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研究的另一个维度

薛燕

作为我国第一代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黄能馥、陈娟娟先生的《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等，遵循的是文献典籍与考古发掘和传世标本相互补充、比较来进行考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是对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变化的线性梳理。近年有学者刘瑞璞、陈静洁突破并补充前人“重道轻器”的学术传统，以大批传世实物的数据采集、结构测绘为基础撰写《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探索中华各民族古典服饰结构特性的内在机制。上述学者的研究跨度横亘上下五千年，以宏观、系统的视野论述服饰发展史，旨在揭示国家民族的服饰文化发展规律。

反观西方学界，牛津大学学者吉尔·巴尔多兰曾提出，从16世纪起至今，西方人对服饰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民族学阶段、浪漫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人类学阶段以及“整体”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都建立了一种对服饰的思考方法和认知方式，同时也体现了此阶段人们的世界观。早在1957年，罗兰·巴特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与服装社会学——方法论的观察》一文，认为在不摒弃对服装自身材质样式研究的前提下，将服饰外部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与服饰自身的内部结构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研究对象变化的动因。诸多学者尝试着以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描述服饰的历史，努力在服饰史的描述和外部环境的整体分析之间寻找更多潜在的联系。

在对中西方对服饰史研究方法的比较之下，本文试图探讨服饰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将中国传统服饰史研究的镜头聚焦于“一口通商”时期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广府地区”这样一个特定地域，以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服饰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借鉴西方服饰研究的“整体”视角，将服饰放置到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去探讨而不是孤立起来，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分析，来勾勒和诠释中国传统服饰变迁之前的面貌。

截取“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府女性服饰史”作为大历史的小切面，有着充分的前提和依据：首先，“一口通商”时期（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即1757—1842年）是中国近代化前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剧烈变迁之前的关键时刻。正如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在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止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广府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地区，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首次冲击，但人们的核心文化心态却依然保守持旧。这种固守文化传统的心态折射到了对服饰的态度和选择上——即使是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之一的林则徐也认为“夷服太觉不类”。因此，可将这一阶段视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形态得以完整保存的最后时间节点。

在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所紧密依靠的实物标本和文献佐证的存留方面，“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府地区具备着天然独特的优越性：从16世纪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广州一直处于主要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因而从明朝正德年间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大多数人华的欧洲商人、旅行家、外交使节和传教士都是通过广州这个特定的区域来认识中国的。西方人更是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并观察中国的风光、物产、人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带走无数精致的工艺品，也留下了大量详细的笔录和图像“情报”。西方人从其研究角度出发而搜集并流传的实物及文献资料，是保证本选题能够借鉴西方“整体”法深入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

彼时西方的“中国热”持续不断，中国仍扮演文化输出国的角色。广府地区作为唯一的丝绸织物出口口岸，接受了大量来自西方的丝绸织锦服饰的订购。文献中可查阅粤海关有关出口丝绸服饰成品税率的记录：“绣花衫每件，绣缎、绣丝纱每匹8两白银，绣裙4块作一匹；绣牛郎（当时牛郎绸）每匹7两；绣茧绸衫每件，绣点绢、绣绢、绣线绸每匹6两……”西方的服饰文化研究学科起源较早，因而西方收藏家或学者有意识地收藏中国传统服饰也是普遍现象。这些当年批量出口或由个人收藏的服饰工艺品，如今有很大一部分收藏于欧美博物馆中。笔者所考察过的一百来件清代服饰民间藏品，就来源于美国东方大学纤维艺术专业的一位学者私藏。国内的考古发掘与域外传世的服饰实物，可供进行较为充分的考据及结构测绘等基础研究工作。

由于西方人一向喜爱以博物学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记述，能够发现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特点。这些记录亲见亲闻的资料基本十分翔实，比起中国人历来追求“贵族性”，喜欢强调“因文见道”的史籍文献，更有公正、客观、具体的一面。同时，这些资料也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在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变化中考察广州口岸史的视域，以及人类学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生产和生活状况之视角的借鉴。

在这些由西方人的视角出发而留存的史料中，外销画便是不可替代的图像资料佐证。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广州口岸的画匠学习洋画技法进行绘画创作，以“依样画葫芦”式的形象记录方式绘制了各种主题、各种形式的外销画，作为体现“异域风情”的明信片销往欧洲。这些外销画的创作主题包括了肖像画、港口风光、船舶、市井风情等，在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各阶层人物的服饰细节，还能了解到与服饰文化相关的纺织、印染、刺绣、裁剪工艺的情形，以及各种相关的商贸活动。此后的1839年，摄影术问世并随着西方人的到来最先在岭南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分别在澳门、香港和广州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记录了广州街头场景和人物头像。这些相片保留了大量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其中不乏反映各个社会阶层广东人的服饰、发式和精神风貌的写实之作，成为清代广州社会生活与服饰文化最真实的图像资料。

