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鼎盛王朝的蚁穴之溃

策划/本刊编辑部执行/宛新杨志庆

2008年7月29日，沉寂了300余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核心区域——九州景区，终于向世人展露出了它的神秘面目。

曾经目睹这座园林之率雍容华贵的欧洲人，誉其为“万园之园”，称园中富丽堂皇的景象难以用语言描绘，匪夷所思。然而，148年前英法联军的肆意破坏，使得这座神话般的园林成为一片废墟。

由此上溯160年——300年前——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那时的圆明园还在图纸上，康熙和大臣们正激烈地讨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终于在第二年达成共识，圆明园破土动工，历经六代帝王、150余年，才在北京城西北郊建成了这座占地350公顷、拥有160多处景点的皇家林苑。

但很快，这些沉醉在天朝上国梦想中的帝王就高兴不起来了一一来自欧罗巴地区的洋鬼子觊觎上了东方的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几代帝王耗费巨资建造的园林在瞬间成了残垣断壁，紧接着整个中华帝国也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衰落始于鸦片战争，而事实上，此前100多年的康熙四十七年已渐显衰弱之势。当其时，俄国的彼得大帝正南征北战，意图雄霸欧亚；德、意虽四分五裂，但人们却正期待着一个强有力的王者出现；大不列颠更是在孕育着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伟大的工业革命。

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也意识到了整个局势的严重，他在用文治武功开创新王朝辉煌的同时，也开始对遥远的外面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打破与西方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俄国的交往障碍，他下旨创建俄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整个帝国的固步自封，这个新兴的语言学校发展至后来竟成为一具空壳。更可笑的是，俄文馆里到最后居然没有一人会说俄语!

康熙意欲同国际接轨而不能，帝国内部的一系列事件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困扰康熙多年的朱三太子案终于在这一年有了了结，可朱三太子以及南方尚存残明势力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康熙心头，挥之不去。于是在继续杀戮反清义士实行“治统”的同时，他加紧将“道统”收归己有，从此，在政治界与文化界，一个保守、庸碌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做了40年太子的胤礽对皇位的等待已渐失耐心，蠢蠢欲动。于是就在这年秋天，康熙下旨废除了胤礽的储君之位。可是随后的诸子争储令晚年的康熙身心疲惫，这种权力的传承使康熙痛苦不堪，也使整个帝国痛苦不堪，因为封建意识浓厚的康熙帝永远也不能使权力的传承走向立宪、共和之路，反而使这种封建权力的传承更加保守地封闭于后继者的意识之中，于是外面世界的转变如近邻的明治维新等把中华帝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300年前的辉煌与无奈渐行渐远，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圆明园静静地守望在北京城的西北角，而后人在仰望那个鼎盛王朝的同时，已能看到了这千里长堤的蚁穴之溃。如果康熙四十七年的一系列事件来个倒转，彼时的中国能与世界接轨，政治清明、文化先进，将是一个怎样的历史结局呢?

历史不能给我们答案，现实却给了我们思考，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深思走进康熙四十七年，走进那个鼎盛而又遥远的年代。

俄文馆：斯语关乎国运

王学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初春，寒气仍烈，暖意未萌，京城西安门内的天主教机构救世主堂(即现今北京的北堂)里，一位中文名叫张诚(其原名为Franciscus Gerbillon Joan)的法国传教士溘然长逝，享年53年。

消息很快就传至紫禁城内的康熙帝耳中。闻此噩耗，这位一向以坚韧刚强闻名的帝王也忍不住眉头紧锁、双眼湿润，陷入久久的回忆当中。

遥想整整20年前，30岁出头的张诚怀着对东方神秘国度的向往和肩负传播天主教义的使命，行程上万里，历时近两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帝。很快，这位年轻的法国人便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成为皇帝的几何、哲学教师，为其讲解欧几里得原理、古希腊逻辑等内容，并亲随康熙远征噶尔丹。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因操劳过度，抵抗力下降，身患疟疾，高烧不退，腹痛难当。就当时的医疗水平而言，这种病简直就如同现今的癌症一样难于治疗，这可急坏了当时的太医，他们个个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就在众人认为只得听命于天意的时候，张诚献上了金鸡纳霜(又称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虽然大家对张诚呈献的所谓“良药”将信将疑，但形势危急，也由不得多作猜测，于是此药很快便送至康熙的病榻之上。奇迹发生了，服完金鸡纳霜后，康熙身上的高烧逐渐退去，腹部的刀绞之痛也随之不见。面对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救命恩人，康熙重重有赏，特赐西安门内的一块“上佳地皮”给张诚，听凭他修建天主教堂，二人之间的友谊也由此愈发深厚。

当然，让张诚永垂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事件则是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张诚亲历此事，并担任中俄谈判的中方译员，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该条约签订的全过程。正是凭借在此谈判中的出色表现，张诚成为康熙御用的外事翻译。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张诚去世后不久，康熙又接到了另一位自己信赖多年的御用翻译——葡萄牙人徐日升(其原名为ThomasPereyra)的辞职信。徐日升因年事已高、重病缠身要求辞去皇家俄文翻译的职务。短短几日内，连失两位重要的俄文翻译官，康熙异常郁闷，并且逐渐意识了到翻译人才对国祚将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康熙下旨创建俄罗斯文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方语言文字学校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明永乐年间，类似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已经出现。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学习译书，其机构名曰“四夷馆”，隶属翰林院。那时，明成祖虽已下令迁都北京，但一些朝廷机构仍在南京，直到永乐十九年方才迁至北京，四夷馆便设在东化门衢之南四寺(今南京中山门以西一带，毗邻钟山)。

