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也仅是旁听

童伟格

在老城旧街的深巷里，若是彷徨良久，而并没有一个了解你的维吾尔家庭，人会觉得难忍的孤单。我听说过叶文福（他才算得上是诗人）的一个故事。他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长途车上，和满满一车维吾尔人同路。维吾尔人唱了一路，照例唱得疯疯癫癫。而叶没有语言，也不熟悉他们。他枯坐一路，那时的喀什路要走六天。车到乌鲁木齐，满车的维吾尔心满意足地下车了，没有人理睬他。等到叶踉跄下了车，他抱住一棵树，号啕大哭起来。

——张承志《音乐履历》

在练习写作的路上，一些时日过去，我听闻得越多，能肯定的就越少。这时我明白，话语国度里没有神，我只敬畏人的坚定。如现代主义钟情者，理论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对古希腊悲剧的简要说明。在《生命的意义是爵士乐团》一书里，他主张“最杰出的悲剧，反映了人类对其存在之基本性质的勇气”，此话庸常，比较有趣的，是他接着判定，悲剧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生命脆弱、危险到令人恶心的生命观”。他描述这群作者置身的，宛如布满暗雷之战区的现实世界，在其中，“虚弱的理性只能断断续续地穿透世界”，而“过去的包袱重重压着现在的热情志向，要趁它刚出生时就把它掐死”，于是人若“想要苟活，唯有在穿过生命的地雷区时小心看着脚下，并且向残酷又善变的神明致敬，尽管它们几乎不值得人类尊敬，更遑论宗教崇拜”。现世这般难测，行路如此艰险，这群作者为何还能稳确创作？为何不放弃直面那些永无答案的问题？对此，理论家小结，“或许，唯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抗压性，以及将它们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

我敬畏伊格顿的简答，因对我而言，他在论述时，也展现了一种与他所论述的悲剧作者相似的，直面存有之基本性质的“勇气”。他隐匿古希腊悲剧的社会目的论，完全无涉悲剧付诸公共展演时的“镇暴”效力：若像剧场运动家波瓦（Augusto Boal）一样思索此点，则古希腊悲剧，与其如伊格顿所指称的，“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刻意剥夺我们经常拿来安慰自己的意识形态”，毋宁更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作为大众节庆的固定娱乐，悲剧展演，重复提供现世所有难题以唯一解答，强化惘惘存在众人心中、聊以自我安慰的意识型态；它总是在教育“我”，“我”对自己生命唯一正确的自治工程，就是对无解的无明世道，再更多的宽谅，与忍辱意志。

一种乡愁：或许，像许多杰出的虚构体裁作者，伊格顿终究想以论述坚定建造的，借巴赫金（M. M. Bakhtin）的话说，是“某种兼表价值和时间的等级范畴”的“绝对过去”。或许，必须明白这无可商榷的情感认同，我们才能跟上伊格顿的思路，理解他多么诚挚地想借过去的片砖块瓦，安顿一整代在话语历史中佚散的作者亡灵如活体，以虚构的秩序，加赠他们思考的一致性印记，于是居然，早在欧洲的“现代文学”启动之前的那遥远上古，在当时的欧洲中心，他指认出了最早熟的现代主义者，他敬爱的同伴：那将一切存有的艰难，都“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的古希腊悲剧作

者群。

“虚弱的理性”如何“穿过生命的地雷区”？在话语国度里，理论家展演一种可能：坚定相信混沌过往是必可破译的，因一切正以一种对“我”独具意义的形式持续下去；是以，伊格顿以一整部小书论证：有持恒意义的不是内容，而毋宁是对一能装载、调和内容的活体形式，在自我生命限度内，在不放弃对人及其同伴，“我辈”之存有的情感认同下，永不放弃去求索，聆听，与相应变化；所谓“爵士乐团”。人们当然能说：这亦是一种“执哲学意义核心的友谊”，在话语国度里，或许是独有人类印记的一种情谊；不过当然，就像所有人世情谊一样，即便是这样的友谊，也难免盲目与虚妄。就这点而言，杰出的虚构，总一并指涉了杰出的盲域。我们难以想象的只是：许多在久远未来，就我们论证，“理应”发生的事，不无可能，其实都已发生过了。

