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

⊙文/房 伟

一

我第一次见到导师，是在一个秋夜。江南暮色，凉风能吹到骨头缝里，不很冷，但有着阴暗寒意。导师个子不高，面色憔悴。我们住的博士公寓，名叫乌楼，是一座民国建筑。西式彩玻璃镶嵌的窗，六棱黑色护栏，镶嵌珐琅片的洗手池，巨大的红漆门，铜狮形状的门环，都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我站在鹅卵石铺成的台阶下，仰望着门口的导师。镂空尖顶的铜灯柱，流淌着鹅黄的光。在那些错落摇曳的法桐叶子的阴影下，导师面目更加模糊了，身形也仿佛被光影切割成无数破碎的曲线和直线，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几何形状。我有些突如其来的迷惑，仿佛宇宙中飘浮的巨型光带，小到尘埃，大如星球，都静静地飘浮着，等待着未知的判决。

晚上十点，乌楼的灯会自动熄灭，也是大安静来临的时刻。导师有些言不及义，不知所云。

九月开学后，我一直等待导师召唤。但导师的讯息凌乱而模糊。有时说在日本开会，有时说在欧洲查资料，还有时说在闭关申报项目，撰写论文。我陆续听到一些消息。比如导师竞争长江学者失败；导师严重失眠，不愿与人交流等。我等了几个月，终于等到了导师的回应。

我心中已没有了刚读博士时的喜悦，更多的是一份沉重与慌乱。南方的冷，带着一股湿滑的邪恶魅惑。我的眼神滑过乌楼，“唰”地掠过导师头顶、梧桐树树梢。我闻到了一股破败气息，好似锈迹斑斑的刀锋的嘴唇。蓦地，那些湿漉漉的金黄落叶，连带着洗手池碧绿的水，都蜷缩起僵硬的爪，对我报以示威的狞笑。乌楼不远处，是体育场，那里不分时间段，总有零零星星的人，在不停奔跑着。他们步伐缓慢，又不屈不挠，仿佛夜晚之中，无望而执着的神祇。

我是北方人，渴望刻骨铭心的冷，一如冬天的阳光，稀薄，干燥，严肃，能刺瞎所有阳台矜持的双眼。然而，在这个南方大学博士公寓里，我辗转难眠，抱怨暖气的失踪。

这只是起点，不是结束。导师继续说。我看到了乌楼的红漆大门，它已有很多年头，凝聚着无数时间的叹息，和人类手掌抚摸带来的铁锈味道。不知为何，我突然害怕这扇门，走过它，我总是汗毛竖起，感到有冷风舔过身体，仿佛地狱阴森游魂的舌头。我害怕那门活过来，变成飞舞的巨型蝴蝶，咬住我，撕碎我。

我有点怯，又怕今后少有向导师请教的机会。虽然读博听起来不错，但我放弃了大城市的公务员职务，家里人和很多朋友都认为不值。我的压力也很大，我希望能得到导师的确认。

你要创造“范围”，既是学术专攻方向，也是生活范围。人必须有范围，这比目标更重要。目标会变，死亡、腐朽，但范围不会。人必须生活在范围中，才能找到方向和后续动力。导师说道。

就是说一种“环境”？我很迷惑。

导师继续说，这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以学术为业，在这个时代是艰难的，尤其是文科。主体性圈套，比客体的欺诈，更值得警惕。你只有创造出一个范围，才能活得强大而稳定。我已人在中途，你好好努力，或许还有希望。但你不要变成格陵兰这样的博士生，那就彻底没希望了……

格陵兰是谁？我的脑袋里画满了问号。导师丢下发愣的我，独自离开。寒风中，他的大衣沾满湿漉漉的露水。我远远望去，只能看到他的头一晃一晃，慢慢隐退在了浓重的夜。

我不晓得导师的话有什么玄机。我就是想读博士，将来在大学混个教职。我一直羡慕大学教授这个职业，我很多次地意淫过博士毕业后，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说实话，我更期待少女们关注的目光和淡淡的体香。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羞愧，为自己猥琐的想法。

几年后，当我离开乌楼，才明白导师的苦心。一九七八年，哲学家巴特在巴黎发表《人在中途》演讲，那年他六十三岁。巴特认为，中途是一个符号，一个重要庄严的时刻，是良知全体的震撼，是对衰老的拯救。导师刚过四十岁，怎么会有这么悲壮的想法？

格陵兰，是住在博士公寓五楼的一位男博士。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我的师兄，和我出自同一师门。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格陵兰博士，改变了我的人生。他逃走之后，我也日渐荒芜，险些无法熬过艰苦的读博生涯。

二

南方的寒冷在继续，我早起时发现窗前，那些黑黝黝、湿漉漉的樟树枝上面居然有了一层薄薄的冰。梧桐金黄的落叶，在池塘边渐渐变成尸体般的黑褐色，只有鲜艳的红枫在冷雨中舞蹈，还有披头散发、棕红色的木麻黄，也在雨水中保持着沉默。

导师和我交谈后，又开始闭关修炼。他决定冲击今年重大项目选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写规划书。S大的教授们，时刻处于有关项目的焦虑中。学校明确规定，没有项目的教授不能招生。导师没空管我，我只能尽快进入博士的生活节奏。我们课程也不多，主要是在图书馆读书，寻找合适选题，查找资料，写一个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同时，我们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才能达到毕业标准。有的导师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推荐文章，有的则不管不问，很不幸，我的导师属于后者。

我试图沉浸入书的海洋，心却很难安静。乌楼历史悠久，传说最早是民国官员的府邸，日据时期，又变成日军宪兵司令部，建国后，它原是历史系办公楼，新校区成立后，大部分院系迁走，历史系也趁机占据了一个更大更新的办公楼，乌楼就被改造成了博士公寓。

只要有闲暇，我就在乌楼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寒冬来临，淋淋漓漓的冬雨，让乌楼飘满了木地板的霉味，类似石楠奇异的臭。乌楼也有不少离奇传说，这里死过不少人，有失意的民国政客，殉情的富家少爷，拒绝投降的日本军官，被红卫兵小将批斗的教授，还有几个无法毕业的博士。我踩着的被寒潮搂得紧紧的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犹如石子跃过平静湖面。我不禁产生很多迷幻遐想，仿佛穿越历史，变成一个手捧鲜花，参加晚宴的民国富家公子，或是一个夹着绝密文件，神情严肃的日本少尉。走廊尽头是拱形木窗，南方的冷雨中，没有阳光洒进，窗子也是乌黑色的，显示出阴冷湿滑的平面感。每当我独自在那走廊彷徨，都会感觉，它好像一条奇异的时空通道，一个平行时空交汇的“奇点”。由于连天阴雨，走廊白天也点着灯，有时我倚在潮冷墙壁上，精神恍惚，仿佛空荡荡的走廊，挤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幽灵。他们热烈地交谈、亲切地问候，他们的喧哗声，充斥着乌楼……

