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电视剧创作述评

李跃森 李勇强

纵观2014年的电视剧创作，我们显然能够看到政府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与需求旺盛的艺术市场对电视剧生产、播出的强烈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2014年的电视剧创作呈现出数量相对稳定，各种题材、风格、样式的作品均衡发展的态势。在此年度，由于政府的提倡和指导、国家出版与广电总局政策的及时调整，前两年风靡一时的谍战剧、穿越剧逐渐淡出荧屏，抗战剧似乎也呈现后继乏力的征象。同时，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数量显著增长，占据了荧屏最突出的位置，这一方面显示出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贴近当下正逐渐成为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电视剧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与走向成熟。从创作类型来看，电视剧类型化的特征更加鲜明和丰富，并且在不断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剧、家庭伦理剧与都市情感剧带来了新的亮点。与此同时，曾经浓重的低俗、戏说之风得到了明显的遏制。电视剧在反映时代生活、团结鼓舞人民、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成为和谐文化建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电视剧创作的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的呼声与要求更为紧迫。同时，党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决策，也为电视剧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内在助力。这些都为2014年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此外，网络传媒、视频网站、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向电视剧领域的强势进军非常值得关注。比如网台互动的新型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产电视剧的创作与播出。综上所述，电视剧创作的外部环境呈现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态势，这对2014年的电视剧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环境下，从电视剧创作实践的角度而言，本年度电视剧在思想、艺术、制作水平上都有显著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需求，成为电视剧发展的强大内推力，而电视剧创作的艺术实践本身，也体现出时代进步所具有的勃勃生气和进取精神。讴歌时代、反映人民的心声、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和精神历程, 成为响彻荧屏的主调。

一、占据主流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2014年，现实题材电视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两个年份。与其他两类题材相较，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数量最多、市场份额最大，占据了荧屏主流。此类电视剧描摹人生百态与时代氛围，在丰富的现实社会背景中映现出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境界，从而折射了当代中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透露出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层思考。这是本年度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第一个成就。

表现当代社会世俗生活及情感历程的《父母爱情》是一个范例。《父母爱情》以当代儿女的视角回味情感记忆中的父母爱情，剧中故事上溯至上世纪5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当下。该剧并没有着重于历史风云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笔触轻柔地放在了历史况味中的世俗爱情中。对于当下追问爱情意义的年轻一代，该剧提供了耐人寻味的隐喻和启示。同时，家庭伦理叙事也表达出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努力弥合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差异，传递了相互理解、信任和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似地，以钩沉当代历史情感为宗旨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还有《原乡》《我心灿烂》《爷们儿》《养父的花样年华》等剧集。

《原乡》对于素材的提炼及创新具有启示意义。它取材于台湾老兵的离乡生活，巧妙规避了较为敏感的国共两党的政治历史纠葛，将焦点对准普通人的思乡情感。难以回乡探亲的洪根生、岳知春等人，怀着浓浓眷恋的思乡之情。从台湾岛上的眷村，到隔岸相望的大陆，两岸的隔绝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死别的伤痛，还有生离的苦楚与凄凉。剧集中以意象呈现的江西婺源的大樟树、山东的关帝庙、山西的梆子、福建的闽剧等，都是老兵们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心灵寄托。思乡、乡愁等情绪一直弥散在整部剧中。《原乡》所构筑的“乡愁”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与宏观视野，指向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

概括而言，《我心灿烂》主要讲述了一幅古画、一句承诺、两代人、三个家庭和一生坚守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南方某城的一个小宅院里生活着赵、叶、彭三家人。作为一家之主的赵方圆是赵家的灵魂核心，他受家父嘱托保存叶老的一幅画，并承诺一定物归原主，于是踏上了漫长的信念坚守之路。随着岁月流逝、年代更迭，面对同一幅画时，不同的人的行动及选择清晰地表露了他们的内心。该剧所构想的情境如同一把标尺，不仅测量着剧中人物，而且考量着当代观众的道义与良心。“岁月经年，我心灿烂”，不管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坚守诚信、道义，心灵的阳光就会灿烂，我们的生活也会随之五彩斑斓。

无独有偶，《养父的花样年华》也是一部无声绽放的亲情戏。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细致描摹了养父郎德贵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自养育孩子并毅然抚养三个遭到抛弃的非亲生子女的感人故事。养父郎德贵，性格倔强、不苟言笑，但内心善良、嫉恶如仇。他以父亲厚实的肩膀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了一片蓝天。与郎德贵有着重要关联的三个女人，同样是被赋予了特殊感情的典型形象，她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流露出历史时代中的人世悲欢、冷暖。此剧将这些亲情、爱情与友情巧妙编织，谱写出了一阕引观众唏嘘不已的悲欢之歌。

