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畔》的漏洞及其观念问题

白 草

严歌苓似乎特别善于抓题材，而且迄今为止她的大部分小说作品存在着一种过于明显的模式，即一个被着力刻画的女性，加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或现实主题，后者甚至不能说是某种背景因素，仅仅起到调味作用。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与革命，《第九个寡妇》与土改运动，《陆犯焉识》与知识分子改造，《妈阁是座城》与赌城等。植物人题材显然是严歌苓的又一个新“抓点”：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护校毕业生万红被选拔出来，担任一个英雄连长的“特别护士”，这位英雄在排除哑炮时为保护战友被炸成了植物人。在所有的人包括主治医生、英雄的妻子等都不抱希望时，万红却从植物人眼皮闪动上，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强硬的证据，此后她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证明那个眼皮跳动的重大意义：英雄不是植物人。这就是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床畔》要告诉给我们的故事。

《床畔》初名《护士万红》（原载《收获》2015年第2期）。不管有多少读者喜欢严歌苓，也不说批评者怎样急切地为一部发表时间只有数月的小说叫好，都无法掩饰其中一处过于明显的、致命的漏洞。全书凡十八节，还有一个“尾声”，情节发展到一半时，护士万红已经被写成了一个忠实的情人。其时她给植物人张谷雨念了几封书信，然后揭开他身上的床单，寻找被蚊子叮咬过的部位以便及时排毒，否则皮肤上的疹块会溃烂：

她见他的身体比几年前高大伟岸，肌肉仍然棱角分明，只是上面覆盖的脂肪比过去厚实。两片扇形的胸大肌向肩膀展开。似乎这个躯体从来没有完全松弛过，筋络和肌肉始终在运动，刚刚放下肩上的一部钻孔枪，或刚刚吹完一声长长的哨子。

这是1979年的6月份，外面下着大雨，眼见一场洪灾即将降临，护士万红或者说情人万红正给她的“谷米哥”左胯伤口涂抹药膏，此时距1976年初夏英雄张谷雨入住医院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一个植物人不言不笑，不能自主吃喝，大小便失禁，完全依赖护理才可维持生命，卧床三年之后其身体依然“高大伟岸”，肌肉“棱角分明”；如果说这种违反医学科学常识的描写让人吃惊不已，那么，更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叙事者通过护士的眼睛再度见证，这个植物人不仅仅现在身体健壮、似乎完全没有松弛过，而且比三年前还要“高大伟岸”。这个情节漏洞当然是极为低级的错误，属于典型的硬伤，一望便知。

王蒙先生于四十年前就指出过，一个细节上的失误会引起整个艺术世界的垮塌，他的这段话值得摘引出来：

如果你稍不小心，如果你在日期上、年龄上、季节上、地点上、场合上、日月星辰上、服装道具上、一个脸色或一根头发上有一点粗疏，有一点错乱，有一点任意“乱点鸳鸯谱”，有一点不郑重、不严肃、不负责，就会使乾坤逆转、日月颠倒，就会引起你的那个艺术世界的地震、雪崩、泥石流，甚至天塌地陷，使你的那个艺术世界像淋了雨的纸房子一样地垮成一摊烂泥。

有经验的、优秀的作家，一般不会出现带有硬伤性质的情节失误，自不待言。情节上的漏洞往往与小说的主旨或作家的情怀有关，也即小说观念或作家情怀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才导致诸种失误或矛盾出现，而作者却浑然不觉，竟还自以为得计。《床畔》写的是植物人，它的主旨却在用力证明一个结论：植物人不是植物人。护士万红无私地投入了自己的青春、生命，就是证明这个植物人被“冤枉”了，他不是植物人：因为他的脉搏在跳动，他的眼皮在微闪，他的血液在循环，特别是他能以外人不察的方式撞倒输液架以“报警”，这一行为便成了一个过硬的证据，“戴了这么多年的植物人的帽子，终于在今天晚上摘掉了——因为他打翻了输液架”。小说关于植物人症状的描写，不出媒体所传播或大众日常所接受的知识范围，只是以形象的方式演绎了一遍目前对植物人的一般认识或印象。汇集种种信息，足可见出小说的反科学主题，在科学与人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对立关系：足够的人情关怀是植物人恢复正常状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对立关系则限制了小说的想象空间，不可能提供哪怕高出于一般社会常识的、多少有点新意的认识。与此相对应，小说在细节层面和形象层面上，必然要把护士写成情人，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对1976年的中国少女来说，多年灌输的英雄崇拜观念，可以使她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仅具生物学意义而毫无情感交流能力的植物人。但是，别忘了，英雄的光环终究会褪色，所以在第五节中，英雄角色悄然地被置换为“好人”——“那么好一个人，你怎么忍心让他受那样的痛苦呢”。然而，“好人”植物人并不足以构成足够的说服力。还有职业信念，问题在于，护士的职业责任仅限于日常护理，护理一个看起来永远都无法醒过来的植物人，任何饱满的信念也会一点点地被磨损殆尽。那么，最终只剩下了情感维系，护士和植物人被描写成了情人关系。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床畔》表面上描写植物人，其实是在写爱情故事；爱情故事被写滥了，要另辟蹊径，写得他人未曾道、此前不曾有，和植物人的曲折爱情故事，有哪个当代中国作家写过呢？

