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弘之死：当母亲成为凶手

王者觉仁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新婚不久的太子李弘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却在一场夜宴中暴毙,年仅24岁。高宗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制书,履行了对李弘的承诺,破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果真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因罹患疾病不治身亡?还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高宗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高宗羸弱的体质,自童年时代就体弱多病,长大成人后更是日渐加重。咸亨元年(670年),李弘19岁时,负责其膳食的典膳丞就曾因他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解释,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前往东都,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無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庶政皆决于至德等”。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18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此举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于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他分劳。直至上元二年,李弘的健康状况也未有所改善。就是在这时,高宗向李弘表示,一旦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李弘的心情愉快起来,进而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极度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致“俄迁上宾之驾”。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作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而《旧唐书》中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旧唐书》《唐会要》更是记载了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

虽然多种史料和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都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学者以高宗的那则官方声明为主要依据,反驳武后毒死李弘的说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书是在李弘死后第一时间发布的,所陈述的事实自然要比成书较晚的《资治通鉴》等书更为可信;李弘长期患病,最后病情越来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则天既然能够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没必要冒风险杀他;武则天要实现称帝野心,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对肃宗说的那段话只是政治说辞,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举出骆宾王在其《讨武曌檄》中把武则天杀姐屠兄,弑君鸩母的所有丑事一股脑儿都给揭发了,却唯独不提鸩杀李弘的事情为证,这足以说明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来,官方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首先抛出的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高宗都只能公布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

第二,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可高宗何尝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那凭什么认为李弘就一定会早亡呢?如果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自然会比高宗早死,那么高宗不仅患有风疾,还患有肺结核、疟疾,其健康状况更糟。

第三,武后能够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并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所以,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更何况,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

第四,说武后称帝的最大障碍是高宗,所以不该先对儿子下手,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哂!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李弘死前,高宗已经公开宣布要禅位于他,所以武后才会陷入空前的紧张之中,不得不迅速对李弘采取行动。

第五,把李泌对肃宗说的话当成“政治说辞”,未免过于武断和草率。众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恋世间名利,一生中四次归隐,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请求下出任宰相。试问,这样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人,会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肆意歪曲历史吗?退一步讲,就算李泌的话确属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说辞”,可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谈论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并且谈论的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后鸩杀亲子这样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作为依据,李泌怎么敢信口雌黄?就算他敢,唐肃宗岂能听任他胡编乱造、往自己祖宗的头上扣屎盆子?

第六,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武后鸩杀李弘之事,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同样是太草率了。从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显看出,在骆宾王起兵反武之前,时人对李弘之死就已经产生怀疑了。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阎庄墓志铭》。阎庄的官职是太子家令,在东宫辅佐李弘长达十余年,深受李弘信任。根据墓志记载,阎庄于上元二年随李弘从幸东都,四月,李弘暴亡。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一个月后,阎庄也在河南老家暴亡。其中的“缠蚁床而遘祸” “随鹤版而俱逝”意味深长,若李弘属正常病故,那太子家令阎庄无论怎样悲伤过度,都是不应当“遘祸”的!而阎庄甚至因之罹祸,最终跟李弘一样死得不明不白,就让后人有理由把怀疑的目光指向武后。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弘很可能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谋杀。真凶,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武后。因为,无论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出于武后的个人性格,她都完全有可能下手除掉李弘。既然这一路走来,武后可以在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除掉她的兄长、姐姐、外甥、女儿,那么这一次,当武后感到她大半生奋斗的一切就要因为李弘的即位而付诸东流时,她为什么就不能亲手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编 辑/高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