《爷们儿》则是一部年代跨度较大、人物形象众多且关系复杂的情感剧。剧中不仅有像李国生那样有情有义、敢于担当的爷们儿，而且还有围绕他展开一段段情感纠葛的女人们。该剧聚焦了“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与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展现了时代发展中人们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变化，以及道义与责任的坚守。该剧不仅表现了社会情状中的悲欢离合，而且着重呈露出情感与利益的博弈过程。亲情自始至终的守护、情感道义与利益欲望的权衡，使观众在见证剧中人的世事经历之时，触动了对当下社会的理性思考。因此，该剧传递世间正能量，鼓舞人们相互信任、勇于担当的思想主旨成为吸引观众的核心要素。

2014年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在类型化的探索上成绩突出。巧妙结合类型剧的叙事方式，进一步开掘该类题材的潜能，是本年度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第二个成就。刑侦类型剧以《湄公河大案》《清网行动》为代表；现实题材的农村戏以《马向阳下乡记》为显例；现实题材的喜剧以《爱情公寓4》为典范。

《湄公河大案》以2011年“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为原型，但主创者巧妙地将现实素材与探案剧的叙事技巧相融合，将发生于湄公河之上的国际罪案抽丝剥茧地展现于观众面前，这是具有探索性的公安、刑侦题材的改编创作。此剧以国际化的视野叙述了由陈宝国饰演的“10·5专案组”组长江海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缉毒干警联合老挝、缅甸、泰国警方，坚决缉捕以苏沃为首的特大国际贩毒集团的故事。该剧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警方跨国出境、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破获大案的全过程，彰显了中国政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也展现了中国具有大国气度的国际担当与广阔胸襟。在人物形象方面，该剧塑造了以江海峰、高野、于慧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合作精神和尊严意识的中国警察新形象。在对我公安机关缉毒干警的形象描摹中，以个人情感与家庭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为副线来补充叙事，也从侧面丰富了人物形象，使其更为真实和感人，真正做到了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另一个值得记述的是农村题材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该剧以“第一书记下乡”政策为切入点，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中国梦”系列剧目。《马向阳下乡记》以相对轻松活泼的形式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现实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新发展的一个典范。该剧摒弃一度浓重的农村剧中的刻意搞笑、庸俗逗乐的成分，真正深入到农村生活的细节中来，从中挖掘最真实和最新鲜的幽默元素。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朴实憨厚的农民正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根基所在。这与“东北风”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如《乡村爱情7》《收获的季节》似乎有了差异，或者说，《马向阳下乡记》提供了该类题材创作的新思路——至少农村戏不应只有调笑滑稽的一种路子。此外，该剧也没有将叙事视角集中在农村地域，而是以城镇化社会进程为背景，结合城市和农村的两重空间表述农民心理，这开辟了农村电视剧创作的新路向。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我在北京，挺好的》。该剧严格来讲并不属于农村题材，但其出发点是农村人在城市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当然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这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中奋斗在国际化都市中的小人物的励志故事。乡村姑娘谈小爱孤身一人闯荡北京，经历二十多年的磨砺和打拼终于从打工妹成长为企业家。而她的亲姐妹，由于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使得两人面临不同的生活环境，从而拥有了不同的人生。但是，她们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爱情努力拼搏着，并最终收获了尊严与成就。该剧以谈小爱为典型，将人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到时代变革中的异乡人身上，展现了他们在都市中艰难生存、默默付出、勇敢追求幸福并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价值观的转变或变迁。“让人生出彩、让梦想成真”，剧中谈小爱艰苦创业的历程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梦”最真实和最贴切的阐释。

另外，较受年轻人追捧的情景喜剧《爱情公寓4》仍旧延续了此前的创作模式，它既呈现出情景喜剧的主要特征——以情景喜剧的构成方式、情节模式吸引观众，又包含了某种言情剧、偶像剧的因子——剧中人物追寻社会时尚、当下潮流的特质，体现了现实题材的喜剧化开掘。其中穿插的对当下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也是剧作吸引观众的符码之一。这些都体现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类型化实绩。

