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

朱 零

下午四点不到，满大街都是车流，开始堵车了。车子外红男绿女，不对，北京的冬天应该见不到红男绿女，也许这是我的幻觉，大街上应该灰蒙蒙的全是羽绒服和棉服，分不清男女才对。我开着车子，走三环，往北太平庄走，那儿离北师大近，圣诞节我也有约会。约我的是我的发小陈太胜，我们一个村子长大的，他现在是教授，我们那个村子方圆二十里之内，最有学问的人。陈教授在电话里对我说，晚上过来聚一下，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发小是最懂你心思的一个人。你的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在他面前，你什么都不用装。比如我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到底是不是还是枣树，他比我还门儿清。我俩的家离鲁迅家不远，现在有高速了，不堵车的话，路上用不了20分钟。只是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养家糊口，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看鲁迅家的后院，以及我家的后院，看看枣树是否依然。一个村子的人难得有两个同时在北京工作的，所以我和教授平常走得特别近，一到节假日，就一起聚聚。可今天是圣诞节，他要约的人不应该是我，他应该约一个红粉知己才对。难道，他要替我介绍一位姑娘？我记得，他见证了我的初恋，直到我喜欢的那个姑娘离开我，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嘲笑过我的幼稚及愚蠢。圣诞节，应该是男女间的节日，那一天酒店的开房率最高，每一间都爆满。我想，作为酒店的经理，应该是希望天天晚上都是圣诞节的吧。

到饭店时已近六点。发小还没到，我坐在那儿发呆，不知道点什么口味的菜，如果他真带来个姑娘，是否要点两个看似高档的、华而不实的那种充门面的菜呢？发小及时走了进来，满脸歉意，对自己的晚到连说抱歉，我的眼睛一直看他的身后，说：人呢？他说，堵车，马上到，马上到。不一会儿，果然进来了一个，身高马大，胡子比我的还长，是老外，老外的身后，还真有个姑娘，中国姑娘。

介绍。握手。寒暄。落座。

原来是荷兰的汉学家柯雷。女的是台湾一个大学的博士，姓林，研究大陆现当代文学，第一次来北京。

有两个国外的汉学家在中国似乎特别受待见，一个是顾彬，还有一个就是眼前的这个柯雷。重视顾彬的大多是作家，中国的有些作家，天天梦想着成为卡夫卡，或者博尔赫斯，想着有人把自己介绍到国外去，想在国外得个奖都快想疯了，见了顾彬一脸的谄媚。当然也有对顾彬不屑一顾的，认为他对中国文学一窍不通，胡说八道。

柯雷则在诗人圈子里受欢迎。这些年，国内的一些诗人所津津乐道的一提起来就唾沫星子乱飞的参加国外的什么什么诗歌节，像荷兰的鹿特丹诗歌节之类，大多是柯雷帮忙给弄出去的。柯雷一坐下，就说，今天他要请客。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两个理由，一，今天是他们的节日，圣诞节；二，他又当官了。说自己当官时，显得有点得意，相当于我们说“我爸是李刚”时的那种调侃。柯雷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非常漂亮，有几个字的后面，甚至都带有儿化音。他的这个官，说白了就是荷兰的莱顿大学驻亚洲以及大洋洲、泛太平洋地区的汉学首席研究员，相当于正处级干部吧，我心想。因为他当时边说边调侃自己，也不知我理解的他的官职对不对。反正只要提到汉学，在这几个地区就是他说了算。够牛的。我和顾彬没打过交道，不好评价，但就凭这短短的几分钟，我已经觉得柯雷这个汉学家，相当可爱了，他跟我论年龄，说：我是属兔的，你呢？靠，荷兰人也有那十二只小动物吗？

柯雷真是个中国通，一开口就是“你们的4966”、“徐志摩那个家伙”、“戴望舒那个家伙”，似乎都是一起玩大的哥儿们。一开始我听不明白他嘴里的“4966”到底指的是什么，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在谈中国文学在1949年到1966年间的发展情况，一副无比同情的样子，似乎中国那几年的停滞不前跟他有关系似的。陈教授就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跟柯雷有更多的语言上的沟通，时而英语，时而中文，时而冒出个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名词，他们的梳理从胡适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汉语白话诗歌的发展脉络，两个人都是侃侃而谈，我趁机和林小姐交换名片。林小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脸上有一股学者味儿。本想和她套套近乎，调侃几句，以增进海峡两岸人民间的感情，可一看她认真倾听并崇拜地盯着柯雷他们谈话的那张虔诚的小脸蛋，话到嘴边又缩了回来。他们在学术交流，我却一心不忘今天是圣诞节，还心怀鬼胎，甚至不怀好意，想想真是丢人，自己暗叫一声：惭愧。

