程中的不同介入途径：就研究领域而言，物质文化、设计与生活方式之关系、用户需求研究是二者结合的三种途径；就实践领域而言，人类学通常承担调研工具、情境模拟与设计指导等任务角色；不但会在设计前或设计初始阶段介入，还会介入参与式设计项目的整个流程，以引导方案的产生以及帮助方案的及时修正。简而言之，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产品、服务和系统的优化与设计之上，成果“既包括精心设计的信息传达方式、产品与体验，也包括提供对人性进行更深层理解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