2014年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成就之三体现在对于公众话语的建构上。以电视剧形式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艺术性“解惑”，是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突出现象之一。“话题剧”以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热点现象为故事原型，直视当代都市人所面临的情感、物质、道德等各种问题，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映射于荧屏之上，继而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与思考。本年度电视剧辐射的“话题”较多、速度迅疾、质量上乘。其主要指标有：针对“剩男剩女”“老少恋”等男女情感的《一仆二主》《大丈夫》《裸婚之后》；瞄准伦理关系的《二胎》《半路父子》；以当下热点如“闺蜜”、“奇葩”为描摹重心的包括《我爱男闺蜜》《新闺蜜时代》《我的儿子是奇葩》等。“二胎”、“再婚”、“剩女”、“老少恋”等热点话题构成了故事的外在元素，而情感剧的内在本质使之很快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大丈夫》是将“话题”、情感剧与家庭伦理剧有机融合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情节设置巧妙、人物台词风趣精彩，稍带轻喜剧色彩。它将焦点对准了当前社会中渐入人们视野的“老少恋”、“姐弟恋”。在情节中，将以往轻描淡写的翁婿关系架构到戏剧冲突中，在展现当代语境中复杂变幻的情感关系时，也引发了舆论热议和观众思考。在社会转型期，人们情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了荧屏再现，折射出都市男女憧憬美好爱情却又心存情感焦虑的复杂心态。该剧情节明快、感情细腻，并未对人物冲突进行过多的渲染、也避开了善恶二元对立的窠臼，而是以轻喜剧的艺术风格将这些元素柔化，使观众在忧中带喜的叙事节奏中感悟生活真实，在体验剧中人物情感纠葛的同时生起对美好生活与情感的向往。

《一仆二主》是一部剧情和人物设置并不复杂的都市言情剧。借用意大利启蒙主义时代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剧名，创作当代中国“一仆二主”式的三人爱情戏！“仆人”杨树是一位老实沉稳的单身中年司机，而他的两位“主人”分别是雇佣他的“主人”——单身女老板唐红，以及他感情上的“主人”——相亲认识的大龄剩女顾菁菁。唐红“女王”气场十足，顾菁菁“女神”气质优雅，而杨树夹在两人中间左右摇摆，为观众奉献出一场场轻松幽默与趣味搞怪的情感故事。尤其是内涵丰富的幽默台词，在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同时也颇耐人咀嚼。剧中人物的这些调侃与自嘲中丰富和深化了主题——当下都市凡人在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面临种种困境与窘迫！该剧大团圆式的结局也鼓励那些背负情感困惑的受众，只要真诚付出、真情流露，终能成为爱情的“主人”。

话题剧《我的儿子是奇葩》《我爱男闺蜜》同样走喜剧风格。《我的儿子是奇葩》关注了当下“中国式逼婚”的话题。剧中的一个个“奇葩”儿子为了应付父母各式各样的逼婚，使出浑身解数。即使不能真正满足父母的愿望，也要极尽所能地哄父母开心。逼婚与被逼婚双方的你来我往与嬉笑怒骂，使整剧呈现出诙谐调笑的喜剧氛围。值得指出的是，该剧创作者在抒写“逼婚”这一社会问题中没有偏向于任何一方，既表达了父母一辈盼儿女早日成家立业的良苦用心，也呈露了儿女一代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对现实社会里大龄男女婚恋问题，以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该剧进行了一番艺术化的展现，也表达了两代人逐渐走向理解和包容的趋势，以进一步引发受众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我爱男闺蜜》则讲述了黄磊所饰演的婚介所资深专家方骏和陈数所饰演的叶珊，因工作结识继而发展为“闺蜜”，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随着剧情发展，剧中不同职业、性格，不同代际的女性表达出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与感悟。这应和了当下社会60、70和80后在面对感情时思维与行动的差异性、复杂性、多元性。不过，对于不同代际女性所遭遇的爱情困扰，此剧皆以轻喜剧方式加以化解。幽默台词频出，令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触动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综上所述，“话题剧”频现与社会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压力与群体情绪、公众心理呈现出某种集体症候，体现出社会多元价值的并存现状。“话题剧”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关注人的生存现状与情感变化，继而建构了当代社会的公共话语。

二、拓展深化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2014年度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量并不多，相较前两年甚至有所减少，不过整体上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具有题材开拓探索的新质素。这些电视剧试图摆脱此类作品创作习惯上的史诗性宏大叙事，而聚焦于人的层面、人的心理情感层面, 把革命家、政治家、英雄当作普通人来写，既尊重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又敢于剧情虚构与创作出新。从写“史事”到写历史进程中的“人”, 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大跨越，因为无论如何，对于人性的深刻剖析，才是审美创造的走向。这些作品包括《聂荣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陈云》《寻路》《开国元勋朱德》《十送红军》等。

