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行者旁观者——魏忠访谈实录

⊙ 文/ 晓 航

采访魏忠之前，我们在电话中沟通了好几次，言谈间，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既是一个企业家，又是大学教授，还是一位教育专栏作家，这种多重身份混搭的特质正好是我努力找寻的。

那天，下了飞机，魏忠来接我，我们先去了他供职的大学。校园很大很美，宁静的湖泊上，有学生在训练帆板。在校园闲走之际，谈起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他说这得益于中国的这一代人的共同拼搏奋斗，这也许跟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有关。说到这儿，他给我讲了几个历史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文天祥的。文天祥有三个弟弟，当元军进逼大势已去之时，他让一个弟弟投降，去养家糊口，照顾家族生计，让另一个弟弟去写诗，如果没钱了就去找投降的弟弟，自己则慷慨赴死。他说，中国士人身上其实背负了多重责任，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兄弟三个分别在魏蜀吴三国供职，几个人的孩子也是互相换着养，这样他们的家族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两个历史故事我没有听说过，历史往往有许多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侧面，魏忠随即告诉我，他其实教过很多年的历史。

第二天上午，魏忠和我如约在酒店外面的咖啡区聊了起来。

我是一九六九年生人，家乡在湖南永州，我们祖上是从江西逃难过来的，到了当地分为三大姓——曲、魏、唐，家族中有名人唐生智，他是我奶奶的叔辈。唐生智在南京战败后就回到湖南办学校，父亲读书的学校就是他办的。我父亲曾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哥哥也是。父亲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建筑部，后来去马里援非，回来后下放到河南省冶金建设厅。一九六〇年要建安阳钢厂，我父亲就去了，任职河南省第七建筑公司总工程师。我母亲是电工。我家里兄弟四个中有三个博士，现在家族中有八个博士。记得“文革”期间，有人在山里找到一批武器，拉回来炼钢，我们小孩子把冲锋枪挑出来玩，没有子弹，我哥就开始造火药，用枪打鸟，后来枪没了，我哥也自己造。他现在是科学家，做纳米管，连续十多年的高引学者，从小就可以看出他优于常人的创造力。我应该也是受哥哥影响，小时候就爱发明创造，自己造过电机、表什么的。我们的家庭组合很有意思，我爸是设计类，我妈是技能类，她能自己做收音机、电视机，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这两种类型的混搭。

我一九七六年上小学，就读于建筑公司的子弟小学。五岁左右我问父亲，长大之后我应该干什么，父亲说希望我们兄弟几个分别住在美国、苏联、中国，在中国的话就在北京、上海，你们可以当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我问为什么不当工人呢？父亲想想说，有些事儿会变的，不能光看现在。我记得父亲从未教过我什么，他对我的影响从来都是潜移默化的。我们钢厂后来考上大学的孩子父母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

小学上了五年，毕业时我哥已经上了大学，他不仅学习好还特别能打架。有一次，我坐在楼梯上玩，楼上一个小子犯坏，一脚把我从二楼踢了下去，我哥去找他，让他道歉，他不仅不道歉，还掏了把刀子出来，我哥说，你有种就刺我，他一哆嗦没敢，我哥就冲上去把他打倒了。中学时，我上了重点班，我们当地有很多好老师，校长把领导的孩子放在一二班，把学习好的放在三、四班。三年之后考高中要考安阳一中，安阳一中要求钢厂初中捐款，钢厂初中当时没钱就没捐，所以安阳一中就给钢厂初中限定了五十个生源名额。我中考考了第四名，但是安阳一中不给分配宿舍，我只好每天单程二十公里骑车往返，就这样念了三年高中。我觉得自己属于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但总能在最后三个月拼上去，这大概是信念问题，我觉得我们家人就应该行。

考大学时，考虑到出身钢厂以及就业形势就上了钢铁学院，读压力加工系。我在大学时想走研究的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考上研究生，被分配回了钢厂。当年分回去的毕业生比较少，有人来找我谈话，要给领导们的闺女物色对象。在大院文化里，领导的儿子一般当不了干部，女婿反而可以，因为没有什么背景的外地大学生比较会来事儿，过几年就能升上去。回钢厂之后，我一边在厂里干活儿，一边准备考研，参与一线的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让我见识了大工业，知道出了问题怎么想办法解决。