四夷馆一开设便身具双重功能，它首先是翻译人员的专职机构，“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其次，四夷馆又是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根据当时主要的朝贡国家，四夷馆设立了蒙古(鞑靼)、女真(满族)、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族)、缅甸、暹罗(泰国)等馆。于馆中学习的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译字生”，以学习为主，还有一类是通事，其职责是“通译语言文字”、“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为主。

明清鼎革之后，清承明制，把四夷馆保留下来。但由于满族由关外入主中原，难免被人视为夷类，于是改名为四译馆，其办馆宗旨未变：“窃照四译馆之设，所以统率官生，辨习文字，达生教而柔远人也。”

接待外宾，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更是一件事关国体的重责，因此对外语水平的要求极高。而当时的清廷，翻译工作隶属翰林院的四译馆，接待外宾、贡使的差使却隶属于礼部的会同馆。同一项接待工作却分属于不同部门，造成了职能交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这让几任皇帝都大为光火。因此，清廷于1748

年下旨：“提督四译馆，以今视之，实为废冗闲曾，无所事事，不如裁之为便。如以为应设以备体制，则不宜听冷员虚禀。其应裁应设，著大学士会同议奏。”

不久，大学士们便根据圣意，议定了改革方案。四译馆并入礼部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成为一个集礼宾接待、翻译和培养人才为一体的机构。

无论是四夷馆、四译馆，还是会同四译馆，都“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为己任，但这里所谓的“远方朝贡文字”，既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也有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如蒙古语、印度语、波斯语、缅甸语、泰语等，显然这些都属于亚洲语言系统，并未含有西方语言文字的元素。而俄罗斯语乃斯拉夫语系的一支，是欧洲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俄罗斯翻译人才亦即意味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所以说，称创建于康熙四十七年的俄罗斯文馆为中国第一所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真的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其实康熙打算创办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的念头并非肇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早在三年前，他就下过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圣旨。当时大学士进呈俄国贸易来使之公文，附翻译之文。康熙阅后，谕曰：“此乃喇提诺(拉丁文)、托尔乌祖克、俄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意甚明……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

由此可见康熙的语言学知识十分广博。在发表了此番对中外文字比较的体会后，他紧接着就发布一道谕旨：“此后，翰林院宜学习外国文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份由皇帝亲自下达的学习外国文字的谕旨，康熙的确颇有远见。中国官场的传统之一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们可以为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找出N个合理的借口。康熙的谕旨颁布之后，建馆之事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个被常人容易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使整个帝国失去了最早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机缘，在那场无声的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近代化进程中，大清盛世下的隐患已渐渐凸显。当康熙的远见与官吏们的拙识相抵触时，康熙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原因在于庞大的帝国机器若想换一个方向运转实在困难，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和冗繁复杂的封建礼教注定了整个帝国的固步自封，也导致了康熙的许多创新之举在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张诚去世和徐日升病退，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事宜还不知要拖多久。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八，康熙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翌日马齐即将此事交付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办理。第二天，这位侍读学士向马齐汇报，说已经征得愿学者七人，并具名单呈阅。仅仅七人报名自然同康熙的预期相差甚远，康熙下旨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学习者”。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吏部上报，称已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开列名册，“咨选到阁”。

当日，马齐急匆匆来到畅春园汇报工作。康熙下令：“均令习之。”并命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确定管理体制。马齐当即派鄂奇尔诺木奇岱会见俄国商团的商务委员彼得·胡佳科夫，请其选择善于俄文者前来任教。经过协商，俄方确定派俄国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驻地俄罗斯馆(今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内支搭席棚，开始教读，后迁至东华门外北大街附近。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学上课了。康熙在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上亲自过问，精心安排，并委派心腹马齐督办相关事宜，使其在短短半个月内得以顺利开学。可以说，要不是清廷大老板康熙披挂上阵，亲自掌舵，俄罗斯文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创建完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带有明显人治色彩的管理模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以至于到了今天，不少人还对此津津乐道，追捧有加。只是可惜的是，一人之力很难挽回整个大清的颓势。

开馆之后，经过近三年的教学，清政府发现68名学生中“能学者三十余名，不能者三十余名”，于是举行考试汰选，只留下27人继续学习。此后，俄罗斯文馆的学员数基本上保持在25名左右，另有少数候补学生，遇有正式学生升迁或病故等情况，即于递补。

关于俄罗斯文馆学生的日常管理与升迁状况，清人何秋涛有过很详尽的描述：“内阁俄罗斯学亦谓‘俄罗斯馆。会典内阁云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三等不授官，皆留学。八品官再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再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其不及原考等第者各照现考等第分别降级留学。七品官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补。额设助教二人。于教习内奏补教习，即于考得职品各员内派委。以蒙古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专司向稽察课程。再由理藩院派委郎中一人兼辖此官制也。”