“一口通商”时期，西方商人、传教士、公使等纷纷造访广州，期间或回国之后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回忆录、书信甚至是手绘图册等。运用“以图证史”和“以文释图”的方法可从中考据大量服饰文化的相关细节。1840年随法国大使拉鄂尼出访广州的伊凡有机会拜访了行商潘仕成的家，对其家中三代女性的行为举止与发型、妆容、头饰、首饰、着装的款式、面料及色彩、纹饰等都有细腻的描绘。他还观察了社会底层女性的服饰特征——如花艇上的妓女、仆人等：“年轻漂亮的歌手头上戴着花，她那被网织起来的头发先在耳朵上聚集起来，然后像渡鸦羽毛般地散开在头后面。她上身穿着件装饰着黑色的玫瑰色褂子，长至膝盖，下身穿着件带有小褶皱的蓝色裙子。”“仆人穿着朴素的衣服，一件蓝褂子配宽松的裤子；她们穿在鞋子里的脚是天足，鞋底很高，呈被截去顶端的、倒置的圆锥形状——也就是说，最窄的部分着地，以致看起来她们好像踩着高跷。”

除西方人的手记之外，现存不可忽略的文献资料还包括广东本土文人的诗词、文集，如竹枝词。竹枝词是以白描手法描绘社会万象的记事诗体，它所反映的各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层面都极具广度和深度，因而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可作为正史记载的重要补充。清代的《广州竹枝词》《羊城竹枝词》中就有不少关于当时服饰文化形态的记载。例如铨伯竹枝词中描述了西关大户人家小姐的时世妆扮：“妆束趋时出大家，长裙短袄小皮靴。销魂最是风兜髻，斜插金簪押缎花。”胡子晋竹枝词说到当时的家庭纺织，以及广府人在服饰上排斥洋货的情况：“土布人家有织梭，女红岁月讵蹉跎。年来一事尤堪慰，丝袜通行国货多。”鲍珍的竹枝词中，则描述了一口通商时期广绣出口的盛况：“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作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依市门。”这些简洁明快的描述，透露了有关服饰风尚的各个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业生产与社会经济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广府平民穿着红皮木屐的情况。与外销画“整木屐”相对应，几位清代文人的文集中都有相同的记录：“粤省妇女多天足”，广府平民妇女缠足之风不盛，反映在穿着木屐之上。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专门记录：“今粤中婢，多著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著之，名之日散屐。”张渠《粤东闻见录》亦有详细描述：“粤地古称裸壤，今则彬彬乎衣冠文物矣。然乡村男妇尚多跣足行路，城镇则喜欢穿屐。屐以抱木为之。抱木生水松之旁，与松相抱若寄生然。甚香。质柔弱，不胜刀锯。乘湿夸之，易如削瓜；既干而韧，不可理也。土人名为抱香屐。男女多散足着之，无冬夏晴雨皆然。闻士夫亵居亦雅尚此，山县子衿见师长止穿拖屐，习尚然也。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屐，东莞尚花绣屐，潮州尚拖皮散屐，以轻为贵。昔谢鲲谓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若粤人于屐，盖不可以两计矣。吴非熊诗：‘居民晴着屐，市女夜簪花。信哉。”

有关“一口通商”时期广府服饰文化研究的资料方面，无论是实物还是文献，都满足以不同学科的视角开展全面的考察，还原服饰文化与文化整体生态之间的血肉关联：以传世的服饰文物，结合文献资料，可详细测绘及复原服饰的结构形制与面料；可查考纺织、印染、刺绣、剪裁、缝制、补缀等工艺；可查考服饰的穿着使用礼仪、洗涤方法、晾晒保存等实用细节，进而推测生活卫生的情况；可查考以服饰形制所表征的等级、礼仪、风俗等，进而阐释穿着者的社会地位，教育情况、职业与婚姻状况等；可查考地方在服饰的原料生产、织造等行业的发展情况；可查考与服饰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消费情况等，进而推断背后交错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

服饰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细微变化，总是及时地折射到人们服饰文化当中。因此，对服饰文化的整体观照，可以管中窥豹地反映社会、历史中错综复杂的现象。因此，对服饰文化的描述，可以是丰满、立体、多层次多角度的。服饰史的研究也未必是居高临下的“宏大”主题或只专注于服饰自身的元素，它可以是自下而上构建社会记忆的载体。因此，在这样的思路导向下，首先需注重研究视角的“整体性”，从内在视角重新“发现”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更好地认知过去的历史，理解所生活的世界，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并引起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