第二年准备考清华的研究生时，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我非常敏感，立马决定要去深圳看看。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他似乎早有预料，我们平时沟通很少，可每到重大决策前，我们都会交流。父亲给我介绍了一个姐姐，她在一家深圳建筑公司打工，让我去了找她，先有个安顿的地方。后来，我带了二百块钱坐了四十八小时的火车先去了广州，去之前我给广州花县的一个标准件厂写了一封自荐信，到了当地见过面之后，人家请我吃了饭，给我报销了火车票，就让我回去办手续过来上班，我很震惊，原来认为很困难的事儿怎么如此轻松？回来之后，我发现如果辞职的话，户口拿不出来，只得放弃后又去中山碰运气。找到中山市政府时，看到人事局长现场办公，当场批条子，把人才分配到各个企业报到，那生龙活虎的场景我现在依然觉得很震撼，后来，一个一起面试的人又建议我去深圳闯闯，我终于去了。

到了深圳之后，我找到一个有水但没电的地方凑合住着。华强北有个人才市场，我去那儿找工作，发现想要去位于二楼人才市场的队伍已经围着一楼的菜肉市场排了一圈，我实在进不去，因此也就没找到工作。

我曾拜访过一个父亲同事的儿子，他说，你不是天才，也不是蠢材，咱们都属于庸才，因此，我们不可能创造一个世界，但我们能把别人创造的世界改造得更好。我觉得，深圳有两种人，一种是了不起的人，另一种是自认为了不起的人，我是第二种。

那时，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有十二条路，从工业一路到工业十二路，一共有六百三十八家企业，为了找工作，我一家家找，一共敲了三圈门。第一遍敲时，我跟人家说，我是学轧钢的，没人要；第二遍敲时，我跟人家介绍，我是学工科的，还是没人要；第三遍时我就问人家，你们希望找什么专业的？结果，江西一个设计院在深圳开的第一家公司的总工见到我说，这小孩儿会计算机和轧钢，将来用得着，留下吧。于是，我被聘用了，我一开始的工作是画图，可是我手抖，画不了。一个月后就有人开始说我不行，我找到老板，跟他说，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编一套程序可以把那八个画图的人力都省了，老板说，那你可以试试啊。我于是三周没睡觉，开始编程，但是遇到了很大困难，我本身并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很多东西不大懂，于是就去华强北找那帮卖电脑的请教，他们都是学软件的，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我跟他们说，只要程序编出来，就买他们的电脑，就这样他们教，我学，终于把程序编出来了。于是，我的这份工作算是稳定下来了。可好日子没过几天，老板的亲戚来了，人家是专业学计算机的，他总想替代我，我压力很大，工作的时候就有意识地留一手。我知道他爱打回车键，所以就编了一个程序，只要按四次回车键代码就删了，这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也为我后来进入安全产业埋下了伏笔。

⊙ 安德烈·埃尔莫拉耶夫 作品5

后来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原来厂子里来深圳打拼的人，他们也找不到工作。有人撺掇我一起创业，说观澜那边有钱没有项目，我同意了。当时，有个外地人帮着一个村子搞了一个开发区，村长投了一千万，那个外地人招了一百多人，包括我们四个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后来这个人跟村长有矛盾被赶走了，村长就招另一些人来替代我们。有三十多个工人支持我们，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办新厂。可惜，我们迅速花光所有的钱之后，没找到新的投资，大家随即一哄而散，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失败了，所有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这是一九九三年的事情，不过，这也是财富，二十三四岁就有了管理经验，还经历了融资失败，值了。

我又开始找工作。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和人辩论，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听了就让我去他的公司看看。这个人是做贸易的，在深圳办了公司，一九九三年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多，他一顿饭就能吃一万八。我开始跟着他干，自此知道了怎么搞销售，慢慢地也想自己独立做业务。一九九六年我回安阳结婚，从深圳批发了一批百货回来，可是这十几万的货砸在了手里，只好回过头再去做贸易。那个老板让我开个分支机构，负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我由此赚到了第一桶金。当时，老板的手下有八个分支机构，后来公司出了问题，其他分支机构想算计老板，就我没同意。说一句不相干的话，三十多年来的亲身经历，让我觉得非技术能力更重要，情商、人品重于智商。