开始积极地加入他们的讨论。一提到徐志摩，柯雷马上说出了《再别康桥》，一提到卞之琳，马上说到《断章》，一提到何其芳，马上说出《秋天》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一提到戴望舒，马上说，这是一个雨巷诗人，对中国现当代诗坛滚瓜烂熟，张口就来，尤其对当下比较活跃的几个50岁上下的诗人，他如数家珍。我问陈教授，你们除了探讨这些语文课本上出现的诗歌和诗人以外，还能不能再深入地说说这些诗人们更优秀的作品？我知道陈教授是现在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好多课文，他都参与了讨论与修订。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读过初中的人不但都知道，还都会背，而无一例外地，我认为以上诗人最优秀的作品，语文课本上一篇都没有，这个问题我曾经与陈教授有过深入交流，他只是无奈地摇摇头，我知道，课本上的事，他们几个编委会成员说了不算，最后拍板的，是官员，而不是学者和教授。

我提到何其芳先生在1936年写过一首叙事诗《于犹烈先生》，这首诗即使放在当下也非常优秀，无论是语言，叙事风格，还是结构，丝毫不比刚才柯雷他们提到的当代诗人差，只会更好。那时新诗刚过了滥觞期，何其芳先生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令60多年后的我们感到羞愧无比。我与陈教授探讨了戴望舒的另一首诗《我的记忆》，与《雨巷》写于同一年，1927年，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只隔了三四个月，戴望舒生于1905年，写这两首诗时他22岁。这首诗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

在这首诗里，戴望舒直接否定了自己的雨巷情绪，从律诗的韵脚中摆脱了出来。陈教授说，这是戴望舒在创作中实现了从“唱”到“说”的转变。我深以为然，这何尝不是中国新诗的转变。艾略特在《诗歌的音节》一文中曾说过：“一些诗是为了歌唱而作的，大部分的现代诗都是为了说而作的。”他还说：“诗歌中的每一次革命，都倾向于是，也往往倾向于自称是，一种向普通说话的回归。”这两句话对我们审视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诗歌从古诗到新诗的转变，即可视为是一次“向普通说话的回归”。《雨巷》就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新诗历史上的一首“格律诗”，然而短短几个月后的《我的记忆》，却已经是在“向普通说话的回归”，就是这短短几个月之内，戴望舒跨越了柔弱的青春期写作，走向了丰盈的成熟。同时，这一转变，对整个中国新诗的历程来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在戴望舒自己出第二本诗集《望舒草》时，毅然删去了《雨巷》，《我的记忆》则被放在了开卷第一首。可我们即使到了今天，一提到戴望舒，也还是那首《雨巷》，这不仅误导了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也误导了那些不远万里来中国研究新诗的汉学家。因为大部分的汉学家对汉语文学的所谓研究，其实是在研究语文课本。

饭桌上也不能光顾学术讨论不顾肚子，一桌子凉菜，因为热菜也变凉了。上的酒是53度的茅台，柯雷倒是显得很适应中国的高度白酒，嘴一啜，哧溜一声，一杯酒就下了肚。刚才大家都在说话，这一下注意力集中到桌子上面，肚子自然就觉得饿了，教授问柯雷和林小姐，要点什么主食？柯雷说，入乡随俗吧，过年了，咱吃饺子。于是要了两盘饺子，柯雷的筷子使得很好，吃饺子时似乎觉得缺点什么，对门口的服务员一招手，大声说：“姑娘，给我来一碟醋，要山西的。”

这哪是汉学家，简直就是美食家，他居然知道，镇江的醋不行，是用工业醋精勾兑的。

林小姐吃的不多，她更多地是用耳朵和眼睛，嘴巴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发挥和使用。这个圣诞节，对林小姐来说，也许只是一堂课而已，只不过，课桌变成了饭桌，上课的地点，从台北，改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