情人、恋人，至少需要二者间调动特殊的敏感、激动。年轻的少女面对此前从未晤面、目前不能交流、此后更不知会出现何种前景的植物人，由于英雄崇拜观念和职业信念的驱使，将内心莫名的力量转化为浓烈的情意而爱上植物人不是不可能的。但此种关系绝对有尽头和限度，不论少女的爱有多强烈，她终日面对的只是一个眼皮间或一闪、嘴角偶尔冒出小泡的植物人，他比玩具更单调、乏味，他们之间没有交流，而交流才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关系的基本因素；植物人，事实上是对活人耐心的严酷考验。可是，《床畔》不仅没有写出那种令人绝望的单调、乏味，也根本未触及那种对相关之人日复一日严酷的、近乎于磨折的考验，反而把少女护士的爱写得一日浓似一日。那么，我们现在也终于知道了，《床畔》不单写了一个和植物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写的是一个畸形、变异、重口味的爱情故事。

小说最出彩的地方，当然是护士万红上演独角戏，第五节末尾，万红不能把持地叫了病人一声“哥”，从而改变了二人此前的医患关系。此后，该护士一直在轻声、柔声、曼声地呼喊着“谷米哥”，于床畔秀恩爱。或许有些读者读至此处，已泪花闪闪，不能自已。深情地呼唤，这不是作家用心想出的细节；不幸而有植物人的家庭，母唤子、妻唤夫的感人事迹，不时见诸报端媒体，作家不过取用了现成的社会题材。有意思的倒是植物人竟然能够回应一种呼唤，眉心抖动一下，“一层黯然神伤掠过他清澈的眼睛”；更有意思的是，护士万红发现植物人不仅有遗精，而且言之凿凿地写道，夜中勃起一二次，“性活力”更接近于一般性欲正常而无配偶的中年男性。一方轻唤，另一方若无回应，则显见没有故事可讲；为了故事，哪怕他是一个植物人，也必得要他作出反应。据一本出版于十几年前的医学著作，植物人对有害刺激会出现哼哼、呻吟等反应，或看到亲人及听到亲人声音时也会流泪，这些表现仅能说明病人开始恢复意识，但他们没有“情感反应”。以此作为参照，《床畔》把植物人的“意识”活动当做“情感反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缺乏或无视基本的科学知识，以人情作为标准涉足科学所覆盖的领域，以想当然的心态和对盲目意志力量的迷信，貌似要写得更具人情味，结果却是不近情理。没有情感反应的病人，却能勃起、遗精，而且其性能力接近一个性欲正常而无配偶的中年男性，这不是反科学，又是什么呢？

究竟是怎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得少女奉献出青春，爱了没有情感反应的植物人？《床畔》中一定会有答案，而且答案不只一个：他是英雄，是好人，还要再加一个道德上的保证，即这位英雄植物人是个被遗弃者，他的结发妻子只要逐月领取他的工资和补助，不愿担负妻子应尽的照顾义务；更有甚者，该女性竟然和医院烧锅炉的工人偷情苟合，成为丑闻。这种写法虽颇近滥俗，却以妻子道德上的污点保证了情人角色的合法性、合道德性，向周围有关的人、亦向读者显示，把护士做成了情人实属出于不得已。为了强化情人角色的合法性，获得更多道德上的支持，小说不惜以极端歪曲的情节，将主要人物与其周围人物截然区分：植物人张谷雨追悼会上，只有万红一人痛哭流泪，其他人包括亲属、朋友等，无动于衷，有的竟至于笑出声来。以贬低他人的方式来抬高主要人物，或许也是“三突出”的残留观念在作怪，亦未可知。