俄罗斯文馆在建立后的确为清廷培养了一批俄语翻译人才，如乾隆末年，西北边事吃紧，急需俄语人才，伊犁将军保宁奏准设立“俄罗斯学”，并从北京俄罗斯文馆征调一名学生前往伊犁，就地教授十名八旗子弟俄文。不过，俄罗斯文馆毕竟仅是清廷万千衙门中极不起眼的一个，由于取材范围狭窄，加之受因循颟顸的官场风气腐蚀，到了19世纪初期，其已基本上丧失培育俄文人才的功能，沦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闲差衙门。嘉庆十年(1805年)，俄罗斯文馆有数名毕业生被派赴库伦担任翻译，竟对俄文全然不懂。嘉庆二十五年，卡缅斯基率领俄国传教团来京，其证书及其他的文件都秘密送交传教团中译员代为翻译为满文，因为偌大的俄罗斯文馆中已无可担此重任之人。而驻在北京的俄国人与满人因公会晤时，不得不请钦天监内的葡萄牙传教，士代以拉丁文传达。后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时，就连军机处收到的一些俄文文件，也不得不请俄国驻北京的大司祭到宫里去翻译。一连串的外交尴尬，对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可以说，时至晚清，俄罗斯文馆已走到了其使命的尽头，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而已。

鸦片战后，老大帝国被拖入近代世界，中外交往已不可避免，清政府急需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来折冲樽俎，应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语言障碍，如果不解决该问题，继续任由外交隔阂加剧，中国今后则会吃更大的亏。基于以上考虑，恭亲王奕訢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上奏了著名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初步谈及创办外国文字学校

的打算：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咈、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佯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

奕訢在文中特别提到俄罗斯文馆，其实是别具深意，因为一项改革举措，若以“借鸡生蛋”或“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加以推出，其遭受的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及其付出的代价或许能够轻一些，成功的把握也会大一点。奕訢诸人提出的方案，尚属应急措施，断无长期培养外语人才之打算：况且仿照故例，不逾祖制，人数也十分有限，故并未引起社会的公然反对。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开课，后定名为“同文馆”。

然而，形势逼迫着人们改变策略。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同文馆的课程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顺应督抚们的呼声，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奕訢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赴臣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分别出具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一体与者，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澈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

应该说，奕訢等人的举措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先进的事与物往往要经受一番痛苦的考验，方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奕訢的此奏折刚一公布，就遭到了保守官吏的一致抵制。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将军崇实、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先后出阵，充当起“反洋英雄”的角色，轮番发难，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尤其是帝师倭仁，身居要职，影响极大，他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洋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种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来之未有。近日却要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变而从夷，这不正坠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吗?长此以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成归于夷不止”。倭仁之论虽义正词严，但实属空疏无用，且充满了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好在奕訢等人够聪明，论辩时没有同倭仁们正面硬碰硬，而是避其锋芒，虚晃一枪，利用高超的辩术将各路顽固势力一一击退。不过，洋务派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沉痛，天文数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10个人。几经协商，奕訢等人遂决定将这10人与同文馆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八旗学生合并，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了。

万事开头难，同文馆毕竟走出了全面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第一步。在赞叹奕訢改革魄力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他的祖师爷康熙，正是继承了康熙的衣钵，认识到语言文字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奕訢才最终下定决心，创建同文馆，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让我们记住300年前的那个春天，正是康熙皇帝的高瞻远瞩，才开启了中国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航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并没有触动整个帝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无论是康乾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王公大臣，他们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当西方的列强将中国的门户一点点打开之后，一些有识之士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语言。

“斯语关乎国运”，信夫!

朱三太子：笼罩在康熙心头的阴影

王克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初三这一天清晨，山东汶上县县衙内一片忙碌，大批八旗士兵拥入这块弹丸之地，衙役们慌张的神色似乎预示着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卯牌时分，康熙皇帝委派的钦差——户部侍郎穆丹在衙门口飞身上马，汶上知县偕同捕快紧紧跟上，全副武装的八旗兵凶神恶煞地簇拥着他们，向致仕县令李方远府上飞驰而去。

此刻，李方远正与一位名叫张用观(字潜斋)的浙中名士在书房下棋消遣。突然，院墙外人声鼎沸，马蹄声像密集的鼓点一样，震得大地微微颤动。李方远正想派仆人一探究竟。猛然间一声巨响，府门被巨物撞开。官兵们不容分说，将李方远、张用观及其家人全部拿下，押往济南。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一座小县城捉拿一群普通人呢?原来，这批嫌犯中有一个人，是他亲政41年以来时时刻刻想铲除却始终无法得逞的要犯。这个要犯名叫张用观，他的真实身份是前明崇祯皇帝之子。此时此刻，各路反清势力也在寻找他，想通过他号召汉族民众，壮大己方的势力。康熙帝利用国家机器抢先一步捕得朱皇子，也使得笼罩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朱三太子阴影渐渐散去。