走廊四周，有很多博士房间，我时常张望着那一扇扇木门，希望能与人交流。我在S大没什么熟人，读博士的生活，太枯燥孤寂，我需要交朋友。202房间住着两个男博士，一个瘦得像被锻打冲压后的铁条，另一个胖得像发酵后的精粉面包。他们年龄都不小了，都是单身。他们的宿舍，永远弥散着一股腥臭味道，我每次从虚掩的门缝望去，总能看到他们奋战在电脑前，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我猜想可能是在查资料，但有时可能是在打游戏。因为我看到“魔兽”“英雄联盟”等游戏屏幕界面。每当我想和他们聊天，他们就傲兀地指着门上的字条，摆摆手。上面赫然是“闲谈不能超过三分钟”。我还没有开始，何来三分钟的限定？

205房间就在隔壁，住着一对博士夫妇。孩子刚几个月，女的没有工作，就在那间小屋里带孩子。深夜时分，夫妻俩时常爆发激烈争吵，然后是肢体冲突。婴儿刺耳的哭泣声、男人的叱骂，还有女性压抑的哽咽交织在一起。这个过程，往往延续一个小时左右，之后渐渐停歇，但又或掀起一两个小高潮，复又低沉，才最终归于沉寂。第二天，我能在水房遇到那位博士夫人。虽然她的脸上有明显伤痕，但她依然温婉贤淑，微笑向我致意，保持了一个女人的尊严。我小声问她，是否要为她报警。她感激地咧了咧嘴，还是坚定地摇头。她将手放在我的肩头，轻轻地拍了拍，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博士夫人”已身为人母，但皮肤白皙，身材曼妙。她走过我的身边，飘出一股母乳香味。她含泪的眼，更有着楚楚可怜的风韵。我已经二十七岁，还从未接触过女人。乌楼隔音也不好，那位男博士三十多岁，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了职，来读管理类博士生。我见过他几次，高高大大，一脸凶悍和不甘落魄，符合我对恶丈夫的想象。他们也有不吵架的夜晚。那便是漫长的做爱。“恶人博士”的喊声肆意高昂，博士夫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发出压抑的呻吟。这让我分不清她是痛苦，还是享受。或者说，她只能将痛苦化为享受。这让我抓狂。我在操场疯狂跑步，消耗着多余的躁动荷尔蒙。性压抑对于处于高度精神压力之下的男博士而言，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梦魇。202房间的“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也是光棍，从没有女生来这间发霉的屋子，可能连母老鼠都懒得光顾。有时我也能看到他们围坐在电脑前，呆呆地看着什么。我走近一看，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202房间的灯光永远是昏暗的，电脑荧光屏闪烁，一胖一瘦两个男人，泪流满面，不知是为了感人的电视剧情节，还是为了自己。

这座楼也有不少女性，除了少数博士家属，就是女博士。她们少有一般女孩明媚的笑脸，特别是理工类学科的女博士，有时一个实验做上万次，结果只能证明结论的错误。她们很多人脸色暗黄，长满痤疮，发色干枯。她们无心打扮，衣着朴素肥大，目光呆滞，又有着一种执拗的狂热。医学院女博士，发梢中是福尔马林气味，那是解剖室和手术室的职业气息。生物医药专业的女博士，身上散发的则是药材气味。至于历史专业的女博士，满身都是书籍的发霉的味道。

知识不只是带来快乐，更带来压抑和焦虑，偏执和扭曲。我和博士们的交集，除了走廊偶遇，就是在水房。水房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另有一个洗衣房。深夜水房也是恐怖的。212房间有一位研究化学的女博士，已三十六岁高龄，她刚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白天，我们从没遇到过她，深夜，她才悄悄爬起，在水房洗衣服。她一边洗，一边哼唱着自编的小调。水管“哗啦啦”的流水声，搓动衣服的声响，搭配扭曲走调的小曲，在深夜乌楼走廊飘荡。更可怕的是，小调常常唱着唱着，就变成不绝如缕的哭泣声。一次，我看书到深夜，想去水房接点开水煮泡面，碰上化学女博士洗衣服。她穿了一件白色睡衣，披头散发，长发遮住了她的脸。透过水房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她的手指瘦长，关节粗大暴起，长指甲抓着缩成一团的衣服，好似抓着男人鲜血淋漓的心脏。我联想到她学的化学专业，不禁为她的前男友担忧。

我只能强迫心思回到学习上来，不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学业任务沉重，如果不能按期发表核心论文，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将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推迟就业，意味着很多意愿落空，父母对我的期望也会落空。对于发论文和做学术，我还是茫然没头绪。导师闭关修炼，不能给我指导。我对前途愈发感到悲观。认识格陵兰博士，将成为我的博士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三

没人熟悉格陵兰。他深居简出，神秘低调，住在乌楼顶层，五楼最南端514房间。该房间旁可直通天台。传说十几年前，曾有一名中文系女博士在这里上吊而亡。女博士生前迷恋昆曲，漆黑的雨夜，有人见过一个眉眼如画，挥舞水袖，身着古装粉色长衫的女性，在天台“咿咿呀呀”地唱着《牡丹亭》。没人敢住在这里，唯独格陵兰主动要求住下，说是比较清静，学校求之不得，也没人与他合住，格陵兰就享受单间待遇。无论何时，从楼下望去，514房间的灯永远亮着，总有一个抽着烟、清瘦的身影，落在淡蓝色窗帘上。

没人说得清楚，格陵兰确切长什么样，他的博士已读到第五年，据说常戴着帽子和口罩，好像生怕被别人认出。他的故事，在乌楼博士圈广为流传。有人说，格陵兰的家乡在甘肃，因为家贫又热爱学习，几年都没回过家。S大图书馆每年评比借阅量最大、最勤奋的学生，格陵兰总是高居榜首。但图书馆里，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他。格陵兰还有一个吓人的外号——“中国文科第一博士”，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格陵兰总是高居年发表量和引用率前几位，据说他读博期间，已发表核心刊物论文三十余篇，论文总量则达到了惊人的五十篇。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我有限的视野之中，的确没看到如此厉害的文科博士。奇怪的是，格陵兰的博士论文却迟迟不能完工，这也导致他五年还没毕业。也有人说，格陵兰憋着一股劲头，要把论文做到极致，让它成为一篇震撼学界的名著。