党的十八大会议之后，对革命英雄人物的缅怀、对共产主义精神的传播推进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本年度该类题材的创作质量也有了提升和进步，《聂荣臻》是代表作之一。该剧尊重史实——将一代名帅的戎马生涯与中国近现代的党史、军史相结合进行叙事，避免了传记剧可能出现的“编年体”主次事件不够分明的问题，令叙事时间合理、情节富有戏剧性。此外，本剧试图规避重大革命历史剧中伟人形象塑造的不够细致倾向，还原了一位鲜活饱满、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聂荣臻形象，以聂帅本人性格内涵中的“厚道”为重点，描摹了他浓郁的人情味和受人尊崇的人格魅力。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陈云》也收获了观众口碑。历时七年的创作较为恢宏地展现了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七十年投身国家建立、建设的巨大贡献。该剧在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具有参考意义。陈云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奠基人，他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电视剧以此立意，同时兼顾陈云同志质朴的性格特征与百姓情怀。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艺术经验。

同具匠心的还有《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该剧巧妙地以“历史转折时期”为叙事时间，截取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时期为人物活动背景，展现伟人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作品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与细节，揭示了邓小平的性格与思想演变，呈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人格的全部丰富性。该剧在叙事风格上呈现娓娓道来的亲切性，一面观照当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一面以时代风云中的人物行动为主，通过具体的、真实的、感人的生活细节，展现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与精神气质。该剧择取重要历史人物的当代生活进行细描，由此也引起了这类电视剧创作特征的一些变化，这确实拓展了该类题材的创作。

本年度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优秀代表作品还有《开国元勋朱德》《十送红军》等。

历时八年艰辛创作的《开国元勋朱德》，第一次以纪传体形式生动展现了伟人朱德的一生。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一剧很好的把握了宏大叙事与个性塑造的关系。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自然地融入历史事件，展示出广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血肉丰满的史诗式巨构。其次，着力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与历史细节中描写朱德对信仰的执着和人格魅力，比如与昔日讲武堂同窗之间的关系把握等。其三，该剧尊重史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开拓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作品没有对蒋介石、陈独秀、李德以及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脸谱化的勾勒，而是真实地呈现其历史状态中的表现，并揭示其心理走向。这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正是因为这部剧有史鉴也有情怀，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时，再次创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收视佳绩。

此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仍有一些。电视剧《寻路》以1927—1932年间革命先辈们经过斗争和探索，最终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为核心事件，展现了这些革命伟人卓尔不凡的功绩。电视剧切入点小，视角平民化，描绘历史事件非常细致。在类型探索上，既着重“武力”政权争夺的战争事件，又大胆地融会了“谍战”元素，全方位地展现了近代历史的复杂情状。因此该剧在红色革命题材的创作中具有探索性。

为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而生产的献礼剧《十送红军》转变了革命历史剧“俯视”的宏大叙述视角，不执着于红军领导人与中层将领的行动，而从基层的普通红军士兵着手，以单元剧的结构形式，散文化地叙述了十位红军战士的战争经历，他们年龄不同、兵种不一、出身有异，但却扎扎实实地代表着红军士兵的人生境遇以及全体红军的精神气度。他们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与洗礼，不仅赢得了长征，而且完成了自我成长。从个体的、普通的士兵角度重述战争历史，使得戏剧冲突更为贴近观众，也能被当下受众理解，托举出的“牺牲”与“信仰”显然具有深意。这种融合军旅类型剧的叙述方式引领了革命历史剧创作的新趋势。

三、理性发展的历史题材电视剧

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在调整中理性发展、稳步前进，是2014年历史剧创作的鲜明特征。宏观而言，本年度的大多数作品都能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历史观进行创作，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追求时代精神与历史的遇合，探寻民族精神源头和民族性格、气质的传承，寻找历史中那些可能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事实加以艺术化，是本年度优秀历史剧创作的共同特征。

