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导演的“跨省追捕”

如果石絮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二,驻跸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一份来自西南边陲的加急密奏。奏疏的内容既非军事,也非救灾,而是关于一份蹊跷的奏折。

云贵总督在奏折里说,今年六月初八,属地官员在例行检查时,从一个客商身上发现了一份署名为当朝大臣孙嘉淦的奏折。奏折是抄录下来的,内容充满对当今圣上的诋毁谩骂之词,“词殊不经,胆肆讪谤”,还捏造了皇帝的批示。他推测,这应该是一份假托大臣名义图谋不轨的伪奏折。

孙嘉淦是什么人?云贵总督是如何认定这是一份假奏折的呢?

提起孙嘉淦,当时官员几乎无人不知。他出身贫寒,步入仕途后,起初只是个小官,政绩平平,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直言进谏。快40岁时,他因一份奏折而一炮走红。

那是在雍正刚即位那年,孙嘉淦的身份是翰林院检讨。他头脑一热,给雍正上了一份奏折,提醒雍正务必做好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条倒也罢了,第一条却让雍正大为光火。雍正将孙嘉淦的领导、掌院学士找来質问,孙嘉淦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要他何用。掌院学士既不敢得罪雍正,也不能显得治下不力,回答得很太极:这人是有些狂妄,但我却佩服他的胆量。

雍正这时候要再坚持追究,就显得太不宽仁了,只好附和说,我也佩服他的胆量。最后,不仅没有治孙嘉淦的罪,反而升了他的职。

乾隆即位后不到三个月,孙嘉淦就呈上了奏疏,针对乾隆刚刚即位而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作风,规劝乾隆要明辨是非、分清忠奸,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如此,君臣才能相处融洽,小人才会无处藏身。这篇奏疏,洋洋洒洒两千言,笔锋犀利、辩理透彻,绝对堪称上品佳作。乾隆读后大为激赏,提拔他为刑部尚书,还将这份奏疏印发给大臣,让大家深入学习。

孙嘉淦本人因此名声大噪,从后宫到外廷,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人不知其大名。到了60岁的时候,他更是声望尊隆,成为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于是,每当乾隆收到稍好些的奏疏,就会有人猜测:这可能又是孙嘉淦写的。他已经成了好奏折的化身,代表着刚正不阿。

如今,云贵总督又发现了孙嘉淦的奏稿。这份奏疏文笔辛辣,颇得孙嘉淦奏折之神韵,读起来让人扼腕顿足、义愤填膺。但同时,疑问也很明显—这不是孙嘉淦的处事风格。

这份奏稿“斥言(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而且弹劾朝中大臣。至于是哪“五不可解”“十大过”,各类正史甚至野史笔记都语焉不详。不过,由此正好可以推测,奏稿中罗列的罪证非常严重,也相当恶毒,以至于一贯信心满满的乾隆也不敢大意,严令禁毁。而孙嘉淦虽然敢说敢写,但并没胆子写这种直白的攻击当朝皇帝的奏稿。孙嘉淦只是忠心于皇帝,以图能在青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他只是谏言,这与大多数耿直的文人士大夫是一样的。何况他已有了较高的官位、较好的待遇,再与皇帝为敌就真够脑残了。此外,之前雍正、乾隆兴起的几桩文字狱也让他心惊肉跳,为此他还烧掉了不少可能带来麻烦的著述,并给自己弄了个“为官八约”来契合官场潜规则。

由此可见,这份奏稿明显是个西贝货,是想借孙嘉淦扩大影响,吸引注意。

接到密奏后,乾隆仔细看了附带的奏稿,自然是气歪了鼻子,他决定彻查此案。

乾隆是否就此份奏稿找孙嘉淦谈过话,史书没有记载。不过可以知道的是:孙嘉淦从那时开始就抑郁了,而且非常严重,任谁开导都不管用,跟着了魔似的,还没等这个案子彻底审完就含恨离世了。