学生使用知网，不仅是查找资料，也可以暗暗检索同学们的核心刊物发表情况。除了在有限几门课程的课堂上交流讨论，餐厅也是沟通的场所。大家的话题，永远一成不变枯燥无聊，就是谈论各自论文的情况，有多少论文发出，有多少论文被刊物排队，或者多少论文被枪毙。这些交流常常三心二意，遮遮掩掩，既有得意的炫耀，也有嫉妒和窥视。有一位男博士，常向我们吹嘘，他将要在权威核心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我们都羡慕不已，系里老教授们都被惊动了。他也常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用稿通知给我们看。他甚至成功俘虏了一个女博士的心，将她搞上了床。后来证明，他不过是遇到了骗子，白白花费了五万元。女博士也上了他的当，嫁给了这个“只有用稿通知”的男博士。女博士索要了三万元分手费，离开了这位风光一时的学术凤凰男。这位男博士经受不住打击，最后被送到了陆家嘴精神病医院。

格陵兰的发表是实打实的，有据可查。大家都猜测他的来历。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导师，也就是我的导师，虽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博导，但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也没有多丰富的学术资源，否则也不会几次评比青年长江学者，都接连败北。那么，为何这么多编辑都发表他的论文？难道他的论文水平如此之高？说实话，对此我们都不服气。格陵兰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学术认可。他可能是学界某位大佬的私生子，或是勾搭上了学界某位年高德勋但寂寞孤独的女主编。

格陵兰也并非在何处都受欢迎。系里某些老教授，认为此人狷狂傲气，心浮气躁，只是论文发得多而已，根本不会做学问。也有的博士讨厌格陵兰，说他哗众取宠，发论文不过是为吸引异性注意。我对格陵兰的好奇心更重了，好几次，我偷偷跑到514房间，想找他聊天。然而，他的房门总是紧闭着。我轻轻敲门，清脆的敲门声，似是掉入深潭的小石头，深远而幽微。那是一扇绿色木门，门上有一个奇异的血红色惊叹号，仿佛一根巨大手指，阻止着好奇者的探访。我悻悻地准备离开五楼时，他的房间隔壁的天台入口处，有若有若无的吟唱传出。我汗毛直竖，快步逃离。回到房间，我一口气喝光一大杯苏打水，还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腔疯狂跳动。

深夜，天空飘着小雨，我在宿舍学习了五个多小时，头昏脑涨，决定去操场跑步。深夜在操场跑步，有一种漫长的孤独感。煤炭渣铺成的跑道，踏上去非常硌脚。我不管这么多，我只需要理由，在空旷的地方疯一下，在速度的激情下，喘息与汗水，都能化成自我确认的信心。一个人在操场上跑动，冷雨劈开每一个毛孔，狠狠地钻进去。这些小虫般的生物，吞噬着肌肉和血液，侵蚀我在寒夜所剩不多的勇气。

突然，有个影子从我身边飘过，我试图抓它，却无从着力。雨愈发大了，影子在我前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我抹了把脸，又大踏步追上去。我这才看清，是一个瘦高的男人，大约二十七八岁。他穿着整齐黑西装，戴着白口罩，领带紧紧勒着细长脖颈，仿佛多情的蛇。黑皮鞋被雨点击打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浑身湿透了，雨点顺着他的额头溜下，在严肃宽阔的下巴边沿聚汇，变成了一排白亮的甲虫。他的眼不大，目光刺人，直勾勾的，不是疯狂，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冰冷、邪恶和嘲讽。他咧咧嘴，似乎想笑，却变成了某种狰狞的暗示。

难道是变态狂？我猛然想起，一个变态狂游荡在S大的传说。相传他已偷袭了好几个女生宿舍厕所，跑步速度奇快，每次都能逃脱保安的追捕。我愣住了。就在这时，那人快步上前，一眨眼逼近，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觉被某种冷硬的铁器擒住了，无法逃脱，大脑一片空白。男人摘下口罩，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一年级的毕小沅吧。我是格陵兰，你的师兄，我注意你很久了。

四

几年后，我从S大毕业，离开乌楼，逃离了南方湿冷的冬天，去北方一所普通省属大学教书。我娶了一名样貌普通的辅导员，生了一个儿子。我在漫天白雪中散步，常想起中世纪古堡般的乌楼，一座充满巫术气质的民国建筑。时间是一切移动物体赋予的，不断逝去的灵魂。它是冰冷潮湿的雨点，是乌楼前漫天飞舞的梧桐叶，也是眼前无休无眠的雪。时间有不同附身形式，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是时间的囚徒。我们被时间捕获、囚禁、训练，变成一种不断衰老、等待死亡的生命组织体。几年过去了，某些记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清晰了。我时常想起S大那个凄风冷雨的操场，想起格陵兰那双铁器般凶狠冷酷的手。仿佛宿命的相遇，正是格陵兰那双手，启示了我的内心，让我看到未来无法挽救，又不可避免的命运。我还能记起，那双手不大，但骨节凸起，张弛有力，它们仿佛是地狱之门逃出的两只孪生小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捕获了。

我傻傻地问他为何知道我的名字，格陵兰说，导师在邮件里告诉他的。格陵兰还说，那天我敲门，他在门洞的窥视镜看到了我，但是他不敢肯定是我，又怕惹不必要的麻烦，就记住我的长相，在互联网搜索了我的资料，最终确定我就是住在二楼的博士一年级的师弟。

我又问，找我干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幼稚可笑的问题。对于格陵兰这样的“天才学者”来说，以我的智商和悟性，很难猜透他的真实想法。果不其然，格陵兰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拉着我离开操场，回到乌楼。我终于进到神秘的514房间。

那间传说中的房间，很普通，普通到近乎寒酸。一张结实的铁架床，一台电脑，两个棕绿色松木小衣橱，两个大书架塞满各类书籍，又非常整齐，很多书中都夹着便签，字迹工整。如果说，这间屋子有什么特别，那就是过于干净，地上一尘不染，桌子也一点污渍不见，雪白的墙，挂着两只相对而视的黑底白字老式挂钟，像一对尸体标本，“嘀嘀嗒嗒”地提示着时间流逝。书桌上方墙壁，有一张打印的月度计划书，显现出居住者的极度自律。风夹杂着冷雨，从天台入口灌进来，又被门挡住，发出“啪嗒啪嗒”的怪响，像一个女人用长长指甲，轻轻地叩门。我想起女鬼的传言，打趣说，师兄不怕鬼？人家都说天台吊死过人。格陵兰说，我这里鬼都不会上门，我也不愿和人应酬，浪费时间。如果真有鬼拜访，我就和她好一场，也不枉缘分。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天才学者”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他应是不修边幅、凌乱不堪的才子，而不是如此冷静理智的人。然而，冷雨淋漓的操场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我们所谓的正常，也许不过是平庸吧。格陵兰打开橱子，里面有十几种咖啡，整齐地放在一个个小方盒子里，用英文标写着名字。格陵兰扫了一眼，夹出一瓶，漫不经心地说，德国格兰特黑咖啡，精选罗布斯塔咖啡豆，醇厚而不酸，特别适合运动后喝。

