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记忆的时空错位——重读白先勇的《秋思》

⊙ 文/ 刘秀丽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按其所言，是为了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和时代中人。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生活在台北市，可是他们的心里始终存留着对大陆美丽的怀想。他们眼中的黄金时代，不在当下的现实生活，而在过往的时空中。《秋思》在《台北人》诸篇小说中不属于特别显眼的一篇，女主人公华夫人也不是《台北人》群像里最光彩照人的角色。可是《秋思》的笔调隐忍节制间能做到开合有度，创作态度褒贬游移让人读后唏嘘嗟讶，华夫人的形象如此庸俗又如此高贵，恰恰能够体现白先勇创作《台北人》的意图。华夫人生活在台北的当下，却始终惦念着菊花特别灿烂的南京城的当年往事，由此构成现实与记忆的时空错位。

在两座城市间切换

华夫人身居台北多年，庭院墙东一角就能种下大片菊花，是院落宽阔的豪宅之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家里有车，雇佣车夫、花匠和女佣，可见物质生活之丰沛；家里种植台湾最上品的白菊，使用最高档的进口护肤品，每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准备衣着、配饰与妆容，可见对生活品位要求之高。尽管丈夫华将军仙逝有年，但华夫人仍然维持着相当阔绰的贵妇生活。虽然有一些太太们之间日常的钩心斗角，但华夫人其实已经安逸于台北上流社会的生活。如果不是凉风吹得人冷静，不是腐花的腥香偶然勾起她对丈夫、对南京城惊心动魄岁月的回忆，华夫人原本只愿沉沦在台北的温柔乡里。

与台北的靡靡不同，南京城热烈威武。整城的爆竹声震耳欲聋，老头老太又哭又笑，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迎接华将军抗战胜利班师回朝。夫妻二人挽手同行，丈夫英姿勃发，妻子秀美如花。华夫人的南京城是风华绝代的，南京城时期的华夫人也正风华绝代。可是丈夫仙逝，女儿远嫁，迁居台湾后的华夫人终归要走下云端，回到寂寞的日常。《秋思》就是一个庸俗的贵妇在台北日复一日的常态生活中，偶然不小心切换到南京城的频道，心里泛起对故乡的回味，对彼岸的乡愁。

白先勇常常强调，他小说中的故乡与乡愁是文化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人物在两个城市间切换生活，重要的不是他从哪座城市出发，上海也好，南京也罢，桂林也有可能，他们出发的地方就是中国，就是文化乡愁的起点，从此主人公就开始了对一个文化中国的念想。他们中，栖居台北的固然很多，留在香港的也是一样，去到纽约依然如此，不管居停在哪座城市，都是乡愁无法安放，过去难以割舍。即使主观上强迫自己忘却过去，但偶有现实的触动——这触点甚至只是一丝声音，一抹香味儿，一道气息，一片色彩——记忆的闸门就哗啦打开。不仅在大陆度过了美好时光的上层达官贵人会有文化的乡愁，即使底层民众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也会慨叹百乐门的厕所比夜巴黎的舞池还要宽敞些！“永远的尹雪艳”在台北仁爱路上的新公寓门庭若市，多数人也不外乎到这里寻找过往岁月的影子。在回味老时光、咂摸旧时事物的时候，记忆为它们蒙上一层温馨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叶圣陶曾在散文中写道：所恋在哪里，哪里便是故乡了。文化乡愁的情之所牵，不仅要落实到一个地方，更要落实到那个地方的人与风物上，唯有人与风物都与“我”有关，为“我”所恋，这样的地方才能叫作故乡，才是思念的落点。

在两个时代间穿梭

当华夫人将记忆的频道从台北切换到南京时，她进行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穿越，另一个时间维度发生的一切，对于当下的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那些过往时空所发生的事件，建立起这个眼前人的精神底色。如果没有对于南京的一段回想，没有那段黄金岁月所建立起来的精神的底子，活在当下的华夫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再庸俗不过的贵族中老年女性，每日只顾攀比外在的容颜，妒忌比她地位更煊赫的万夫人，我们很难对这样的华夫人产生同情与理解。

必须以南京城的过往为参照，才能够真正懂得华夫人内心隐秘的情感、欲说还休的心思，华夫人对万夫人妒忌、不屑、歆羡……种种情愫的杂糅，当然也有出自这类女性自身的小心眼儿与攀比心，但更多的却是源于身为抗日名将、抗战功臣华将军之遗孀的坚守和不甘。华将军的抗战行为所代表的那种价值是她所信奉的，华将军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就是她生命中最大的荣光和幸福。可是现在台北人居然对战后日本的一切都充满崇拜，万夫人的丈夫万大使即将出使日本成了无上的光荣，这样的现实困扰着华夫人。

这体现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变化。与很多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相似，白先勇早期小说中人物生活背景比较模糊，不拘泥于一个特定的时间或空间里，往往活在一种天气、气氛或场景中。在《台北人》里面，人物不再横空出世，而是从虚无的背景走向实有所指，人物生活在某个具体的年代，人所在的地理环境不仅可以被坐标，而且这个环境中的一切都是有内涵、有文化指向的。人成了有源头的人，被定位在国族和历史的坐标上，既有空间感，也有时间感。当个体生活在家国的背景之中，个人的悲苦往往是时代悲苦的见证，个人要承载起更大的时代意义，小我的体量就会增大，小我的内涵就会丰富起来。

