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就算不知道傅雷,你也该听过那本著名的《傅雷家书》。稍微了解傅雷,自然读过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傅雷再有所了解,则知道他在美术理论上的建树。而真正了解傅雷的人,会把悲伤的目光投向他和妻子自尽的那个夜晚。
那天夜里,不知有无明月高悬在他们家,傅雷偕妻子上吊自尽,为了不惊扰别人,夫妇两人特意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那时,傅雷年仅58岁,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温厚与优雅。
黯淡的童年
1908年4月,傅雷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傅宅。他出生时,哭声震天,族中长者便据《孟子》中的“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为他取字“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四岁时,他的父亲被劣绅诬陷入狱三个月,出狱不久,含冤未雪,加上身患肺痨,24岁就抑郁而亡。母亲为求翻案四处奔走,以致弟弟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么崩塌了。然而傅母不是一般的女人,办完丧事不久,她就带着傅雷离开乡下。那是改变傅雷一生命运的一个早晨。
母亲极其重视对他的启蒙教育,请先生教他认字,请老贡生讲四书五经,还请人教授他英语。五四之后,西风吹人这片土地,她又送儿子进了新学堂。如此良苦用心,无非希望傅雷出人头地,将来给他父亲沉冤昭雪。
因此,母亲对傅雷的管束,是严苛而近乎无情的。傅雷若是顽劣,母亲就将他关在门外,让他冻半宿,他读书时要是偷懒,母亲就拿掸子狠狠抽打他的脖子。傅雷回忆童年,“只有愁容,不见笑声”
。
刚怒的君子
傅雷的朋友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上中学后,傅雷压抑的天性被释放,十来岁就表现出了“敢怒敢言”的个性,在上海徐汇中学,他公开反对宗教,最终被校方开除。1925年五卅运动,他走上街头,控诉帝国主义罪行,次年,他又带头反学阀,差点被捕入狱,这时他发出的声音,已初见“雷震之威”。
1931年10月,刘海粟邀请傅雷到上海美专任职,一日,一位新同事来到学校,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的画作挂在长廊上。傅雷一看,非常生气:“这是谁的画,统统收走!”
刘海粟在场,新同事也在场,傅雷的声音,全走廊都听得见,刘海粟见新同事一脸尴尬,赶忙介绍两人认识,结果傅雷一声不吭就走了。刘海粟追上去:“你怎么这样对人家?”傅雷说:“那样的画就不该挂出来,一看就没真本事!”刘海粟生气地说:“你也太狂了!”傅雷一甩袖子:“我没工夫跟你闲扯!”
一位叫张弦的同事,刘海粟邀他去家里吃饭,并打开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请张弦临摹一幅看看。张弦临好了,刘海粟很满意,还留他吃饭。第二天,劉海粟又约张弦临了一幅,又留他吃饭。完了,刘海粟却在张弦临的画上题了“海粟拟李龙眠(李公麟的号)”,把画据为已有。
当时,张弦收入微薄,傅雷几次向刘海粟要求为其加薪,刘海粟不答应。1936年,傅雷收到噩耗,得知张弦穷得生病死了,“悲恸之情,难以言喻”。他马上给刘海粟写信:“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结果呢?刘海粟一个字也没回。
傅雷只好私自为张弦办展览会,刘海粟出现时,他指着刘海粟的鼻子大骂,从此与之断交长达20年。
傅雷虽与刘海粟交恶,但后来在国立艺专任职,一次校内讲话,提及刘海粟的艺术造诣,傅雷尊称其为“大师”,当场引起学生不满。学生们觉得刘海粟还不够格,傅雷却坚持己见,双方不欢而散。
众人都认定他和刘海粟有交情,抬高刘海粟的身价,傅雷辩解说:“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中从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事实是什么,傅雷便说什么。在艺术上,他表达的是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走到一起,往往容易得罪人。
傅雷曾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之邀,到洛阳考察龙门石刻。当地连年灾荒,军队横行不法,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出土的文物成批地被盗走。傅雷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找驻军,驻军不理。傅雷就天天写文章发牢骚、提意见。当地政府越是不理,他牢骚发得越是厉害。见当地政府毫无作为,他最终拂袖而去。
1936年,国立艺专两派明争暗斗,相当多的学生冲着学校免收学费而来。校长赶忙电召傅雷担任教务主任。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要测试学生,二要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校长不同意,傅雷一怒之下跟他吵翻。
1954年,北京翻译会,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例句。显然,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举出那些例句,就等于是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意见书发下去后,无数人勃然大怒,斥其太过狂傲,
傅雷不是狂,是不愿假。从人格上,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不徇私,不媚权,在他看来,没有这个真,心就立不住,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严谨的译笔
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傅雷的“较真”,也是多少人比不上的。自1932年末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炮火、天灾,还是政治运动,傅雷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书斋,