一九九六年，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开了一家电梯安装维护公司，一直干到一九九八年，主要是代理和安装东芝电梯，一台电梯能挣几十万。我们两人的梦想是，赚一笔钱之后就去读书。我赚到二三十万的时候，就在安阳买了房子，准备去读书。后来，我读了复旦大学的MBA，他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MBA，而当时另一个辅助我们的同学，一直坚持了下去，结果现在做到了行业老大。

一九九八年，我开始在复旦读MBA，同时在上海中远房产做房产总策划，用编程的方法来卖房子，结果三个月卖了一千多套，这个经历让我慢慢对房地产行业产生兴趣。

一九九九年，我们读MBA的七八个同学了成立一家“一元网络公司”，因为申花队的票卖不掉，导师叫我们给虹口足球场做个策划。在我们的努力下，“蓝魔啦啦队”诞生了，第一次活动时，我们找了穿着三点式泳衣的足球宝贝在球场上跳舞，我光着膀子，头绑布条拼命擂大鼓。

二〇〇〇年，有个做银行IC卡的软件公司想收购我们，我们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很快，我们的营业额就做到三四千万。可是此时又遇到了问题，董事会层面对经营方向产生了分歧，这一回我学乖了，跟董事长商量，我带一半人走，留下一部分人，后来剩下的这一部分人把这个公司做上市了。

二〇〇二年，另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接纳了我的团队，我们开始做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营业额从几十万做到一个亿，一直干到二〇〇六年。在此期间，我有了新想法，想从一个商人变为一个做技术的人，因此二〇〇一至二〇〇四年我又去上海理工大学读了博士，学的是系统工程专业。二〇〇四年前后，我的公司招了很多博士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但是他们解决不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业余高手，结果初中、中专毕业或者大学辍学的业余高手却能解决。面对这种情况，我把博士团队和业余高手团队组合，做行业标准时让博士团队做，做产品时就用业余高手。到了二〇〇六年，我还是觉得比较受限制，恰巧那段时间我父亲生病了，我就辞职去陪父亲。

这里要说一个插曲，我太太是我发小，学化学的，她原来在地市级的电视台做主持人，当面临去郑州还是去上海做主持人的选择时，她毅然选择了后者。到了上海之后，她在一家公司做前台，后来一路做到公司的总经理，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

二〇〇四年六月我太太要自己办公司，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公司，刚好此时我原来的部下也来投奔我。其实，我们开始办公司时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一些现实需求。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做学校的电教设备、投影机、多媒体什么的，我不断帮忙，慢慢就把自己帮进去了。

二〇〇七年我们决心好好干，我们不想只卖东西，想做一个伟大的公司。我觉得中国教育的问题太大，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当时，我有两个机会，一是去一所大学当行政处处长，另一个是去大学当老师，我选择了当老师，直到今天，我每年为了教学还会自掏腰包十几万。业务上，由于要跟教务处打交道，为了跟学校的人语境一致，我们公司的五个创始人都“被迫”拿到了博士学位。从二〇〇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我们的关注点在实验集成，就是想让设备用起来，我们把一些设备组合起来，做成一个课程，再把这个课程打包卖给学校，帮学校开一些课。到了二〇〇九年，苏州大学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了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他说，现在教育的症结是大家不做实验，这对工业界、医学界是灾难。于是，我们从二〇〇九年开始做软件，用物联网的方式获取行为痕迹。二〇一一年某大学校长对我说，我有一个困惑，你能告诉我学校的哪间实验室一年到底开了多少次吗？如果能得到类似的信息，我就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了。我听了，深受触动，就花了五六年时间把校长说的这件事做好，这期间公司非常难，我们是靠炒房子撑住的。后来，我们得到了真实信息，实验室的使用率不到百分之十五，而上报的往往是百分之九十。

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去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在此期间，考察了一百多所大学，更坚信自己是对的，一定要让学生动手做实验。二〇一四年公司改制，全面转向物联网软件，自此一直做到二〇一八年，这是一个快速扩张阶段，其间我走遍了中国五百多所大学，推广、演讲、写书，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的教育方法也成型了，可以用“顶天，立地，在人间”来概括。我在苏州、南京、西安、珠海、天津等地开了五家分支机构，一年出差两百多天。不过，二〇一八年公司还是遇到了问题，个性化的需求造成了产品的不稳定，于是，我们就把所有产品合并在一个版本里，这种方法在复旦大学的尝试中初见成效，我们的新产品十八天就上线了，之后我们又在十几所大学尝试，都是半个月完成上线。

