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灵为界

彭 俐

以心灵为界

彭 俐

对于文艺作品，文艺批评家们各有各的评价标准，各持一杆秤。以政治为标准看重立场，以经济为标准盯着票房，以社会为标准膜拜观众，以艺术为标准技艺至上。因此，一个符合学术学理的艺术评价体系的建立成为必要。

以心灵为界，是本人揣摩的一个艺术作品评判准则，曾经屡试不爽。这是自己通过多年、多种门类艺术欣赏经验的积累，以及从事艺术创作（诗歌、散文写作）所悟出的一个艺术批评的真谛。“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心灵做砝码来权衡艺术作品境界之高下，以心灵为界来划定艺术作品情感之真伪，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顿觉耳聪目明。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凡不出自作者心灵，且不为受众心灵所动者，伪艺术也。无论是阅读文学作品，还是倾听音乐、观看影视、戏剧、歌舞、绘画、雕塑……每遇不能触动自己心灵的作品，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价值忽略，以匠人之器物视之，非我艺术族类之“成员”也。在此，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与观赏者，二者动不动心，成为关键。

古人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心之为物，性灵所钟，可做检验艺术作品的试金石。因为，艺术（创作）以心灵为始，艺术（欣赏）以心灵为终。艺术是始于心灵、抵达心灵的一个完满过程。技艺可以迷惑感官，惟有艺术才能触动心灵。在艺术评价体系中给心灵应有的位置，就是给艺术本身、给艺术家和受众以应有的尊严。

以心灵为界，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之一的理由，可以追溯到时间与空间上很远的国度。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借其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谈到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熏陶心灵。他特别强调：“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

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柏拉图一样，在他的文艺批评著作《诗学》中，同样强调心灵观照现实与超越现实的主体意识与能动作用。他的模仿理论的核心主旨是：“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而这样的事只能是作者心灵的产物。他说：“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同人心息息相通，会产生比普通快感更为崇高的体验。”

同样，中国古代文化先贤孔子关于文艺批评的发言，似乎只有三个字最为著名：“思无邪”。这是针对诗歌所言，也可以理解为对更宽泛意义上的文艺作品的评价尺度。后人又将“思无邪”分别解释为“归于正”或“不虚假”，而无论正与邪、真与假，都发乎心灵，亦关乎心灵。

与孔子同时代的庄子，其文艺美学观念一如他天马行空的美文风格，关键词语是两个字：“天籁”。他在《齐物论》中描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天籁”是“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发生于己，息止于己，发动者还有谁呢）？”我们今人不妨将“天籁”视为心声。惟有发自心灵的声音可与天地之响呼应。

世界上没有比心灵天地更宽广的一门艺术，也没有比一门艺术更轻微的心灵。如果说人类的心灵是一个小宇宙的话，那么恐怕没有比一颗心灵分量更重的艺术作品。倘若超出了心灵的边界，那也就同时逾越了艺术的范围，势必会成为非心灵、非艺术之伪作。艺术与心灵之关系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以心灵为界的批评观点的支撑点，证据充足。明代文学家李贽，曾提出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振聋发聩的文学观念，即“童心说”。他所言“童心”，非自然人的童心，乃社会人的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再有，清代著有文艺批评集《随园诗话》的诗人袁枚，在诗界倡导“性灵说”。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他是在说，心灵之外无诗。后代学人，认为袁枚的“性灵说”与南北朝时期刘勰文艺观念一脉相承。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说：“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文学批评家王国维，曾创立词界的“境界说”。他在其著述《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本人以为，其所谓“境界”，实乃心灵境界也。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界限，科学以头脑为界，艺术以心灵为界。我们用头脑分析科学问题，叫做动脑；我们用心灵感受艺术作品，叫做动心。这也是科学与艺术之间最大的区别。动脑的科学家相对理性、冷静一些，而动心的艺术家则相对感性、热情一些。以心灵为界，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的学术观点，其理论根据有三：

首先，它是由艺术本身的属性所决定；其次，它是由艺术家品性的重要性所决定；再其次，它是由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艺术作品受众的天性所决定（即由他们的审美需要、情感需要与精神需要所决定）。