一

自清王朝定都北京伊始，明太子的去向，就是满人情报部门侦查的重点。因为“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无也”的观念在汉族知识分子及民众中根深蒂固。明太子的存在是对清政权是否合理、是否合法的巨大挑战，满清统治者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二、五、六、七子早逝。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从西安经山西直捣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逼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后，又用剑砍了袁贵妃和女儿长平公主，并对三个儿子——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熠(定王、永王的名字诸史料颇有出入，本文以《明史》记载为准)作了吩咐，让他们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由太监护送出外逃生，然后寻找机会赶往南方重建王师，卷土重来。安排完毕后，他就带着一个老太监来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在煤山东麓的一棵古槐树上自缢而死。当时太子慈娘16岁，定王慈炯13岁，永王慈熠12岁。

然而，太子三兄弟并没有逃出被李自成大军重重包围的北京城，三人先后被李自成军搜获。

太子问李自成说：“为何不杀我?”李自成说：“你无罪，我岂能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你听我一句话：第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第二，速速埋葬我的父皇母后；第三，不可擅杀百姓。”据说李自成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但没有杀他们，还封了皇太子为宋王，另外两个皇子也封了爵，一并交给大将刘宗敏看管。

不久，李自成被吴三桂、多尔衮联军打败，仓皇撤离北京。乱军之中，兄弟三人又一次失散。满人占领京城后，太子依然流浪在北京，结果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太子向审理的官员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刑部官员认为真太子绝对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就断其为假冒太子。后来，由于他一再坚持，刑部主事钱凤览就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等人前来辨认，结果都说就是皇太子。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最后，摄政王多尔衮认为前明太子如果活在世上，就等于给留恋明朝的汉人们留下了一面旗帜，于是下令将太子断为假冒，处决于狱中，而且连15位能证明太子身份的证人也没有放过，全部用最残忍的方式处死。

与此同时，南京也出现了一起“假太子案”，有一个少年，自称先帝东宫，求见南明弘光皇帝。弘光帝命见过太子的官员前去辨认，大学士王铎曾担任东官教官三年，他记得“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再一看那少年的面目，相去甚远，就问：“讲书在何殿?”少年说：“文华殿。”而事实上是在端敬殿。王铎又问：“几上位置何物?”少年张口结舌，讷讷无语。王铎命锦衣卫将少年捆绑，少年这才承认自己是假太子。弘光帝又派东宫另两位讲官以及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去辨认，结果都说是假。本来真相已经大白，可是有许多对弘光帝登基不满的官员乘机兴风作浪，散布谣言，引起了不明真相的外将与百姓的怀疑。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就越疑是真，最终导致了南明朝廷的内乱。该少年后来与弘光帝一起，被清政府冠上谋反的罪名，杀害于北京。满人谁来管你真假，一概剪除后患!

从此，明太子这面旗帜归于尘埃。于是，反清人士又祭起了朱三太子的旗号。

二

朱三太子就是崇祯皇帝的儿子定王朱慈炯，他和太子一样，都是周皇后的嫡子，这在封建统绪中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永王虽然也是崇祯的儿子，但是受到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朱慈炯的缘故所在。按照法统，太子一旦不讳，最有资格即位的就是这位朱三太子了。因而，民间有感于崇祯之后明室皇统的零落，一再祭起“朱三太子”这面大旗，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有感召力的。于是，“朱三太子”成了扎在康熙皇帝背上的一根芒刺。

可是，朱三太子明明叫朱慈炯，那些全国各地的“假朱三太子”为什么自称为朱慈焕呢?难道这些假冒的朱三太子连名字都搞错了吗?其实这里面有一段轶闻，朱慈焕是崇祯皇帝的第五子，前面已经说过，他生下来五岁就病死了。据《明史》记载，朱慈焕死前曾经对崇祯皇帝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将让他的儿子都死掉。”朱慈焕口中的九莲菩萨，实际上指的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也是崇祯帝的曾祖母。崇祯皇帝当时觉得很奇怪，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知道高祖母的事呢?于是便封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所以，朱三太子案件中的众多假冒者，主要是看中朱慈焕“玄机慈应真君”的神异身份，其次才是他作为皇子的号召力。

康熙一朝，民间“朱三太子案”的发案概率远高于顺治时代。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清朝在北京定都后，南明势力相继有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政权。明朝的遗民有这些政权作为抗清的旗帜，自然不必再去寻找遁迹民间的皇子。直到1661年南明最后一个抗清政权永历朝廷被吴三桂消灭，清朝进入了康熙时代，思念明朝的人才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帜。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杨起隆利用饱受奴役的汉族仆人对满族主子的刻骨仇恨，以“朱三太子”名义在京城纠众反清，并建立“广德”年号，因为有奸奴告密，起义旋即失败。此后，杨潜逃。但他在皇城之中纵火攻略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康熙帝。康熙十九年，大将军图海奉命缉拿一名名叫杨起隆的案犯回京，经过审问才知道是冒名顶替者，而此次康熙不惜动用图海这样的名将在围剿吴三桂的前线陕西大动干戈，可见，朱三太子给清廷的压力之大。

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夜，漳州人蔡寅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率“白头军”数万人起事，然后活动于南靖、长泰、同安等县山谷间。这次活动直接牵连到台海的局势，因为郑经也参与了。该势力猖獗的时候，一度进攻漳州。