魏忠住在一个优雅的别墅区，家有三层，空间阔大。关键是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庭院，一草一木都十分精致，他说这些草木全部是他自己精心栽种的。下午，我们来到魏忠的家，换了一种谈话方式，不再按照时间线谈经历，而是更有针对性地就某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谈。

一、教育理念

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叫作“鲁班楼”的网站，它是一个教学平台。我们培训公司的员工要让他们上一百多门课，未来企业就应该是一所大学。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最好的资源给学校，他们的回答是，人脑是计算机，教育是改造世界的信息模板，这对我很有启发。我后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教育理念，我认为教育的至高期待应该是：顶天，立地，在人间。具体说，就是资源顶天，活动立地，体验在人间。我利用独创的“比特剧场”教学，“比特”代表信息系统，“剧场”意味着要去真实地体验。由此，建立一个全时空、全自动、全信息、全智能、全掌握的“五全”教育操作系统。这十几年，我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为各个高校提供了许多软件。

二、商业史

我教过中国商业史，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总是对现实视而不见，比如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些非常有特色的商业案例。再举个例子，一个苏北的装修队有七个工种，一般包工头都是木工出身，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组合？我们的教育应该力求还原现实，应该向学生们展示现实中人们的团队合作和竞争的能力；但这些年电视剧的两大题材——宫廷剧和谍战片，反映的却是打情骂俏和尔虞我诈的能力。

三、创新中国教育

我们想改变中国教育，不知道能否实现，但我们在坚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行动不断让客户相信我们的理念，这是正向激励，实现自我预言。我们做的实验室智能管理系统，现在已经成为各高校的必备系统，虽然单个设备国外也都有，但是我们能把所有设备的数据打通，做成一个大数据校园。

四、企业家与倾听者

做企业真是九死一生，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很多情况下就没有理由坚持下去了。我觉得成功都是偶发性的，只有没有道理的坚持才能成功。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往下走呢？一般来讲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比如情感、团队、梦想。遇到事情就解决事情，没事儿的时候就靠情感维系，英雄是讲感情的。那些靠自身能力活下来的企业家其实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没正能量撑不下来，因为事情太难做了。

还有一点，英雄和企业家都需要倾听者。比如，我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会碰到很多不好解决的问题，那么你的这种访谈恰好给了我一个诉说和被倾听的机会。强者要面对一次一次的危机，其实从心理层面是需要倾听者的，好在我自己学会了写作，写作的过程就是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五、公司的员工管理

现在人才都比较短缺，那如何找人呢？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一定要和大学有联系，保证员工来源。我们公司的基层员工都是刚毕业的，要像对待一张白纸一样培训他们，培训时按照知识、技能、体验三个方面来做，这样可以保持公司文化的一致性，经理阶层一般都是找有工作经验的。

我把公司不同的员工布置在不同地点，上海负责创新，苏州负责个性化开发，西安负责产品开发，珠海搞项目开发。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五个分支公司协力，养成一种远程协作的文化氛围，并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多项技能。

我们公司员工的流动性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员工待一两年我就很满足了。员工要走我绝不拦着，十五年来没有一个员工离职时跟公司闹得不愉快，交接都是很轻松的。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系统特别考验战略耐性，我们搞员工培训的夏令营和冬令营，每年三个月，坚持了十四年。很多公司不愿意培养人，因此不可能走向壮大。

六、公司里的情感危机

我也遭遇过许多情感危机，比如把自己的研究生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户口都给他办好了，可是公司遇到困难时，他就转脸不认人，不辞而别。那些对不起你的人往往是最决绝的，他们一般也不会再理你。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普遍的企业组织现象：一次次危机是在锤炼做企业的人，是把人逐渐变成铁石心肠的过程。大多数人是无情无义的，如果你的付出是一百，能得到一的回报就要感激。绝大多数人没有责任感，也顶不住压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知，就成为不了关键少数。

不过，最终还是要相信他人的，如果你不相信，一切就是无解的。在关键时刻，好人才是英雄。真正负责任的人都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只有悲观主义者才能承受一切不如意。