什么是艺术的属性？打个比喻：艺术是“属灵”之物。“属灵”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名词，但在这里却非常适用。“属灵”原是针对“属肉体”而言，两者形成对立关系，前者正可以引申为精神、意志、情感和思想所属，引申为人类的“小宇宙（即心灵）”所属。

进一步解释，我们之所以说艺术是“属灵”之物，还因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它区别于“属物”的一切物质。它虽然以“物”的形态出现，却显示“灵”的特征。它绝不局限或羁绊于物体本身，从而能从低层次的“欲界”上升到高层次的“灵界”，上升到情感与精神的层面，有时还能升华至形而上的境界。

“属灵”之物不必高高在上，却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同行。但它的尊严与格调不容忽视。它可以用金钱兑换，却不可用金钱衡量；它可以被权力利用，却不可被权力驱遣；它可以让受众愉悦，却不可让受众左右。

艺术家品性的重要性，系于艺术是“属灵”之物。

艺术家品性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品质。并由此，凸显了艺术与心灵关系之密切。

“文如其人”，诚哉斯言！通常，我们考量一位艺术家的心性，也就是在考量这位艺术家的才能。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艺术是教给人们真诚的一门功课。”中国有气节的文人江天一说：“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恐怕没有比从事艺术更要求从业者具有高尚人格与健全品性的职业了。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心灵质地常常就是其作品质量，有什么样的心灵质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优质或劣质一目了然。

正如刘勰所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自古代屈子以降，司马迁、陶渊明、阮籍、王羲之、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直到近现代的梁启超和鲁迅……锦绣文章总伴以磊落胸怀，绝妙诗篇皆出自赤子肝胆，非至情至性之人不足以言翰墨，无光风霁月之情操更遑论艺术才华？人品与艺品互为表里，天性与天赋并驾齐驱。所谓“舞弄文墨，高下在心。”

倘若我们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们个个品性端方，格调高雅，志趣不俗，社会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艺术产品，不会被所谓“娱乐至死”的风潮所席卷。世界著名的美国的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著《娱乐至死》（及《童年的消逝》），指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由于电视过分强调娱乐，使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的主要观点值得复述一下：“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将文化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舞台。”

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领域不呼吁以心灵为界，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沦为监狱的囚徒，或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样的结果，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前面已经谈到支撑以心灵为界的批评观点的两个依据：即艺术本身的属性和艺术家品性的重要性，下面说说第三个依据——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艺术作品受众的天性。

不难发现，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艺术作品受众的天性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神交与默契。它们共同的特点，主要体现于三个要素或三个向度：

一是求真，二是向善，三是爱美。

目前，人类对于心灵的科学研究和解释未见得完备，但是，还是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心灵，是一个生命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气质、欲望和本能，也包含一个人的经验、思考和判断，同时，还兼具一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

不可否认，人类较为健康、完善的心灵特性是——在信念上求真，在意志上向善，在情感上爱美，这一点，恰与追求真、善、美的艺术作品的特性保持一致。

我们相信，以心灵为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尺度，更是意在强调人类心灵生活的必要与重要。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总不能舍弃心灵而做到“诗意的栖息”。

面对今天的一些文艺创作、文艺传播领域的负面现象，我们深感忧虑，这也是提出“以心灵为界”批评准则的一个原因。我们亲眼所见，市场上流行的许多文艺产品是没有灵魂的制作，没有灵魂的制作只能算作器物，不能称其为作品。这样的“产品”没有血色，没有灵魂，虽然能够顺利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甚至赚得钵满盆盈，却最终不能进入人们的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

事实上，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的传播过程，必由两个部分组成：作用感官，深入心灵。作用感官容易，深入心灵很难。只完成前一部分，即“作用感官”的工程，是半截子工程，不算完工，只有同时将“深入心灵”的工程做好，才配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以心灵为界，千古有同调，且读唐朝诗人常建《江上琴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

让我们以心灵为界吧，在艺术上如此，在生活中亦然。以心灵为界，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内在情感、意志、精神和思想为本。

让我们以心灵为界吧，让心灵照耀的艺术永远闪烁心灵之光！

彭 俐：北京日报高级记者、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