《北平无战事》是2014年度的历史剧力作。本剧以严谨、沉静的风格平衡了史诗化与世俗化的叙事，用较为出新的经济线索铺排出解放前北平浓重的硝烟味——在表面的家庭矛盾、官场争斗中暗藏的是家国民族的艰难选择。本剧以多维网状的叙事为特点，虽然庞杂却很有条理，以国民党铁血救国会和共产党华北城工部的激烈较量为主线，融入金融、谍战、反腐等元素，情节富有张力，其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更显得历史剧的丰满厚实。在人物塑造上，本剧以创造多面立体的人物为目标，尽力摆脱单一化扁平化的人物创作方式。具体而言，剧中人物如执着坚定的方孟敖、信仰至上的谢培东、崔中石，理想主义的曾可达、梁经伦，透彻明白的何其沧、方步亭，狠辣贪婪的徐铁英，张狂却富有人情味的马汉山等，夹杂在时代交替的历史潮流中，或因家国或因私利在人性的放任与克制中游走，从内而外地展现出人的多样情感。在艺术手段上，内心旁白的穿插为该剧增添了纪实、冷静的效果，凸显出历史正剧的风格。在制作上该剧以宽荧幕、精致化视听设计为观众呈现了良好的视觉效果。无疑，《北平无战事》是一部高品质的历史剧。

具有同样品质的还有《大河儿女》。登陆央视一套的该剧具有地域历史的鲜明烙印，将历史传奇、人物故事与地域文化巧妙捏合。剧情以制瓷内行贺、叶两大家族的“斗瓷”为矛盾主线，展现黄河文化历史中的灿烂篇章。烧窑、制瓷等民俗技艺传承久远，而黄河儿女也在动荡的时代变迁中选择人生之路。剧中出现的制瓷技艺、豫剧唱腔、黄河奔腾等以符号化的视听形式呈现，联结着人的生命状态。主要人物奋斗不息、投身革命的激情与悲壮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儿女仁义质朴、坚韧不拔的精神气魄。古老的技术烧窑制瓷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深邃而厚重的文化。

此外，具有历史剧特征的还有一些改编之作，其代表性的作品是：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由叶广苓小说《青木川》改编的《一代枭雄》。

由于同名电影的深入人心，电视剧《红高粱》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收视期待。从收视率、观众评价或商业收益三方面来看，本剧基本满足了预期目标。电视剧延续了原著中的“原始野性”与“生命内力”，将叙述视角转向了女性人物“我奶奶”。主人公九儿在直爽、刚烈、聪慧的特质上又增添了灵动的“烟火气”。此剧在原著小说上添加了三个主要人物：初恋张俊杰、大嫂陈淑贤、干爹朱豪三。他们代表了进步的知识青年、传统的旧式妇女与清廉的铁腕军人。这些人物在个人私怨一、家国洪流中挣扎，从而呈现了纷乱不一的社会面貌。该剧融合了家族剧、战争剧等类型中剿匪、宅斗、畸恋、抗战等元素，重新演绎了颠轿、出酒等经典片段，仪式化地铺排了底层百姓从个人到群体的旺盛精力。

另外，作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献礼片，本剧写出了以高密军民为代表的中国百姓从个体爱恨纠葛、家族利益争斗中走出，为国家存亡、民族大义而联合抗日的生命历程，弘扬了感人肺腑的爱国精神。应该说，电视剧《红高粱》成功地完成了艺术转化，从叙事结构及制作水平上，为名著改编电视剧建立了标杆。

同为改编剧的《一代枭雄》堪称开年之作。何辅堂的“雅匪”形象在民国年代剧中别具一格。在被历史车轮碾过时他不愿接受命运安排、毅然反抗，为了生计与抱负不得不从手握笔杆的新式文人转变为持枪之匪。电视剧视角独特，似乎在讲某种理想——执拗的知识分子建设新型风雷镇，为保护一方百姓免受日寇侵害。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军阀割据、党派纷争的民国风云中挣扎，民族困境与社会情状也于此间被展示出来。本剧虽避开了历史事实中的抗战与革命，却尊重了历史精神，融入近代历史中革除旧习俗、启迪新思想的命题，这开辟了近代革命历史剧创作的新路。

与近代革命历史题材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年度古装历史电视剧并不突出。由于电视剧文化环境的转变、文艺政策的及时调整，此前风靡一时的穿越类、戏说类历史剧受到了很大抑制。而历史正剧的创作在寻找观众认同上进入理性思索、调整深化的阶段。因此，本年度古装历史剧在质量上和制作上相对平淡。较为出彩是《舞乐传奇》以及《大汉贤后卫子夫》两部。