我问他有没有毛巾。他拍拍脑袋，从卫生间拿出一条淡蓝色干净毛巾，让我擦脸，并带来一套运动服，说，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这套衣服你先穿着，洗干净再还我。格陵兰也换了一套宽松干爽的运动服。当我们终于坐在桌前，喝着格兰特咖啡，我突然发现，不知要说什么。

他微笑着，正襟危坐，优雅得体。他有坚挺的鼻子，细长的眼。他的身材很匀称。他更像一名白领职员，而不是一个以学术见长的哲学系博士。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那天来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明想让他教教我，如何写论文。我现在被论文搞得情绪很差。

格陵兰小口抿着咖啡，淡淡地说，我只教人如何发表文章，不教人写文章。

格陵兰继续说，任何行为，都取决于目标。达成目标，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这种努力，才决定了进化方向。

你看《动物世界》吗？格陵兰目光炯炯地问。

我自然不看。每天学业如此繁重，应付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干别的。

格陵兰告诉我，塞内加尔方果力的雌性黑猩猩，擅长使用自制长矛，在树洞猎杀非洲丛猴。你能想到吗？格陵兰说，动物学会使用工具，人与动物的区别，还那么明显吗？但是，黑猩猩的举动，不是从来如此，而是由于近年森林面积减少，人类猎杀频繁，导致黑猩猩种群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可以说，使用工具，是大自然和人类的逼迫所致。

格陵兰强调说，生存成为核心目标，猩猩就会进化为使用工具的“类人”，人类就有可能进化为“新人类”。只有“新人类”，才能适应现代性结构中激烈的竞争。

对他的讲述，我听不太懂。我期盼实际的教导，而不是不知所云的东西。这一点，格陵兰和导师没区别。他们太热衷谈论形而上的问题。第一次交谈，我们还是有些交浅言深。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我看到时钟指针指向九点，赶紧起身告辞。

格陵兰送我到门口。我无意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却只是八点五十。我的手表，是父亲送的卡西欧精钢手表，一直非常准时。对于一个自律节制、追求极致的人来说，不准确的时间，无疑不能忍受。我忍不住向他提示，墙上的钟快了十分钟。

我是故意的。格陵兰还是微笑着说，我要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五

认识格陵兰后，我常去找他聊天，他并不在乎我的打扰。我打着谈学问的名义去，最后不过是发牢骚。他也总是耐心倾听。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他很少谈自己，除了说说学问的事，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尼采的怨恨哲学。而他也将死亡当成了哲学最高命题和最后理性裁判。

他喝着浓咖啡，在坟墓一般冷寂的宿舍，高声向我宣讲着对死亡的迷恋。他承认，上中学时，曾将无主荒坟的骷髅带回学校。他给那个忧郁的骷髅取了个名字叫“空空”。他每天对着骷髅讲话，将它当成沉默的朋友，善良的宠物。直到“空空”被同桌，一个胖姑娘发现，这个秘密才最终大白天下。胖姑娘被吓得昏倒，骷髅头也被没收，成为学校生物研究室的标本。

“死亡是公平的，它没有怜悯，也没有腐败，在死亡的怀抱里，世界成为宁静的港湾。”他吟诵着不知何人的诗句，眼神充满了疯狂的清醒。他在宿舍里盘旋，向左又向右，后退复又暴起，好似困在牢笼中的豹。他挥舞胳膊，高亢的声音穿透玻璃，变成一道道摄人心魄的魔法，像歌剧院庄严的颂歌。那张英俊的脸，不时变换着各种表情，仿佛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淹没了格陵兰的五官，将之变成一座沉没在幽蓝水底的巨型雕像……

格陵兰说，生命短暂，相比浩瀚宇宙，地球又是短暂的。由此而推，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瞬间”。四十五亿年前，地球诞生，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板块运动使得喜马拉雅山脉隆起，马里亚纳海沟形成，无数岩浆喷射到数万米高空，形成壮观的生命之虹……

听格陵兰师兄讲解死亡，如同听瓦格纳的歌剧，没有颓废阴郁，总有激动人心的壮美。我自惭形秽，深感悟性太差，但有时听他讲多了，也觉得矫情，就嘲讽他说，师兄，你总谈到死亡，可也没见你死，你不是活得有滋有味？

格陵兰不屑地说，你不能只看表象。否则读再多书，也只是书呆子。

你看那是什么？他遥遥指向床头，那里挂着一截棕绳。我问那是干什么用的？格陵兰解释说，这叫“我主之索”，我把它挂在墙头，就是提醒生命短暂，时间流逝，要多学一点东西，多做一点事。

如果哪天我厌倦了，就拿起它结束自己。格陵兰淡淡地说。

我问他，以他的学术水平，完全可以正常毕业，为何要拖延这么久？格陵兰说，毕业又如何？不过是加快进入这个机器猛兽般的学术体制，变成一个齿轮，或被它吞噬血肉。他不过是在德里达意义上“延宕”了终结的最后时限。

我说，别转，说人话，你是赖着不想走呗。

格陵兰依然保持了神秘感。他很少现身公共场合，如果去餐厅或图书馆，也戴着白口罩。我对格陵兰的情感生活很好奇，但他不谈论女性，偶有涉及，也表现出厌恶。他说，女性是依附性生物，缺乏思想和灵魂，她们用肉身诱惑男性堕落。虽然他这样说，我还是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女孩照片。姑娘清秀可爱，个子不高，一副邻家小妹样貌。我追问他，女孩是谁。格陵兰却说不出所以然。也有人告诉我，一个低年级硕士学妹，仰慕格陵兰的才华，数次追求无果。情人节，女孩给他买了精致领带，他给人家送了一朵“塑料花”。我问格陵兰是不是有这件事，他笑着说，他是想让女孩知难而退。他想说，没什么东西可以长久不腐，爱情、友谊，包括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珍视的东西，其实不过像塑料花，是一种虚假的美丽。

格陵兰向我讲述时，脸色苍白，目光忧郁，显然“美丽学妹”的故事，绝不可能仅是如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和图书馆读书写论文。只有深夜，他“衣冠楚楚”地在校园散步，不管风吹雨打，雷打不动。他多次被学校保安扣留审问。转眼间，到了期末，我又有了新烦恼，甚至无暇关注格陵兰了。一次，我们同一级博士生恰巧又在餐厅相遇。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很多同学都已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这大半年，我的时间，都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上，丝毫没有计划性，对于发论文这样的大事，显然缺乏足够投入。导师也发电邮过来询问论文写作发表情况，我心乱如麻，感受到了巨大的学业压力。