保姆回忆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因此才有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才有了《高老头》。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介绍给中国,用一支沉静的笔为中国青年画出一座座艺术高山。
傅雷翻译极其严肃,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如此言之,必如此行之:每次翻译,原著他已看了四五遍,领会其中神韵、风格,这才下笔。不懂的地方,他绝不马虎敷衍,四处向法国友人请教。
《高老头》,傅雷前后翻译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译,其中横跨17年之久。《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倾注了他无限的心血。他从1936年开译,直到1941年才完成初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觉得之前译得不好,花了两年时间重头翻译。
当时他肺病复发、体力不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梳,那是多大的工程,但他日译千字,绝不找借口拖延。
在傅雷看来,克利斯朵夫不是完人,但一生都在追求至纯至美的精神境界,其刚强的生命力,是直人灵魂的激励。翻译时,傅雷完美地将这种英雄人格给展现了出来。他的文字不但有原作之魂,也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约翰·克利斯朵夫》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学者王元华说:“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无法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演员黄宗英18岁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每天跑到山上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读着读着心就定下来了,就有了希望。
可以说,没有傅雷,就没有克利斯朵夫。中国也许就多了无数迷惘的灵魂。
过人的才华
近乎病态的自律,宁折不摧的风骨,处处严谨的态度,令身边人觉得傅雷“可气又可敬”。好友柯灵为他描绘肖像:“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可就是这份认真,又让傅雷显出几分可爱来:他家的热水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水倒完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家里的日历必须由保姆来撕,别人都不许动,撕错了,他就唠叨个不停。甚至家里几点开饭,几点出门散步,都有严格的规定。
最好笑的是,傅雷跟朋友打牌,厌恶所谓“技巧”。人家“牌不厌诈”,他却拒绝使用心理战术,自己手里的牌被人家一猜一个准。傅雷觉得自己笨蛋一个,气得撂牌就走。不知他秉性的,就再也不跟他玩了;熟悉他的朋友,若是有人被傅雷的直率气到了,大家就开玩笑说:“走!找傅雷打牌!咱们替你报仇去!”
傅雷确实清冷孤高,在艺术上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但对于心中的天才,他又无比谦虚,将他们的才华视为珍宝。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异军突起,其文章轻畅灵快,读起来像痛痛快快地冲个了澡。傅雷也被张爱玲的才华折服,因读到《金锁记》而狂喜不已。
随后,傅雷以“迅雨”之名发文,对张爱玲大加赞赏,甚至称《金锁记》“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待到張爱玲的《连环套》发表,他又直率“谏言”,奉劝张爱玲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张爱玲是何等心高气傲,依然我行我素。然而30年后,张爱玲在自序中表示,对《连环套》的问世“颇感后悔”。
1939年,傅雷在一位女孩家中看到一册山水画,顿时感到心头被一道光照亮,便问是谁画的。女孩说:“是我的师父黄宾虹”。傅雷赶忙联系到黄宾虹,从此两人鸿雁往来,成为至交。
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和精神,傅雷感佩至深。1943年,他四处奔走,倾尽全力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正是这一次展览,将黄宾虹推上中国近代画坛的宗师地位。
杨绛曾回忆说:
“人人都说傅雷固执,在我看来他是固而不执,大家只看到他强硬的一面,却没看到他随和的一面。”
在大才面前,傅雷表现出的谦逊、敬佩。使他整个人显得朴素而纯真。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他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这时,他的率直刚烈立马变得柔软起来。
这个世上能让傅雷低头的事不多,权势不能,金钱不能,甚至爱情也不能。唯有才华,能让这只仙鹤为其登高而鸣。
难得的家书
《傅雷家书》是一部极为特殊的书,其中既包含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脉脉温情,也是傅雷一生思想的折光。
除了生活琐事,傅雷谈论最多的,是艺术与人生,道德与修养,如何让一个青年人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金庸曾评价说:“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
儿子傅聪、傅敏幼时,他很少和他们嬉戏,也不喜欢他们淘气的行为。两兄弟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任性。
家中规定,孩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吃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有所逾越。同桌进餐,必须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不许妨碍别人,咀嚼饭菜,绝不许发出有失礼貌的声响。
傅雷性情火爆,两兄弟经常挨打。有一次傅雷训斥傅聪,竟顺手拿起装蚊香的碟子甩过去,正好砸在他的鼻梁上,当即血流如注。
傅雷本想让儿子学丹青,但傅聪很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喜爱,7岁时,数学老师随意按响琴键,傅聪不看便知是何音符。从此傅雷让傅聪学琴,悉心培养。