乾隆知道,奏疏事关皇帝权威,必须秘密处理,顺藤摸瓜,抓到写奏稿的逆党,堵住源头,这样才能将事情消弭于无形。因此,他下令云贵总督严审持奏稿的那个客商,务必通过他追查奏疏来源,揪出幕后真凶。过了几天,云贵总督回奏,持奏稿的客商在贵州和云南之间贩卖黄连,他的奏稿是从贵州的另一个商人那里抄来的。

乾隆考虑到各省官员遇到跨省搜检、盘查不好协调,于是传谕由步军统领直接负责此事,统一协调此案,还警告其要注意保密,“不可稍有张扬泄露”。步军统领不敢懈怠,密令各省从速暗查当地是否有假奏稿流传。仅仅十几天,四川、湖北、湖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先后都发现了假奏稿。

案情奏报到乾隆那里,他更加焦虑暴躁,下旨: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不得视为寻常事件,如若不然,轻则斥骂,重则撤职。

在乾隆的亲自督战下,各省都抖擞精神,搜查奏稿,即使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这一查不要紧,假奏稿越查越多,牵扯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底谁是撰写者依然没有音讯。乾隆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审阅各省奏折,又要辨析奏稿真伪,剖析谁是幕后真凶,精神紧张到了几乎草木皆兵的地步。

例如,山西巡抚上奏,当地抓获一个落魄书生,他作了一首诗想献给皇帝,诗中语言狂妄悖逆。乾隆认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关,或者可能是其党羽,责令详勘。经过一番折腾,结果发现此人不过是一个因落榜而受到刺激,精神不太正常,想借献诗得到重用的疯子,与假奏稿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仍被乱棍打死。

接着,湖南上奏说,假奏稿最先出现在湖南。乾隆认为可能是雍正朝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的余党所为,当即下旨令湖南严查。经过一番查证,结果发现曾、吕与此案毫无瓜葛。

各地查出假奏稿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来,类似这样捕风捉影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份奏稿俨然成了最火爆的畅销书,不知不觉间已经传遍了偌大的中国。从九月份到年底的短短三个月间,除福建省外全国都发现了奏稿。乾隆为此还专门质问福建官员,为何他们那里没有。福建官员也很会办事,过了两天就奏报说,他们那里也发现了奏稿。

乾隆在气愤之余也很明白,这类案子查起来比一般案子难得多:一来涉案人员多且杂,士农工商兵都有参与;二来涉案人员流动性强,尤其是那些贩夫走卒,从一地到另一地,奏稿就随之像瘟疫一样传播开了。

事已至此,再捂盖子是不行了。乾隆横下心来降下谕旨:改秘密查办为公开严查,举报有赏、私藏严惩!

如此大案转为公开追查,各地要员于是纷纷亲自出马,担任本地专案组组长,身体力行东奔西跑。全国17个省登时掀起一场跨省追捕的大混战。各省之间的联络较之以往多了好多倍。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抓捕的深入,被捕入狱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案件的进展并不大,案犯相互攀扯、诬告,被抓者在刑讯逼供下只好认罪,但稍一松刑就又大呼冤枉,弄得乾隆精疲力尽,焦头烂额。

湖南查出有人携带奏稿进入贵州,乾隆联想到,奏稿中有为前任云贵总督鸣冤的内容,这人进入贵州,应该是前任云贵总督的余党。于是命人连夜审讯,结果大失所望:此人只是普通百姓,只是因为好奇才花钱买了一份阅读,没想到引火烧身。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还有一条线索。浙江查出有一份奏稿是从浙江提督衙门传出的,乾隆又联想到奏稿中有诋毁乾隆南巡劳民伤财的内容。浙江是南巡必经之地,奏稿很可能是当地对南巡不满的官员借机发牢骚。由此追查下去,乾隆本以为可以一查到底,结果却一样有头没尾,入了死胡同。