看到我唉声叹气的样子，格陵兰表示同情。我趁机说，师兄，你教教我如何写论文吧。格陵兰盯着我，冷冷地说，我说过，我只会教如何发表论文。

我说，那也行，我先写出两篇，你帮我发发。

格陵兰又说，不是帮你发，而是教你发表的“方法”。

我说，有什么不同？不就是给编辑投稿吗？

格陵兰说，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晚上八点，你来我宿舍，我教你。

六

几年后，我一直没走出格陵兰带来的惊吓。他一定是恶魔转世，对隐秘的人性，有着刻骨铭心的洞察。这种聪明才智，没有完全转化到学术中去，反而变成了一种疯狂。

寒冬已过，春寒料峭。那天晚上，我准时来到514房间，雪白灯光下，格陵兰坐在黑色书桌前，戴着耳机，陶醉地听着音乐。细长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翩翩起舞的灰鹤。我叫了他两声，他摘下耳机，深吸一口气，说，瓦格纳的音乐，大气磅礴，会让人成为勇者。

我说，你教我吧。格陵兰看了我一眼，让我自己泡咖啡，顺便丢给我一本舍勒的哲学著作，让我看书，充分放松下来，等待时机。我不明所以，只能答应着。他则继续戴上耳机，还是听音乐。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不觉，我听到墙上钟表响了，竟然已十一点半了。老式挂钟的敲钟声，在寂静寒夜，格外刺耳，好像夜行人突然闯进荒野大宅，发现主人家正在举行热闹非凡的婚宴。格陵兰床头那条“我主之索”无端地动了动，像复活的花斑蝮蛇。屋内也仿佛凭空多了股冷风，打着旋子，张牙舞爪地游动着。我打了个寒战，从心底感到冷意。那肯定是天台入口吹来的冷风，顺着门缝，钻了进来，也许是那位在天台上吊死的师姐，耐住不寂寞，要来与我们相会.....

格陵兰拎出条蓝底碎花手提棉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着些什么。他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颤声说，去哪里？

格陵兰不解释，只说，跟着我就行，不要问。

我说，咱们不是去天台招魂吧？发个论文，不至于找鬼帮忙哇。

格陵兰皱着眉说，真能瞎想，咱们去拜访一位前辈。

我蒙了，已是深夜，我们去见谁呢？难道格陵兰是特务？有间谍帮助他？我胡思乱想，昏沉沉地跟着格陵兰，走出房门，下了楼，出了校园东门，越过校门口那条长满杂草的排水沟，走进一个小区。小区门口门卫岗，灯火昏黄，两名保安睡眼蒙眬，也没有注意到我们。板房上方有两条惨白灯光带，映衬着社区门口木牌上的烫金大字：西城蓝湾。

格陵兰和我进入小区，来到了一栋灰色居民楼前。格陵兰领着我，径直上了电梯间。我们进到二十楼，停了下来。咱们来干啥？我更疑惑了，这是谁的家？

这就是我们学报主编的家，格陵兰平静地说，我们给他送礼。

我感到头皮发奓。晚上十二点，我们跑到一个主编家送礼，这场面怎么如此诡异？我问格陵兰，是不是和主编很熟，他摇摇头。即使很熟，也不能这么晚干这种事呀！

果不其然，格陵兰使劲敲门，声音回荡在空旷幽深的走廊，许久，门内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服的声响，以及拖鞋拖拖拉拉的声音。我听到低沉的声音询问，谁敲门？格陵兰说，张主编，我是S大的博士生，来看望您。门内声音很不耐烦，这么晚，你怎么回事？回去吧。格陵兰不依不饶，坚持敲门说，张主编，感谢您对论文的指导，让我进来坐坐吧。门内的声音更高了，你快走，论文的事，有空去编辑部谈，要不然，我报警了！格陵兰也不慌，坚持说，我是S大述平教授的学生，没干任何坏事，我只想请教您，要不然我打通导师的电话，让他和您说……

我简直目瞪口呆，格陵兰偏执而疯狂，又有着疯人特殊的谨慎冷静。他慢条斯理地步步紧逼，门内的那个声音，开始不耐烦、愤怒，接着是恐慌，最后甚至是乞求。格陵兰居然真接通了导师电话，让导师和张主编通话。导师非常气愤，也只能挂断电话。我看到那扇门拉开一条小小缝隙，声音更加清晰了，主编在门内颤抖着说，论文我肯定好好看，如果可能我会发，你先回去吧，我孩子还小，你这样会吓到她……格陵兰还是不肯放松，讨价还价，追问具体看稿日期，并暗示自己身体很差，论文发表压力很大，如果这篇论文不能发，他可能活不了……

最终格陵兰获胜，得到了张主编的保证。他也终于将鼓鼓囊囊的袋子，塞进了门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两瓶五粮液与一条中华烟。这就是发表文章的“方法”吧。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我没想到，清高孤傲、思想深刻，又极其自律的格陵兰师兄，居然以这种疯狂的方式发表论文。如果张主编报警了怎么办？如果张主编不答应，事情又如何收场？

格陵兰说，不是没遇到过报警的刊物主编，也不是没有被人拒绝过。我要做的，只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说，可以坚持下去吗？格陵兰说，看来你不了解人性，对于一个权威学术杂志主编来说，发文章不是事儿，但惹上麻烦，就没必要了。他们不会和我耗下去的，犯不着。

“以死相拼”获得的论文发表机会，对于学术权力持有者来说，不过是一个利益筹码。格陵兰说着，眼圈红了，我们的自信、荣誉和生存幸福感，都寄托于此。格陵兰说，他还曾坚持每天深夜十二点，给某学报主编打电话，他坚持了三个月，曾被公安局警告骚扰，但最终发表成功，拿到了S大一类期刊发表奖励。

导师和学院领导不知道你这样做吗？我还是不可思议。格陵兰表示，他们全知道，但为了学校发表率和引用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格陵兰以如此惨烈手段获取资源，将来的路要如何走下去？我很难想象，也不能认同。我所敬仰的青年学术才俊，不过是一个流氓博士，一个学术钻营者。那两块老式钟表，所谓“走在时间之前”的勤奋学者，用格兰特黑咖啡，瓦格纳音乐，死亡终极追问以及无数书籍构建的高大形象，原来是如此不堪的谎言。从张主编家回来，已是凌晨两点了。我厌恶地甩开格陵兰，独自回宿舍。格陵兰愣了一下，继而面色苍白地嘲讽我说，装什么清高，走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本来我以为咱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逼着使用工具的猴子，我们可以用非常手段征服世界，但我看错了，你不过是怯弱又虚伪的家伙。你滚吧，不要再来找我！

我飞快逃离，身后是格陵兰神经质般的咆哮。天台口的风呼啸，时快时慢，时粗时细，渐渐变成类似喘息的声响。我跑得更快了，裤脚残留着风的痕迹，散发着腥臭的穿透力。地狱之门已打开，我可以逃脱吗？如果不用非常手段，我能完成学业任务，顺利毕业吗？