康熙十六年六月，河南柘城又有人诈称“朱三太子”，发动起义。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经过南京，谒明孝陵后，谕大学士等：“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这是公开物色明皇室后裔，授予官职的开始。顺治年间，清兵全力对付南明诸政权，无暇顾及逃匿民间的皇子。康熙年间，南明政权已相继灭亡，遗民归心明皇子。所以康熙这样的上谕，无非是使海内闻风，或有自投罗网的明裔，诱之以利剪除。因此诸臣奉谕后，隔五个月才复奏：“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后来康熙三次南巡，都祭拜明孝陵，但再也不提访察和授职一事了。

康熙再三祭拜孔子陵和明孝陵，从表面上看是服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而公开物色明朝后裔，授予官职，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真正隐藏在民间的明后裔，一个也没有上当。

康熙在养心殿里天天盼着朱三太子被拿获的捷报，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假“朱三”。眼看韶华渐逝，何时才能拿获真正的崇祯皇子?何时才能为子孙后代铲除后患?他不知道，但他不想放弃。

三

康熙中期，清廷对于全中国的控制已经渐趋稳定，一些零星小反抗本不应惊动最高统治者，然而朱三太子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朱慈焕这个名字也着实可怕。这一招牌对于反清复明的志士所具有的向心力是不言而喻的，朱三太子成了清政府合法寻证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一日不去，终难高枕无忧。这就无怪乎康熙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处处留意、防微杜渐了。同时，这也暴露了一切专制统治者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康熙四十四年，江苏太仓一个和尚和浙江大岚山张念一、张念二等人又以“朱三太子”名义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事，分别活动于江苏太仓和浙江嵊县、慈溪、上虞等地。康熙闻报，气得暴跳如雷——这种骚扰何时是尽头?他对因循敷衍的地方官员失去了耐心，不惜动用国库巨资，委派各路京官分头行动，一方面进行武装镇压，一方面在“朱三太子案”频发的省份展开拉网式大搜查，因“加紧搜捕，使无辜牵连颇广”。

康熙四十七年，清廷终于网到了一条大鱼：他就是崇祯皇帝第四子永王朱慈熠(据清史专家孟森考证)。这个朱慈炤就是本文开头被捕的老人张用观。那么，自1644年开始，在漫长的64年中，朱慈炤究竟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呢?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撤离北京后，永王慈炤被李自成麾下毛将军带着逃到河南。但因清朝查捕的风声很紧，毛将军自顾不暇，只好扔下慈炤逃亡而去。慈熠当时只有13岁，无奈便从河南流浪到祖籍地安徽凤阳。在这里，一个姓王的乡绅收留了慈熠。为了掩人耳目，王乡绅给他改名叫王士元，和自己的孩子同窗读书。慈熠十八九岁时，王乡绅病故了，他失去了依靠，就离开凤阳，流落到江南，在一座小庙里落发为僧，苟延岁月。后来又辗转到浙江余姚的一座古刹里安身。有一日，一个姓胡的前明官员后代来到庙里，和慈炤谈经论文，很是投缘，便说：“子有如此才学，为何流于空门?”于是，把他带到自己家中，还俗耕读，还把女儿嫁给了他，慈炤便定居余姚，以教书维持生计。

那么，朱慈炤又怎么会认识李方远呢?

这还要从他的人生第一大失误说起，如果朱慈炤安心于做收入微薄的乡村私塾先生，谨小慎微，默默无闻，那么很有可能不会在晚年遭遇灭门惨案。可惜的是他从小锦衣玉食惯了，不甘心种种薄地，教教田家孩子，竟走上了给达官贵人当“西席”(即教书先生)的道路。

康熙二十二年春，李方远在山东路官人家的筵席上遇见了朱慈熠，见他“丰标秀整，议论风生”，于是就私下里询问他的来由。主人说：“先生姓张，字潜斋，浙中名士也。学渊博，且工手谈，精音律，今为张氏西席，特邀之与会饮春酒耳。”这一天，张用观与李方远情意殷殷，一见如故。过了两天，张就来拜访李方远，以绫质诗扇为赠，从此两个人“为文字之交者”半年多。再后来张用观就回南方去了。

康熙四十五年冬末的一天，李方远已经致仕家居，妻子新近亡故，久别的张先生突然再次出现，还带着两个儿子，说是江南闹水灾，难以度日。其真实原因是宁波张念一造反后清廷搜捕得紧。李方远正好有几个孙子需要家庭教师，于是就留下了这个故交。当然，李家只知道他是浙东名士张老先生，连他在浙江时名叫王士元也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他叫朱慈炤，是先朝的皇子了。

尽管朱慈炤对李方远守口如瓶，但他在浙江犯下的人生第二大错误，却成了他全家罹难的直接导火索。这位朱老先生居然没有忘记明太祖祖训，仍然按照皇家家谱给五个儿子取名，朱虽然改成了王，但名字还是和字辈，姓名的第三字均为“土字旁”，这是有案可查的朱元璋定下的明朝宗室命名原则。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朱慈炤给自己唯一的孙子取名——曾裕，这不是“朱家曾经龙御天下”的谐音吗?如此露骨，合当是自寻死路!

