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遁逃或自我救赎——《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创作谈

⊙文/房 伟

《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是我的“高校系列”小说的第四篇。

我的生活圈子在高校，打交道的多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知识者。这些年来，文科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难了。有限的资源、激烈的竞争、逼仄的学术领域等现实的诸多限制，都让上至教授下到普通研究生的文科学术队伍，感到了莫大压力。博士要发C刊才能毕业、拿奖学金，青年教师没有课题和重要论文，在学术体制内就难以上升，即使在教授层面，“不发表就死”也是无解的难题（学校要“学术活跃度”）。当然，也有很多荣誉和好处，层层等级，诱惑着你奋不顾身。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科教师，我曾目睹过很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接触过很多荒唐怪诞之人。但是，“儒林外史”式的谴责，“围城”式的讽刺，或某种中产化的知识者想象，也许都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年学术界的变化。金钱和学术压力，不过是一个层面，更严重的是，产业化学术孵化器带来的学术理想的丧失、学术价值感的坍塌以及浓浓的虚无感。一个个课题“风驰电掣”而出，一篇篇论文“堂堂皇皇”而作，其中到底有多少学术含量，多少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东西？即使自己满意，又有多少人关注你、理解你？可怜可叹的是，即便如此，文科学术壁垒和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以学术为业，不仅要“板凳甘坐十年冷”，更要有一颗“坚韧而平和”的心。

我在《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中写了一个“超级文科博士”，他刻苦自律，热爱学术，发表了巨量论文。同时，他不择手段，自卑又自大，内心扭曲而敏感。他让人怜悯，让人敬佩，又让人鄙夷，让人痛恨。他是学术圈的“拉斯蒂涅”，又是“可怜的于连”。他害死恋人，毁灭了学术前程，最后不知所终。为什么高校会培养出这样的青年知识者？这或许是这篇小说的出发点。用“精致利己主义者”，恐怕不能概括其复杂性。去年，日本青年学者、成绩斐然的西村玲博士，绝望而自杀，再次凸显了全球性文科学术困境以及高校的残酷生存现状。然而，即使格陵兰博士这类“不择手段”的青年知识者，变身为高校文科体制精英，又能在思想上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又能有多少当下介入性？与理工类或实务型知识精英相比，他们的地位与待遇又会有何种改变？这也许就是另一篇小说了。

对我而言，文学创作的意义，除了让所学有所寄托之外，就是说出想法，让人产生共鸣。近些年，社会上有丑化知识者的风气。诚然，高校中存在某些人格沦丧之徒、名利饕餮之辈，但也有很多负重前行、追求真理的学者。我希望既能写出高校的种种世相，反思自我，也能写出青年学者内心的悲哀与反抗，给他们更多信心与勇气。

感谢《青年文学》，感谢所有关心青年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