前者独辟蹊径，以历史剧创作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观念，在历史情境中加添江湖武侠元素，将古缅甸国向大唐献乐的历史以“历险”的艺术形式呈现，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与地域文化气质。在创作宗旨上，以历史中的两国交好表达了当代人对于地区结盟、人类和平的良好愿望。后者虽在本年度暑期档登顶收视冠军，但并未获得电视评论家认可。《大汉贤后卫子夫》中的人物与情节，并未在历史情境的规约下有效呈现，而更为偏向男女之情，其戏剧冲突不强，人物形象颇为平淡。

四、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其一，儿童电视剧创作的匮乏值得反思。儿童电视剧创作似乎陷入停滞状态，是本年度电视剧生产最大的遗憾。当然，近些年儿童电视剧受到多方面冲击，一直有创作匮乏的现象。前两年只有一部，而今年阙如，这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近年来中央及省市级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发展很快，播出内容主要是《喜洋洋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动画片。但少儿题材电视剧在这些平台难觅踪迹。从接受群体来看，8—16岁间的少年儿童并非只是沉迷于动画片，他们对情节复杂、人物形象突出的电视剧有需求。而儿童题材的电视剧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此类需求。换句话说，儿童题材电视剧的功能并不能完全被动画片所取代，它具有潜在市场。

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需要多方面努力。政府职能部门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目前儿童剧创作的落后局面是一个方面。而电视剧制作生产主体对于儿童剧的定位、认识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如何在文化市场已经成熟的体制中创作儿童剧，实现良性的生产与收益的平衡，同时兼顾少年儿童的心理需求，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行业内更多人投身到儿童剧的创作中，是关乎责任与未来的大事。

其二，情感剧的娱乐化倾向，是需要思索的问题。情感剧本应植根于当代生活，侧重人物内心情感、生命状态的揭示，以烛照当代人情感状态的多面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为宗旨。近年来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情感剧进一步走向娱乐化。诚然，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离不开消费，但只瞄准了消费与娱乐的情感电视剧却滑向了低俗、庸俗的深渊。比如《婆媳的战国时代》《乡村爱情7》等剧集。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婆媳，因为生活习惯、话语方式以及心理情感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充满争斗、不得安宁的家庭生活；由于看不惯对方的相貌、姿态或处事方式，就成为见面互掐、讽刺斗嘴的死对头，在涉及到哪怕一点利益上都不会让步。这些显然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为制造人物形象及情节的曲折，而刻意夸大情感错位甚至畸形心理，排斥健康的、自然的、人性的美好感情，是情感剧创作中亟需调整的。创作者顺手编织的“第三者”“出轨”“老少恋”之类的情节元素，仅为吸引观众眼球。但这类作品的内容与情节越是光怪陆离，对于观众来说就越是单调乏味, 因为它们千篇一律地重复着的, 归根结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说教, 灌输给人们一种有悖于传统道德的价值观、人生观。这类格调低下的“情感剧”宣扬游戏人生，追求纤巧和浮华, 加上对好莱坞商业片的拙劣模仿,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向新兴的市民阶层提供快感, 在庸俗与娱乐化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这些都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方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错觉。其三，电视剧媒介环境的变化需要创作主体及时跟进。

2014年电视剧市场的激烈竞争引发了媒介环境的变革。独播剧、自制剧等方式体现出这些变革。央视与湖南卫视共同出品、同时播出的《我们结婚吧》宣告了本年度各媒体抢占资源的复杂性。此前独播剧风光一时，自制剧则相对投资少、风险小。除此而外，定制剧也开始崭露头角，如《爱情公寓》系列情景喜剧的播出权由以东方卫视为首的四家电视台共同定制播出。从外部环境看，2014年度港台与内地合作推出的电视剧很多，《原乡》是例证之一。由于中国电视剧产业化模式渐趋成熟，影视业市场的发展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对港台乃至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大陆制作团队与港台团队的合作越来越频繁。这也导致了电视剧投资额的大幅攀升，其市场化考量更为精确。对于媒介环境变化，2014年电视剧创作给予了一定的反应，这有利于今后电视创作的借鉴与跟进。

尽管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继而调整创作方向，2014年度创作的电视剧还是收获了巨大的进步。现实题材的剧目更为出彩，为进一步的探索树立了标杆，也吸引了更广大的群体收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显现了题材拓展的潜能；历史题材电视剧一改曾经弥漫的穿越、戏说之风，向着历史正剧的方向稳步前行。进一步平衡市场需求与艺术个性的复杂关系，从事电视剧艺术创新的探险，是我们即将踏上的征程。

本刊评论员.2006年电视剧创作述评[J].中国电视.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