然而，在朱慈炤留下的供词中，却记载着：“吾本姓朱，名慈焕，改名王士元。”明明朱慈焕早就死了，朱慈熠也不至于昏到把同胞弟弟的名字当成自己的名字吧!我认为，供词可能被清廷别有用心地窜改了。清廷想借此警告民间：你们不是说“玄机慈应真君”法力无边吗?还不是被朝廷一举灭尽!

朱、李二人被捕后，先在济南进行了初审，起义的太仓和尚被押来与朱慈熠对质，结果和尚说：“第假其名义以煽动人，实不相识。”案子又移到浙江审问，沿途戒备森严，气氛恐怖。经过户部和江浙一代地方官府的联合审问，并没有发现朱慈炤有图谋造反之事。这时康熙下旨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然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

读了这段判语，不禁令人想起了汉代酷吏张汤创造的“腹诽”罪名。在专制社会，本无道理可讲，凡事只论敌我，不论是非!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朱慈熠父子被解至京城，清廷因“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以“明系假冒”，将朱慈炤处死，其子五人也被斩首。明朝灭亡到康熙四十七年，已过了64年，永王朱慈熠在明亡时只有12岁，到康熙四十七年已是穿戴清朝服饰的76岁白发衰翁，纵有旧太监，至多年龄和朱慈熠相仿，如何能辨认出64年前12岁孩子的真伪呢?尽管这位76岁的老人隐姓避祸，教书糊口，并无不法行为，当有人以他的名义起事时，他又东躲西藏，并未参加任何反清活动。但是，这位无辜的老人还是被康熙下令凌迟处死，全家老幼均遭杀害。

康熙素以“宽大为怀”自诩，又曾下令物色明皇室后裔，授予官职。可是，当正宗明皇后裔出现后，他又自食其言，出尔反尔，还搞了一个自作聪明的“老太监相认”的掩耳盗铃之滑稽剧。其对崇祯后裔的襟怀、气度与草莽嗜杀的李白成、庸碌荒淫的朱由崧(即弘光帝)相比，都相差甚远，判若云泥。由此看来，某些人颂扬的康熙大帝，不看其刻意为之的文治武功，单就其本初思想而论，不过是一个龙袍缠身的蕞尔小人!

朱三太子的阴影表面上已然烟消云散。然而，民间的反清势力并不买康熙的账。康熙一方面对民间郑重宣布所谓的“玄机慈应真君”已被千刀万剐，另一方面又对汉族士大夫宣称朱慈焕“明系假冒”(熟知明史的汉族士大夫，都知道典正的朱三太子叫“朱慈炯”)，这种自相矛盾的愚蠢想法，还是被汉人们一窥究竟。既然朱慈炯还没被清廷捉到，朱三太子的旗帜当然还要高高飘扬。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惹得康熙老朽“气喘数日”。而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最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声称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流落到了海外，俨然明初建文皇帝重生一般。这次活动的主角叫李梅。清广东总督亲自带兵抓捕，但李梅逃脱，不知所终。据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广西、越南等地已经开始筹建朱三太子的大本营了，而最远的居然在吕宋岛(今菲律宾)上还有分支机构。

四

康熙与朱三太子的阴影战斗了一辈子。表面上看来大获全胜。可他却无休止地生存在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他处于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文化上更优越的汉人的包围之中，内心深处不免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既怕残明势力利用朱三太子卷土重来——清王朝重蹈元朝覆辙，又唯恐被饱学硕儒所轻视，尤其畏惧被居心叵测者暗中讥讽。

朱三太子的存在，是对他“治统”的最大挑战；饱学硕儒的存在，是对他“道统”的最大挑战。

康熙从文献中看到：“前明官员都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经常和皇帝发生争执。弄得有时皇帝气急败坏使用廷杖乃至杀戮来对付他们，但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而且即使被处罚，也获得了另一种光荣。整个文化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认为皇帝错了!”于是，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生存焦虑迫使他加快了把“治统”和“道统”全部收归到帝王手中的步伐。他一方面继续对反清义士大加杀戮，另一方面又对以自己的恩师熊赐履(此时已经过世)为首的理学家大加羞辱，说这类人自以为得道统之传，彼此纷争，简直就是宵小之属。以堂堂帝王之尊，对自己的恩师进行贬损，吓得周围的文士噤若寒蝉、大汗淋漓。

尽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在康熙和他的继承者的苦心经营下，清王朝也出现了一段被后世学者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但对于此时的政治界和文化界来说，一个保守、庸碌的时代序

幕已经拉开，留给他们乃至整个民族的何止是一个个酸楚的阴影和无言的哀伤。

康熙废太子：盛世下的权力之争

金满楼

一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像往年一样，康熙带着儿子们离开京城，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和行围打猎。这次去热河，康熙总共带了八个阿哥，包括大阿哥胤裎、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当时未满八岁的十八阿哥胤衸也在其中。康熙把皇子们带上的目的，一来是为了让皇子们出去见见世面，二来也是希望通过行猎保留满人的军事传统。