我整日枯坐在乌楼走廊的长椅上，冬天虽过去了，江南的风依然湿冷，走廊的椅子，也是又湿又冷。南方没有暖气，走廊没有多少温热气息，窗户蒙了一层水汽，好似我灰蒙蒙的心情。我靠着椅子，隔上一段时间擦擦玻璃，我看到“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在操场慢跑。我还看到，“恶人博士”搂着博士夫人，在乌楼外的亭子下散步，让我嫉妒又伤心。乌楼外的常春藤又开始活跃，偷偷地绿着，枫树、木麻黄和石楠树，经过寒冷冬天，愈发显现出五彩斑斓的欲望，细腻沉稳的表情。只有我，好似一条被遗弃的雏狗，在湿冷的长椅上，满怀怨怼和委屈，无法找到发泄的途径。

七

格陵兰的好消息不断传来。

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和校长奖学金，接着，又获得了优秀博士称号。由于发论文数量多、层次高，据传言，校方在考虑让他留校，直聘副教授待遇。S大是一所“211”重点大学，为了培养学术力量，避免“近亲繁殖”，已多年不留本校的学生了。格陵兰要留校的消息，让多少为毕业发愁的博士们羡慕嫉妒。

更大的好消息是，陈建立院长的女儿，也是本校研三在读的师妹，陈菲儿，看上了格陵兰。我在餐厅，亲眼见到了陈菲儿与格陵兰亲密无间地走在一起。格陵兰摘下口罩，换上了潇洒的米色风衣。他面孔英俊，眼神忧郁，身材瘦高匀称，散发着高贵的学术气息。无人相信，他是一个甘肃农民的儿子，更没人会相信，他曾以卑劣手段攫取了大量学术资源。在餐厅，他搂着陈菲儿，俩人旁若无人地调情。很多好奇的学生都过来围观，说是终于见到格陵兰的庐山真面目。格陵兰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矜持，又很有分寸，与陈菲儿那种陷入爱河，幸福得要融化的表情，有着巨大差异。陈菲儿不好看，个子高，身材臃肿，特别是小腿很粗，紧绷的黑色丝袜，将那两截粗藕式的肉块暴露无遗。格陵兰不在乎。他的嘴角带着笑意，眼神却是冰冷的。他正在邪恶地嘲弄着整个世界，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正在被他无耻地玩弄着。我就站在不远处，手里端着一份炒河粉，样子既寒酸又蠢笨。格陵兰大约也看到了我，他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把头歪了歪，让视线远离我。有人说，格陵兰留校的事，陈院长也参与操作，他答应格陵兰，只要他与陈菲儿结婚，就帮他留在S大，并安排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镀金。

一切都那么光明正大，顺其自然，鲜花与掌声来得理所当然。我始终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和我这个平庸之辈成为朋友？我曾问过他这个问题，格陵兰说，他看重我的善良正直，以及对世界的同情之心。我想，我大概是善良的，也基本等于老实无用，或者说愚蠢轻信。他大概觉得，我是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威胁性不大，不会出卖他，也比较好控制。他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如此倔强与固执的人。

格陵兰不断在公众面前高调曝光。他不再是神秘的格陵兰，边缘的格陵兰，而是S大“文科的骄傲”的格陵兰博士。陈建立院长是西哲研究的全国权威，也是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入选者。他毫不掩饰对格陵兰的好感，多次在学院办公会提到这位“青年才俊”。陈院长断言，格陵兰的博士论文，必定能评选上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格陵兰也必会将S大西哲研究发扬光大。这样的评语，极有分量。格陵兰和陈菲儿确定关系后，我甚至在学科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现了格陵兰与陈建立合作发表的论文。我想，格陵兰甚至越过了我的导师，直接和学界大佬建立了联系。他今后的学术之路，大概非常辉煌吧。

我忍不住在电邮中，将格陵兰的卑劣行径，告诉了导师。他最近虽已“出关”，但听说放弃了冲击下一届长江学者。他最近常去灵谷寺听禅师讲佛法，吃斋饭，还与不少信众居士讨论哲学精义。他显然不愿管这些事，只是回信告诉我，世间万事万物，有因有果，造化无常，成全人也捉弄人，一切安心随意便好。

然而，讨厌格陵兰的，不仅是我。一天黄昏，我从图书馆回到乌楼，在楼下见到格陵兰桌上照片里的女主人公，那位美丽可爱的小师妹。后来，我才得知，她是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师妹高美琪，一个可爱的苏州女孩。她提着一罐东西，怒气冲冲地跑过我，我跟在她的身后，爬了几层楼，又来到久违的514房间。她使劲地敲门，哭泣，哀求，然而，那扇门始终紧紧关闭，女孩的嘴唇都要咬破了。她拿出刷子，打开黑陶罐，原来里面装着不少红色油漆。她用刷子在门上打了几个血红叉字，又写了几句吓人口号，诸如“你不得好死”之类。我这才醒悟，原来上次我看到的格陵兰房门上的血红叹号，不是他自己喷的，极有可能也是出自这位苏州姑娘之手。她与格陵兰之间的纠缠，并不简单。

格陵兰的好运气，在全校公开讲座上达到了顶峰。讲座在校图书馆学术大讲堂举行，一般只针对海外高层次学者，级别很高，这是第一次对本校优秀博士生开放，可见校方对格陵兰的重视。我至今难忘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那是“了不起的格陵兰”的高光时刻。按照校方要求，全校文科研究生都要去听讲座，我特意抢了一个前排位置，想看看这位虚伪野心家的表演。讲堂舞台特别大，有一条红地毯，鲜艳夺目，从很远的门口铺到舞台中央的长桌前。伴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和暴风雨般的掌声，格陵兰缓缓登上舞台。白西装，黑皮鞋，金丝边眼镜，搭配淡蓝色领带，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修长的身材与儒雅的神态。他摘下标志性的口罩，露出一张自信迷人的脸。诚恳清澈的目光，飞越全场观众的头顶，在大礼堂的拱顶，绽放出璀璨的烟花。他在讲台上鞠躬，轻松进入话题，不时插入幽默段子，调节因纯学术话题导致的枯燥无味。我必须承认，他的讲座非常精彩，才华横溢。他看到了我，也只是微微点头致意，并没有慌乱或愤恨的表情。他不在意我的捣乱，也自信能应付局面。有那么一刻，我神情恍惚，我甚至怀疑那一夜，我看到和经历的事的真实性。也许，我只是嫉妒格陵兰的成功，才编造臆想出那样的场景？一个甘肃农民的儿子，在严酷的学术体制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真不容易。放眼学术圈，哪个成功的青年学者背后，没有些肮脏东西？我为什么要对格陵兰如此苛刻？或许，只是因为我把他想得太完美？我虚弱的内心，需要一个完美偶像来支撑？