七、商业与情感

有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能跟亲戚、朋友一起做公司吗？有人说，那样最终一定会伤害情感，可我的回答是，做企业太难了，往往最后就剩下自己人了，最后能够与你共患难的才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况且你跟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搞不好关系，还能跟谁搞得好？国外一位著名的创新企业家曾在一本书中说，做创新企业一定要跟交情深厚的人合作，这个判断我非常同意。

八、如何观察创业潜质

大学里那些最没钱却最爱抢着买单的人，是愿意挑战自己最没能力一面的人，他愿意维护场面，这其实就是企业家素质。这些年，社会上鼓励创新创业，我们这批“老派”的人，拿本来应该购买生活资料的钱来扩大再生产，扎扎实实地做，这具有真实的创新属性。作为市里的科技创业导师，我每年看几百个创业项目，现在媒体带给大众的印象就是，一个好的点子就能获取一笔风险投资，从此一帆风顺，这令我相当担心，我觉得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不经过千锤百炼是无法达致创新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就是一切靠打拼，没有捷径可走。

在访谈的最后，我照例问了魏忠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

一、你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做企业的人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要把自己打扮得跟别人一样，这样才能让别人接受。我是个极其保守、严肃的人，而且比较另类，我总是从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一般人是从某一点出发。我自己有三重身份，学者（老师）、行者（商业）、旁观者（作家），所以我就有三个角度。另外，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普通人、拥有低级趣味，也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我能承认这些，人只有把自己当普通人才能超越自己。

二、你与众人的相同之处是什么？

答：我与众人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热爱生活，别人喜欢的我都喜欢，同样拥有激情、贪念和控制欲。

三、你有什么爱好吗？

答：我的三重身份决定了我的爱好。我喜欢科技、科幻、科普之类的东西，一直没有放弃当科学家的梦想，我关注各种科学进展，特别希望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

我教过历史，写过诗，也曾经是很好的长跑运动员，特别想去很危险的地方，这符合我的行者身份。我还爱养花，这些院子的东西都是我种的，我不愿意抛弃院子里的一草一木。

四、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答：德国人说，人的一生，要种一棵树，盖一座房子，写一本书。我也是这么认为这么做的，教育孩子和学生就是种树；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本，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先把家弄好；我还写书，每年都写，书是精神载体，很多知识存在于非生物体。总的说来，人一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从阅历中提炼智慧，把它们留下来给后人，这样人类文明才能进步。

五、当一个年轻人要走向社会时，你的忠告是什么？

答：其实，说了也没用，只有当年轻人想得到答案时，才有用。如果非要说，我会说，好好过青春，好好爱一场，好好拼一次，你可以大胆地追求，做想做的事情，但是要有底线，保守有保守的价值。

六、此刻，如果你要去另一个星球，会带走什么？

答：当年，我闯深圳时曾经帮过很多人的忙，我自己的鼓动能力特别强，又不能忍受孤独，所以，我要带朋友去！

七、你未来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答：我三十岁时想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四十岁时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现在五十岁了，我想当一个大学校长。

未来，我想过一种浓缩的生活，比如像李宗盛那样自己种树做吉他。杜拉斯曾经说，你年轻的时候很美，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喜欢喝茶，喝葡萄酒，喝咖啡，这些东西都是浓缩的，它们如同青春的记忆，当它们发散时，充满了缓慢的、青春的、美好的味道。

那天下午，我们在魏忠的院子里谈了很久，他指着园中的一棵竹子对我说，每到夏天，那棵竹子下总有一团萤火虫，都十几年了，当年女儿还小，现在都长大了，在国外留学，萤火虫还在呢。访谈结束前，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其实，你就是一个酿酒师，你做的每一瓶酒都是一个人的人生。他的话让我意外，也更坚定了我把《存在》进行下去的决心。

一年后，当我第三次整理稿件时，更能体会到这次采访的意义。魏忠一再强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但是这个时代需要记录那些坚韧不拔的经历。魏忠的经历恰好反映了这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没有这一代中国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与拼搏，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魏忠从企业家、教育者、作家的不同角度提供了很多真理性认知。

理念来自实践，来自于对世界真正的理解，中国的企业家们加油，中国的未来需要你们，世界需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