队伍走到一个叫永安拜昂阿的驻地时，十八阿哥胤衸突然病倒了。虽然康熙一直关心有加，可胤衸的病情在好转一段后又再度恶化，来势比之前更加凶猛，终于在回京的路上不幸夭亡。

胤衸的死，让康熙痛苦万分(康熙的儿子夭折的很多)，但更让他伤心的是，随行的其他皇子对他们这个十八弟的病情一点都不关心，甚至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特别是作为皇长子的胤禔和皇太子的胤扔，在自己的小弟弟生病的时候，几乎就不闻不问，就连胤衸病死了，也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哀伤。

康熙原本觉得自己的这些儿子们都十分优秀，他也在儿子们的身上倾注了无尽的父爱，但这些皇子们对自己的手足同胞竟然如此地冷漠无情，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这一次，一向以仁孝治天下的康熙帝失望了，特别是对当时已经35岁、有了子女的皇太子胤礽，更是失望至极。

二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较多的皇帝之一。在康熙的35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24个，长大成年的有20人。古人的观念向来是认为多子多福，但作为帝王之家，儿子太多反不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都精明能干的话，那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

康熙的这20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大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但问题是，皇位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又怎能平均分配呢?

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历朝历代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兄弟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惨剧屡见不鲜，康熙熟读经史，对此当然十分清楚。为了避免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满族贵族公推储君的制度，他在康熙十四年早早地立了未满两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

为了让胤礽能够早日成才，康熙特请了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大学士作为胤礽的师傅，并复设了顺治时裁撤的詹事府，目的是为太子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专门服务。尽管康熙政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但有一段时间里他还坚持为胤礽亲自讲授四书五经。在那段时间里，康熙每天在临朝之前，都要让胤礽将前一天所教的经书背诵并复讲一遍，直到胤礽完全记熟并融会贯通了，才匆匆赶去上朝。

小时候的胤礽也很争气，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据记载，胤礽在八岁的时候，便可以左右开弓，而且骑射娴熟，十来岁的时候，胤礽便已通晓满汉文字，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加上胤礽长得仪表堂堂，康熙对他十分宠爱，还特意在自己住的畅春园旁边为胤礽专门修了一座小园林，以方便自己见到太子。更可喜的是，胤礽20岁的时候便已经是十分的精明强干，康熙出巡的时候也经常把他带到身边。即使不随同出巡，康熙也往往将胤礽留在京师代理朝政，胤礽也总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让康熙感到非常欣慰。

康熙作为父亲，对其他皇子也都是尽心尽力，慈爱有加。康熙十四年二月，当时正是平定“三藩之乱”最为困难的时候，四岁的大阿哥胤禔出痘，康熙辍朝九日专门护理。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康熙带皇子们出古北口行围打猎时，大阿哥胤禔不慎从马上摔下，肩膀受伤。康熙得知后，立刻命令随扈人员和大部分军队近六万人停止，行进，暂时驻留原地，直到十天后胤禔的臂伤基本痊愈后，康熙才让行围队伍继续前进。还有一次，在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康熙出巡塞外的时候，八岁的四阿哥胤稹突然患上痢疾，康熙听后便决定立即赶回京师，并亲自安排四阿哥的治疗事宜。

和以往的朝代比较，清朝皇子的教育确实非常严格。每个皇子很小就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大都精通四书五经、满汉双语，诗文书画方面也有相当造诣。从教育内容来看，皇子们也是文武兼备，全面发展，康熙还经常带着皇子们随驾出巡、行围狩猎、出京办事、统兵祭祀等，在实践中锻炼他们，结果这些皇子们大都才能出众。但不幸的是，这也为后来储位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三

当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张诚曾这样记载他的亲眼见闻，说康熙三十一年的夏天，康熙带着七个皇子巡视塞外，“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持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捷。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连最小的九阿哥允禟(十岁)也猎获了两只鹿”。因为从小就训练有素，不少皇子的箭法十分厉害，16岁的三阿哥胤祉在围猎中，还曾多次与皇父康熙比试箭法，父子二人一时间竟然难分高下。看着儿子们个个有出息，这时候的康熙大概是最开心的。

在这些皇子里面，康熙最重视最宠爱的当然-是太子胤礽。康熙在出征噶尔丹的时候，因为想念太子，曾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朕率军征战之时，军务在身，无暇他思。今胜负已定，噶尔丹逃遁，我军穷追不舍。当此之时，班师返归，一路欣悦，朕不由思念太子，何得释怀。今天气已热，将你所穿棉衣、纱衣、棉葛布袍、褂子等四件，一并捎来。务必拣选你穿过的，以便皇父想你时穿上。”康熙的舐犊之情，着实让人感动。胤礽收到信后，“伏阅慈旨，得知皇父眷恋儿臣之心，不禁热泪涌流，难以自已”，随后他便按照皇父的要求，将自己所穿的衣物精心挑选数件，派专人送给皇父。

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康熙对胤礽的过度宠爱，事事都顺着他，结果导致胤礽后来极为骄纵，甚至养成了暴戾的性情。胤礽仗着自己是皇太子，从刚懂事起就奢侈无度，贪财好利。13岁的时候，人家就曾说他“刚愎喜杀人”。胤礽成年后，更是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随从，甚至连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还亲自动手鞭挞过平郡王纳尔苏和贝勒海善。这个太子如此暴戾不仁，连朝鲜使节都说如果他当政的话，“必亡清国”。

胤礽的不仁不孝和冷酷无情，康熙早在几年前便已察觉。比如有一次康熙在出巡的途中生病，因为想念胤扔，便特意让他来行宫。胤礽当时16岁，他来后见了自己生病的皇父谈笑如常，没有一点忧戚之色。康熙非常生气，没两天便找了个借口把胤初给打发回去。胤初还常跟人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乎?”言外之意，是自己做太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似乎是希望康熙早点去见阎王，好让他早日登基!