格陵兰讲述了他很多我也不知道的人生细节。比如，因为家贫，他五年没回过家，只为了省车费。他曾在本科阶段，靠着在校园捡酒瓶和易拉罐，混几个生活费。我想，这也是他喜欢半夜在校园溜达的原因之一吧。到了硕士阶段，他发表论文多了，靠着学校的奖励和校外杂志的稿费，才过得比较宽裕了。我相信，这大概有很多真实成分。讲座很成功，部分校领导和教师，都坐在前排。他们一次次地对他报以热烈回应。陈菲儿就坐在我身边，她听得热泪盈眶，满眼都是深深爱意。然而，讲座即将结束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来自苏州的高美琪师妹，冲上了讲台。她如此决绝，以至于几个保安居然没拦住她。她身形娇小，却勇敢得令人战栗。很难想象，一个可爱清纯的小姑娘，有如此大的爆发力。她将一大摞传单漫天撒去。那些纯洁的纸张，纷纷扬扬，快乐飞舞，好似圣诞夜迟来的祝福之雪，又或是无数命运的纸钱，写满迟来的哀悼。苏州姑娘抢步上台，夺走格陵兰的麦克风，大声讲述着格陵兰的劣迹。他玩弄女性，致使她两次怀孕，却对她始乱终弃。他还是一个学术小偷，他的论文，存在很多抄袭和自我重复的情况。他之所以发表那么多论文，大部分靠送礼公关和无赖手段。她已找到了几家刊物主编，取得了他们的证词……

苏州姑娘的吴侬软语，此刻已变成了无数锋利的刀，这些刀，沾满了江南水乡的血泪，正勾出格陵兰的血，将这高雅的学术讲堂变成“血世界”。她掏出一把小刀，刺穿了自己的颈动脉。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颈动脉被刺穿后，强大的内部血压，将鲜血喷射至五六米的高度，染红了大讲堂两边高大肃穆的蓝色天鹅绒窗帘。传单上，我看到了格陵兰的自拍裸照，女孩的流产证明，刊物主编的证词等内容。由于是黑白打印，裸照并不清晰，大概能看到格陵兰举着手机，自恋地摆着造型。我此时才发现，他的生殖器短小，腹部长满赘肉，完全不像一个美男子应有的卖相。

这便是传说中的玉石俱焚吧。我突然对格陵兰有些怜悯。人生如此脆弱，我们苦心经营的东西，只不过是玻璃制造而成的赝品罢了。一次小小敲击，足以让那美丽缤纷的外表，碎成满地残渣。陈菲儿尖叫着，昏倒在台下，羞愤的校领导和教授们纷纷离场，一言不发。台下八百多名研究生闹成一团，有的起哄，有的嬉笑喧哗，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奔出大讲堂。格陵兰静静地站在讲台上，没有阻拦苏州姑娘，而是掏出烟，静静地抽了一支，仿佛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和自己无关。他还是微笑着，悲哀的神色却更浓重了。他默默抱起苏州姑娘。女孩的血染红了西装，他毫不在意，而是轻轻搂着她，向讲堂外走去。阳光还是如此明媚，蓝天像凝结的蓝琥珀，不见一丝白云，阳光仿佛倒垂下来的、流淌的金色丝线。玉兰正在倾吐芬芳，高大的七叶树，低矮的黄金串钱柳，都在迎风飞舞，似乎是迎接这对曾经相爱的男女。格陵兰步伐稳健，就像怀抱婚礼上死去新娘的王子……

八

苏州姑娘高美琪，在医院里挣扎了十几个小时，还是离开了世界。陈院长命令女儿，不要与格陵兰接触。可陈菲儿还是哭闹着要找格陵兰。陈院长不得不想办法，把她送到欧洲的高校去交流。针对格陵兰的调查也展开又结束，最后给了他一个校内记大过处分。留校是不用想了。陈院长主动和格陵兰划清界限，将他提到家里的礼品，交到学院专管纪检的刘挺副书记的办公室。学院其他教授也纷纷效仿。刘副书记的办公室，堆满了各种礼品，除茅台酒、五粮液、中华烟、高档微波炉、高级宣纸外，还有玉石镇纸、文玩核桃等小物件，可见格陵兰用了心了，也晓得投其所好。分管人事的副校长，还退回来两张购物卡。格陵兰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了很多心血，费了很多工夫，吃了很多苦。然而，这些东西，就堆在刘书记的桌上，仿佛是一大堆令人耻辱的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东西变成熊熊大火，最终将格陵兰化为灰烬。

校学术委员会本要以学术不端为由，取消格陵兰博士答辩资格，我的导师坚决反对。他说，学术乃天下公器，更何况格陵兰的博士论文经过学校系统检查，没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教师们争执不休，最后勉强同意，给格陵兰一个机会答辩。这是他在S大最后的亮相了。很多人都赶去旁听他的答辩。大家都想看看，传说中“中国文科第一博士”，是不是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导师也早早过来了，他握着格陵兰的手，眼中含着泪，几次欲言又止。他嗫嚅地说，是他没有担负起教育职责，让格陵兰走了歪路。格陵兰还是无所谓的样子，状态变化不大。导师最近瘦了很多，颧骨突出，听说还经常断食辟谷。导师最近沉迷于养生导引，对此院方批评过他好几次。陈院长拒绝担任格陵兰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只能另请了几位老专家。答辩氛围沉闷，轮到个人陈述论文主要内容的环节，格陵兰猛地站起，走到讲台中心，举起胳膊，大声宣讲起来。这与那天在大礼堂温文尔雅的他判若两人。此时的格陵兰，顾盼自雄，声音尖锐高亢，充满愤怒与激情。他演说道——

诸位老师，在座诸位学子，我是一个罪人！我亵渎了学术，也毁了自己。可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如何安顿自己的良知？朱教授，你论文抄袭，大家早知道，不过是佯装不知罢了。刘教授，你为了评职称，给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写了几轮匿名信，诬告别的老师，你寝食难安否？孟凡老师，前几年你屡次骚扰本科女生，谁不知道？你没有出事，不是运气好，是因为有人保你。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怨恨心理与人类哲学思维的关系。怨恨，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从不平等、不正义中孵化而出的怨恨，终将变成烈火，涤荡这世上的丑恶。可怜的是，世人掩饰这怨恨，并被恐惧所胁迫，想象出“温良恭让”的所谓“上品人格”。我们将无能称为善良，将怯弱称为谦卑，将屈服改为顺从，就连那些无可奈何的妥协，都被我们称之为忍耐，并冠以美德的名称。我们将无能报复称之为不愿报复，甚至宽恕……

答辩现场一片混乱，仿佛被导弹袭击过后的敌军阵地。学生们站起来向格陵兰致敬，他们拥向台前，甚至挤翻答辩的讲台。他们哄堂大笑，议论纷纷，看着那些道貌岸然的教授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快意的事！有的教授高声斥责格陵兰，有的面红耳赤，悄悄退场。六十多岁的孟凡教授，须发皆白，平时喜欢穿唐装，讲老庄，一副仙风道骨之状。此时他愤怒地拍打着桌子，悲痛欲绝地喊着，妖人！我要告你诽谤！学界出此怪胎……只有导师没有动，他稳稳地喝着茶，眯起眼，听着格陵兰的演讲，不时微笑着点头，我听到导师小声说，什么妖人，不过是引用了尼采的原话嘛……