谢有顺的小说观念可以解释白先勇的创作变化，他认为当代小说过于重视个人的点点情事，而缺乏个体如何在历史中艰难跋涉的痕迹，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只有和历史发生对话，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①《台北人》与白先勇几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集《纽约客》，为什么能引起更广泛的同情？华夫人、朱青、王雄、卢先生、钱夫人、余钦磊这些人物形象算不上完美的“台北人”，对所生活的现实环境过于苟且、退怯，有时让人愤愤不平，但读者终归不舍得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背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他们同时也在替时代受过。

现代人的精神风貌

袁良骏曾经撰文将白先勇和鲁迅并论，认为二人的小说在多个方面具有相类性，尤其在强烈的忧患意识、浓郁的悲剧色彩和人物灵魂的刻画上颇为相通。②白先勇确实非常关注现代人的灵魂世界与精神风貌，在历史的打捞中塑造人物的内在世界，这是与鲁迅一致的。与鲁迅明显不同的是，他常常把那些即将进入痛苦灵魂之境的人物从深渊中拉出来，适可而止地终止他们的追问和探求，不再进行深度的叩问和深邃的思索，一任他们向现实世界妥协。像华夫人这样的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丈夫的温存不再、个人的风头无两不再，唯一的女儿远嫁异国，她要将孤零零的自己安放在现实的环境中，委曲求全地向万夫人及其时代妥协，这是许多“台北人”的选择。

可以举两位作家主题较为接近的几篇小说来比较分析。白先勇早期小说《那晚的月光》和鲁迅的《伤逝》都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同居。前者的男主人公李飞云和后者的男主人公涓生都对现实的肉身怀有喜悦，李飞云得到余燕翼的身体之后满足于这种喜悦，而涓生得到子君的身体之后仍有不满足感。尽管子君的脸色红润了，但是由于精神世界上对子君的隔膜，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一死一伤惨烈收场。李飞云与余燕翼也是隔膜的，可是他们以肉体做牵引，安心做一对俗世的夫妻。《台北人》中的《冬夜》和鲁迅的《孤独者》都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主角。《冬夜》主人公余钦磊、吴柱国在五四时期乃扛旗之人，最终却将理想深埋心底，只想谋得一份职业以求生存；一个不愿意为五四运动做任何辩护，一个为挣钱还债而不肯把出国机会让给多年的挚友。白先勇笔下的人，许多都选择像华夫人这样将理想主义和灵魂的亮色深埋，只肯偶尔拿出来回忆观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为八十块大洋的生计而折服于杜师长，但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却将他自己逼上了穷途末路。他之不肯娶妻生子，他之吐血也无所谓，正是抱着不活的念想，这是一颗真正孤独到灭绝的灵魂。通过两组小说几个灵魂的对比，可以看出鲁迅的“过客”决绝前行、面对诱惑义无反顾的精神，在白先勇笔下不多。华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活下去的愿望太强烈，人物终归会向现实妥协。

白先勇止步于灵魂的深，与中国文化本身的气质密切相关。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感文化”，李泽厚在进行《中国的智慧》的演讲时首次使用“乐感文化”来形容以中国人为典型的文化群体。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和愚公移山可以作为这两种文化的注脚。石头推上去还会滚下来，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是无望的、无果的劳动，他是被迫接受惩罚。山不加增而人代代相传，愚公移山是有望、有果的劳动，他自有一股豪迈之气，他是自发的行为。愚公移山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的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中国人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反而非常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不舍俗世里的欢乐。华夫人在已经回想起华将军、已经找回灵魂之光的时候，却没有坚守自己的理想之地与万太太们分道扬镳，她太寂寞了，怎么舍得这群麻将精呢？和她们在一起能打发日子，为见面做头发、修指甲、配衣饰，见面后的暗自比较都能给她带来莫大的慰藉。

人物委曲求全地向现实妥协的精神风貌，也与白先勇对待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与他非常敬佩并学习的张爱玲一样，白先勇对待笔下的人物怀有包容的爱意，理解并宽宥他们沉溺于俗世欢乐的心愿，因此不愿意把人物往灵魂拷问的绝境上逼迫，尽量给人一条活下去的路走。鲁迅属于另一种类型，他把血淋淋的世界撕给人看，自己也不吝被撕开。正如他在《<穷人>小引》中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所以子君无法忍气吞声，魏连殳终归吐血身亡。鲁迅这样把人物往精神的绝境上推送，置于命运的不归之途。我们不必因为对小说人物灵魂的残忍，就认为鲁迅比张、白二人更残酷；也不必因为对人物的包容与谅解，就认为张、白二人比鲁迅更慈悲。他们都是对人世有爱的作家，鲁迅正因为爱得更加深沉，才会对灵魂的幽深做最不留情的剖析。鲁迅既不会给魏连殳一个生前死后的安慰，也不会给子君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张爱玲则可以让一座城市沦陷来成就白流苏的爱情，白先勇也可以让华夫人亲自摘下高贵的一捧雪抱在怀里送给万夫人。

注释：

①参见谢有顺：《文学如何立心》，昆仑出版社，2013 年，第81 页。

②参见袁良骏：《鲁迅白先勇小说比较论》，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鲁迅研究动态》1989 年第11、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