于是，我有时会想象：万一，离奇错置到有些不幸，在伊格顿所描述的那个上古雷区里，真的存在过一位超早熟的、本本分分的现代主义者，在时空湮茫阻隔后，他能否被识见呢？我猜想，这会非常困难，就像人类要跨过渺远星系，窥见外星人那般困难。主要因为那时代的艺术展演，需求审美机制的庞大资助：没有任何一位作品能流诸后世的悲剧作者，是能拒绝向机制自我营销、并通过审查，以获得向后世广播的强波器的。主要也因那是一个印刷与文本保留技术极端薄弱的，人类的童年时代，于是，这位早熟的现代主义者，字字句句本衷于心、只面向个人的创作，无论它们可能如何更纯粹地，达到理论家所形容的“艺术性与深度”，恐怕，都会形同写在空中，或者水上：时间将平静追剿他的哀恸；他的踪迹转瞬不存。他会是不被“我辈”友谊合歌的那位失踪者，虽然，伊格顿诚挚写下的，事关书写之精神性的话语，字字句句都将更适于指涉他，而非任何已为我们识见的悲剧作者。

这个想象使我困惑。于是，我颇想也仿效理论家，动用一点后来者的盲视特权，刻意简省对时代症状、地域文化等“后现代情境”的理论运用，隐没所有别具深意的差异，想象长久以后，当人类时间过尽，而我必须向外星人说明所谓“文学创作者”是什么时，我也许就能欢快地这么说：所谓“文学创作者”，在这星球上，是一种奇怪的存有；像所有人，他属于人类时间的造物，但就最符合伦理学的角度，他只能期待自己，永远是名新人。

或长或短，他将度过一段摸索期，在那时期，写作尚未对他形成准确意义，他将以相对单纯的情感，以及个人所能运用的，一切对虚构体裁的技术理解，尝试以话语劳作，对他人发声。很自然地，这些劳作带有某种他个人素朴的、未尽深思，却可能再难复制的印记，而这印记同时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幸运的话，他将及时被归类、认识与解读，也从此对自己，有了多一点的参照性理解。更幸运的話，这可能会是面向现世之个人创作的真实“源头”：或迟或早，他会对书写作为一种保留或替代记忆之技术，同时存在深深的信任，与不信任。悖论始于一个更广漠的威胁：面临生命限度摧枯拉朽、取消一切记忆与情感的暴力，似乎所有人，都难免要为人为己，尝试提供一种无可如何的和解。这暴力最内里的核心是：以存活之姿，跟这世界和解，通常意味着，别无办法地对世界交出个人的独特性；而在这星球上，往往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是：比之伤逝，这可能令幸存的生者更愤怒。

于是，所谓“文学创作”，若能就其本质简要说明，可能之一是这样的：每一种尝试处理人类回忆、或在行使回忆保存之技术的写作，在内里，对作者同时存在着刺痛的嘲弄与僭越。对作者而言，那像行走于悬索之上：他唯一依凭的写作路径，可能在下一步，销毁他走过的所有步伐。特别，是当他所对应的，是一整个随着亡者消失的过往世界，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时。他所依凭的写作意义，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反作用力，即对个人书写之意义的深刻怀疑。最最幸运的情况下，他会像理论家所期许的，找到一种能调和上述一切困顿内容的意义形式，也许，就在那前赴节庆的，欢乐高歌，容其同坐的陌生人群中；或稍晚一点，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痛哭，和他能写下的所有话语一样，有极大几率，穿不透现世时间层层砌造的静默无风带之后。

在那之后，他可能就是一名像“文学创作者”的本质那样奇怪的作者了，能听闻在那终将顺时湮灭的宇宙里，唯有在场的他，能听闻的。来自更长久“之后”的我，若能献上某种类同友谊的祝福，我希望他有勇气，做好一名不在点名单上的尽责旁听生，尽他所能，就已出生存世的一切，把能理解的写下来，在水上，在空中。或至少，跟自己商量得再好一点；倘若就他所知，这是唯一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