如此折騰了数月,乾隆下发的谕旨已经足足三万多字,案情却依然难以推进。他一面部署着全国范围的跨省追捕,一面斥责某些官员不负责任,办事浮躁。为杀鸡儆猴,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乾隆下旨撤掉了他认为查案不力的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的职务,提解二人到京问责。

乾隆原以为这下各地会卖力查办,不想却招来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劝谏。十二月,有御史上奏,称因一件假奏稿就处置大吏要员,很是不妥,而且这一案子株连太多,早该收手,应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释放,以展现皇恩浩荡。

就此罢手,无异于宣告此前兴师动众追查的失败,皇帝的脸面、朝廷的尊严往哪儿搁?此事“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没有结果是不能罢休的。乾隆当即怒斥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如果有人咒骂你的祖宗,你会装聋作哑吗?之后将其革职发配了事。

巧的是,就在当月,新上任的江西巡抚查到长淮千总卢鲁生及其子传抄奏稿。经审讯得知,他们的奏稿来自南昌守备刘时达。而刘时达的奏稿,则是乾隆十五年七月由其子刘守朴托人捎来的。经过比较,刘守朴接触奏稿的时间为最早,应该就是案子的源头。乾隆得到这一消息,精神大振,勉励江西、浙江官员戮力同心,追查到底。

但案子不久又重新堕入怪圈。刘守朴供说奏稿是他的属下帮他送递的,再问其属下,则供说得自苏州,而给他奏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眼看案情到此又要断线,乾隆不忍再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决定尽快了结此事。于是,他找来了军机大臣。

次年二月,军机大臣奏报:经审讯,刘守朴属下此前交代的都是捏造的;事实是,刘时达与卢鲁生曾遭到时任湖广总督的孙嘉淦的斥责,对其怀恨在心,于是两人合谋捏造了这一奏稿诬陷孙嘉淦。这样,伪奏稿案已经“真相大白”。

当月,乾隆就降下谕旨:卢鲁生凌迟,刘时达斩立决。随后通告全国,伪奏稿案主犯已经归案,其他传抄诸人全部赦免,但官员不能免罪。

就此,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蔓延全国17个省,牵连上千人入狱、数十名大员受到处分的伪奏稿案匆匆了结。

只是,这一案件了结得太过仓促,称得上漏洞百出,很难令人信服。奏稿中弹劾了不少大臣,其中有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和尚书讷亲,但这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也退了休,那卢、刘二人为何还要冒死弹劾这些人呢?从结案过程看,卢、刘本来是孤立的两个案子,合为一个案子后,在乾隆的催促下两人居然没有对质就被匆匆结案处死。按乾隆的说法,该案已经“全行昭著、无可候质”,显然人工斧凿之处太过明显,令人生疑。

后世的学者多认为,这一案件更可能的真相是:十几年前,也就是早在乾隆三年,此奏稿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弹劾的是鄂尔泰等几个掌握实权的大臣,当时乾隆认为这要么是“忌嫉孙嘉淦之人造此说以排挤之”,要么是“趋附孙嘉淦之人”借机炒作,以提高孙嘉淦的名声,对其不必深究,只要禁毁即可。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份奏稿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进而形成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案件。如果确系如此,卢鲁生、刘时达等人只能是替罪羊了。

综观这起伪奏稿案,实乃乾隆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亲自导演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追捕。联系当前频发的因网上发帖而跨省追捕的事件,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是一脉相承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捂盖子的观念根深蒂固,看到网帖的负面影响,便担心网帖会给自己抹黑,从而引起上级关注和舆论聚焦,于是轻易发动跨省追捕。

他们没有想到,跨省追捕的成本和代价更高,因为滥用权力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后果使政府公信力遭到损害、干群关系紧张,官员自己也因此被问责丢官,实在是得不偿失。

消除跨省追捕,为政者还是要及时发现问题,做到闻过则改,变堵为疏,主动化解矛盾,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如此,因言获罪和跨省追捕就不会再一次次上演。

编 辑/孙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