有一回,傅聪练琴时偷看《水浒传》,隔着两层楼,傅雷竟能听出异样,下楼对着傅聪一通爆吼,把儿子吓得魂飞魄散。正是在父亲的威严下,等到傅聪17岁时,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傅聪也不会懈怠。
某种程度上,傅聪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两年后,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傅聪荣获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从此名震乐坛。
赛后,傅聪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对他叮嘱道:“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此后,父子间书信往来不断,这便有了传世的《傅雷家书》。
在书中,父亲对儿子谈人生: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
谈爱情: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无奈不能持久。希望热情能永久持续,简直是愚妄。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刻……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谈艺术: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更让人好受些。
《傅雷家书》不在教训,而在熏陶。傅雷用丰厚的文化底蕴,不断涵养出一个艺术家傅聪。陈丹青曾感慨道:“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高贵的厚度
傅雷从艺专辞职后,便回到上海。日军占领上海,一身傲骨的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也是鸵鸟办法。”抗战期间,傅雷索性闭门不出,卖地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的吴晗想请傅雷教法语,便让钱钟书夫妇做说客。但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又觉得自己性情乖戾,不适合与人相处,便推辞掉了。从此,傅雷安身于书斋,闭门译书。
1955年,傅雷一度走出书斋,想看看整个社会的建设景象,多次参加文艺研讨会,以代表身份发言、提意见。他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字的意见书。每次发言之前,他还特意请人来家里,为自己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练得差不多了,他就让妻子朱梅馥给自己掐时间,发言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
这般严谨守真,如今有多少人能做到?
傅聪回忆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
作家黄苗子也曾说:“傅雷太轴了,我们都叫他老顽固,他也不生气,坦然地说,顽固至少是有趣的,它比随波逐流好!”不肯随波逐流的傅雷,注定要遭受命运的黑暗,
1966年,平静的书斋外传来一股肃杀之气。傅雷没能从那场运动中幸免。
1966年9月3日,保姆惊讶地发现,每天准时起床的傅雷居然还没起来。她等了一会儿,便去敲门,见无人回应,推开门一看,发现傅雷夫妇已经自缢而亡。
自杀之前,傅雷留下了写给妻兄的遗书。其中没有控诉,也无抱怨,并委托妻兄善后。看着委托书上细碎的琐事,谁能想象傅雷与妻子朱梅馥的心情?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两人竟能如此冷静,替他人着想,将他人之事一笔笔记下,这是何等高贵的教养?
在走向死亡之前,他们想的却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拖累无关的人。安排房租、给保姆生活过渡费,一再“抱歉”……一个人要有多么温厚、善良的心,才能在死亡前留下这样的话语?甚至在临行前,夫妇两人特意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唯恐木凳倒地,驚扰到保姆。
原来,厚重高贵的灵魂,哪怕周围都被黑暗吞噬了,也无法遮蔽它人性的光亮。疾风来时,幽香之花会被摁倒在灰尘里,但哪怕粉碎成泥,尘中腐味也难掩其芬芳。
赴死的念头
其实,赴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傅雷脑海中,内战结束时,傅雷从中国香港回大陆,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在傅雷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士可杀,不可辱,要死便死!但从灵魂上,决不能屈膝!一如儿子傅聪所言:“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允许思想被霸占,也不允许心灵被玷污。
傅雷这一生严谨、认真,以真立人,他爱的是真切的人间,爱这个人间的真理。至死不渝。用作家陈村的话说:“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他永远忠于自己。一个人可以用苟活的方式度过,但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傅雷不会走这条路。”
“一个人消失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傅雷曾对傅聪发出如此喟叹。可他也曾在家书中告诉儿子:“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是一个孤独者,一个天真未凿的浪人,一个不惧风浪的英雄。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也留下了一个世界的明媚:有克利斯朵夫的传奇,激励沉沦的众生,也有儒士刚烈的德操,为文人风骨立碑,还有万金家书,为万千心灵春风化雨。
那个世界的光亮,足以穿透黑暗,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在茫茫宇宙里,永久地闪烁。
编辑/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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