无论英雄、好人抑或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对爱情而言，所有这些均为外在因素，不能代替爱情本身所需要的力量。在整部小说中，可以找出种种外在理由，却找寻不出一条内在的、本质的理由，证明护士爱上植物人是应该的、不得不爱的。实际上根本找不出这种理由，因为让护士爱上此前从未谋面的植物人，本身就属向下的想象力，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臆想。小说第一节末尾，作家却给出了一条看起来非常充足的理由：有个刹那间的目光相遇。她心跳得咚咚响。能算数吗？人有时跟画上的人也有目光相遇的刹那。要到许多年后，当旅游者把万红叫做“最后一个嬷嬷”时，她才会肯定，最初跟张谷雨的目光相遇，是他们交流的开始。

就在万红直起身时，她看见张谷雨跟她

拿一见钟情、见了即刻来电的标准，写护士与植物人的初次相遇，更加印证了我们对小说的判断，即作家从一开始就要把它写成爱情故事。然而，她在表面上、在形式上偏偏写一个植物人，也就是植物人其名，爱情其实，这种标准错位、价值错位的写法，恰如前引王蒙先生所说，是一种错乱，是一种粗疏，是一种“乱点鸳鸯谱”。总之，就是一种不严肃。把一些东西、一些事物人情化、爱情化，在赚取读者眼泪和同情的同时，必然会粉饰一些严酷的现实——植物人大小便失禁问题，这本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却恰是小说回避了的，无一字提及，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一概为不靠谱的护士恩爱秀。

植物人是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会性话题，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上，时常可以见到相关的报道和探析。这种报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它们并无多大兴趣关注医学科学的前沿成果，以及研究趋势和走向，而把兴趣点集中在一种模式上：用亲情唤醒植物人。其实，某个家庭一旦真的有了植物人，他们的家庭结构关系、社会关系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在医疗保障体系远未臻于完善的环境之中，有多少人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机会、幸福、命运等砸了进去，赔上半生或一生。有责任心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严肃自律的作家，在没有做好诸般调查、体验工作之前，一句话，在没有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前，是不可以轻易触及此话题的，因为一旦开始写作，他所见所闻的，将是深深的、言语很难表达的悲伤和哀痛。在某种意义上说，植物人题材本就是一个禁忌。可是，这一禁忌对严歌苓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不存在的。严歌苓是一个高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以跟风、迎合为能事的作家，只要社会上出现某种风向，或某种话题引起关注，都会马上抓住，立即写来，并迅速给出一个答案。《床畔》即是一个显例。但是，她所给出的答案，是甜腻而有毒、舒适而有害的：年轻的护士，拼出一生去服侍一个实不相干的英雄，从青丝满头的少女熬成了一个白发老妪，英雄死了，她也老了。而在小说最后一段，又一个英雄的植物人出现时，该护士主动请缨，再次参加医疗队，且看这里的失误、漏洞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护士万红刻骨铭心地爱了一个植物人，“这样的私情没有旁人的份”，可是其人尸骨未寒，转眼间又极度亢奋地去追寻另一个植物人。这算什么？无非一具木偶而已，仅仅体现了作家的观念。所以，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小说中处处流露出的观念：让普通护士赔尽一生还不够，还要在其老境已至时再去服侍另一个英雄，然后回赠她一顶廉价的“英雄”牌帽子。鼓动普通人把自己全部地、无私地奉献给一个英雄，骨子里正是对普通人生命价值、人生权利的蔑视，这种有害观念又借助了爱情、亲情的方式播散开来，不仅不会令人起疑，反而让人感激涕零。借用尼采说过的话形容此种观念是再恰当不过了：大毒使人死，小毒则使人感到舒适得像做梦。此之谓也。

注释：

[1] 严歌苓.床畔[I].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2] 王蒙.王蒙文集·你为什么写作（第21卷）[I].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75.

[3] 张国瑾主编.持续性植物状态——植物人[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24.

[4]［德］尼采.尼采著作全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