混乱之中，格陵兰敏捷地跳下了讲台。他将论文丢在地上，踩了两脚，重新戴上口罩，转身飞奔而去。我这才注意到，格陵兰穿了一件运动服，干练整洁。他一个箭步，跨越过挡在身前的桌子，甩开大步，一溜烟消失在视线里，在我的视网膜深处，留下一个火红的点。他的速度很快，左冲右突，姿势优美敏捷。我从未想过，一个文科博士，奔跑速度居然如此之快。我最后看到的，是格陵兰的后脑勺，还有白色口罩边沿的痕迹。格陵兰不愧是格陵兰，他不愿苟延残喘，选择了这样一种决绝姿态，与学术界决裂，与过去的自我决裂。朦胧之中，我仿佛看到一只凶猛的巨猿，杀出丛林陷阱，奔向无边无际的雪原，寻找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

这便是轰动S大的格陵兰逃跑失踪事件。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九

时间还在流逝，没有格陵兰的日子，有微妙变化，也有枯燥的重复。“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依然出双入对，打游戏看韩剧，时而被强大的精神压力压迫得去操场放风。化学系女博士走出失恋阴影，不在深夜的水房洗衣服哭泣，改成凌晨早起唱歌了。每当励志而高亢的歌声响起，我从睡梦中醒来，就知道那位将爱情荷尔蒙转化为学术动力的女博士，又开始了一天战斗般的科研工作。“恶博士”还是经常打老婆，但程度越来越轻，近乎无聊的调情。那些轻微的争吵与殴打，正在变成一种亲昵示爱。激烈的言语交锋，飞舞的皮鞭声，孩子的哭泣声，摔碎的碗碟声，最后都变成没完没了没羞没臊的呻吟。第二天，我总能看到面带伤痕与桃花光晕的博士夫人，快乐地哼唱着小调，在乌楼前晾晒着一家人的衣物，包括孩子的尿布、男人的臭袜子与女人的粉色蕾丝边三角内裤。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它强奸了我们，第二次我们痛苦反抗，第三次我们爱上了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可怜卑微又无耻可恨的家伙，我们这些知识者，与平常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论文写作之余，我依然徘徊在乌楼的深处，试图寻找格陵兰的蛛丝马迹。假如在乌楼某个角落，真存在平行空间的“奇点”，我愿意相信，格陵兰是穿越到了他希望到达的某个地方。514房间已变成了杂物间。格陵兰的家人来到S大，拖走了他的行李。有人说，格陵兰逃进了连绵不断的牛首山，成了一名深山修炼者；也有人说，他变成了商人，去非洲做生意；还有更夸张的说法，就是他找了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的深河，将肉身托付给了鱼虾，成为S大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关于格陵兰的去处，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变卖了格陵兰的老式挂钟，将格陵兰精心积攒的各种咖啡，倾倒在了垃圾箱。一箱箱的书籍，处理起来更麻烦。对于来自甘肃农村的农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无用的累赘。出于对格陵兰最后的敬重，我买走了他的很多书，那密密麻麻的批注，都在向我显示，格陵兰学习多么认真，他是多么热爱学术。有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还夹着格陵兰与高美琪的合影。他们幸福地靠在乌楼的拐角处，热烈而深情。

其实答辩之前，我还见过一次格陵兰。我没有在宿舍找到他，而是在天台发现了他。他蹲在天台高处的一条窄窄石沿上。风很大，吹得格陵兰的衣服飘飘而起，似是装着几只乱飞的鸽子。他的脖子上套着那条棕色“我主之索”。他眯着眼，抽着烟，烟雾升腾，复又扭着身体，消逝在半空中，只剩下一个忽明忽亮的烟头点，还顽强地活着。他看着天边一点点坠落的残阳，直到那夕阳涂满了脸，从一团酡红色变成黑沉沉的死灰色。

你千万别想不开！我颤声说。

你也来看我的笑话？格陵兰斜眼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这是乌楼最高点，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里静一会儿。天上，我看到了那位上吊死去的师姐，她吐着长舌头，召唤着我。还有美琪。她也在天上，静静地望着乌楼，等着我来团聚。

师兄，不要这么消沉。我想了想说，事情总会过去。

格陵兰摇头说，我这样的人，不过走钢丝罢了，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我只是没想到，粉身碎骨来得这么快。美琪爱我，我也喜欢她。我明知道，女人的爱，没有理性可言，但还是被她飞蛾投火般的勇气所吸引。她把自己变成火，毁了自己，也灭了我，我不恨她，如果有前世，我肯定是前世欠她太多，今生也无法偿还……

说着，格陵兰落下泪来。他又笑笑说，这也没关系，反正我早晚要离开，早早晚晚，人生这趟车，我们都要停站下车。美琪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你后悔吗？我问格陵兰。

他摇摇头，说，不后悔，只是遗憾。

遗憾什么？

我太想出人头地，获得成功，太想打破铜墙铁壁般的学术等级壁垒。我本应在S大顺利毕业，找一个三流高校，教书育人，结婚生子，背负沉重房贷，在一个三线城市苦苦挣扎，到四十多岁，我拥有住房、轿车，为下一代的教育发愁。运气好，我会顺利熬到退休。这便是普通小知识者的一生，平凡卑微，也有着真实的温暖，这也是美琪想要的人生。这本应是我的命，我妄想逆天改命，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我打断了格陵兰，劝他别那么悲观，尽管我不赞成那些卑劣的手段，但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学者。格陵兰的脸上，露出感激神色。他喃喃自语，我不会看错人的，你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关心我、欣赏我的人。

毕小沅师弟，知道我为什么叫格陵兰？格陵兰说。

我有些好奇，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

格陵兰起身站在了夕阳笼罩的天台之上，他向远方挥着手说，这里是乌楼最高点，离地面大约七八十米。你向远方太阳坠落的地方看去，目光就会飞越S大，飞过石城市。过了石城，就是安徽，你再往北走，一路到东三省，出了漠河北极村，就是西伯利亚。飞过莫斯科，经过芬兰、瑞典和挪威，在冰岛短暂逗留，你就可以到达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人类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了。我曾计划，四十岁后，功成名就，申请移民去格陵兰。那里常年覆盖冻土，人烟稀少，气温可达零下七十度。那里的人过着懒散自在的日子，习惯于在极寒冬夜，在篝火旁阅读诗歌。那里的夏天短暂而明亮，突如其来的温差使他们体内血清素水平紊乱，导致他们酗酒、发狂、歌唱……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格陵兰真名叫“刘格平”，他的家乡在甘肃天水。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为什么如此迷恋“格陵兰岛”那个莫名其妙的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