胤礽的太子地位，使得他身边聚集了一帮趋炎附势的小人，这些人认为康熙日渐衰老，迟早

要把皇帝宝座交给胤礽的，于是纷纷巴结，好为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其中，以胤礽的外叔公索额图最为积极，在他的张罗下，朝廷中隐然形成了“太子党”，而且力量不可小觑。后来由于争权太露骨了，在康熙四十二年的时候，索额图因“潜谋大事”而被处死。由此，康熙和太子的矛盾也日渐暴露。

矛盾产生的时间长了，迟早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十八阿哥的死，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在康熙训斥胤礽，“毫无兄弟之谊”后，胤初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忿然发怒”，竟然跑出去挞辱随行的侍从和大臣出气。

这时，途中又发生了一件“帐殿夜警”的事，更是让事态火上浇油。原来，太子胤礽挨骂之后，心里忐忑不安，有种不祥的预兆，于是他便派出自己的亲信去侦察康熙的日常起居，其本人也曾在夜间偷偷到康熙帐前，扒开帏幄的缝隙，鬼头鬼脑地窥视里面的动静。不巧这事被其他皇子看见，结果便被拥到了康熙面前。

康熙听了，大为震怒，随后便召集所有的随从大臣和武将，并下令将太子胤初和其他皇子全部拘来。康熙当着大臣们的面，痛骂这些无情无义的儿子们，特别是对皇太子胤初，康熙更是新账老账一起清算，他痛骂道：“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平日里就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我包容了你20多年，你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你平时奢侈无度，比我的花费还要厉害，这倒也算了，派你去南巡，你竟敢向当地的官员索贿纳贿，胆子也大过天了!连外邦进贡的物品，你都敢贪入私囊!”

康熙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越说越气：“你幼弟十八阿哥病危，我日夜照料，焦虑万分，你身为兄长，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你这样毫无孝悌的人，怎么能当太子?你还在深夜里向我的帐殿窥视，难道你是想看我死了没有吗?你的亲信日夜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到底用意何在?”

康熙喘了喘气，又痛骂道：“这几日来，你每天都在我帐幄周围窥测，弄得我整夜不能安宁，时时刻刻都得戒备，真不知道是今天会被你毒死，还是明天被你所害!”

说到这里，康熙痛哭流涕，对这些儿子失望至极，激动之下，一度还昏倒在地。最后，康熙宣布：“胤初废去太子名号，他这样的人不能继承祖宗的家业!”

康熙下令废太子后，命大阿哥胤禔一路监视胤礽回京师。随后，康熙又下令将索额图的儿子格尔芬、阿尔济善和追随胤礽的苏尔特、萨尔邦阿等六名党羽立刻诛杀，以绝后患。回到京师后，康熙将胤礽囚禁在上驷院旁边的毡幄之中，交由大阿哥胤禔、四阿哥胤稹和九阿哥胤禟负责看守。

废太子一事对康熙的刺激很大，他一下就病倒了，六天六夜都无法入睡。潜意识里，康熙把太子的被废看成是自己的一次重大失败。培养太子是一个几十年的事业，作为父亲和皇帝的康熙在里面倾注了无数的精力和感情，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个打击，决不会比擒鳌拜、平定三藩和西征噶尔丹所带来的冲击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太子胤礽刚刚被废，其他的儿子们一个个就像乌眼鸡一样，在那里蠢蠢欲动，极为露骨地表达了他们对储位的兴趣，这无疑又给了病中的康熙沉重一击。想起当年齐桓公去世后儿子们“束甲相争”的可怖结局，康熙的心里便万念俱灰，整个人仿佛麻木，像是坠入了万丈深渊。

四

胤礽被废的悲剧，其实康熙也同样负有责任。太子的被废，不仅仅是教育失败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皇子们的培养和极权体制的冲突上。众所周知的是，满人入关前实行的是王公及八旗旗主推选制，以功劳大的、有贤能的人为王。但是，这是在当时打天下时，为了发挥那些军事首领积极性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随着满人最终一统中原局势稳定后，这种公选制度迟早要被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制度所取代。

康熙后来推翻了满族传统的“以臣选君”的公选制，改用了汉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但他在对皇子们的培养和任用上却保持了满人的传统。康熙的儿子们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都很有才能(有德无德姑且不论)，但问题是，培养出这些人之后应该如何使用呢?

康熙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众多优秀的皇子围绕在更优秀的太子身边，众星捧月，今后自己死了，太子成为皇帝，而其他皇子能够成为贤王辅佐太子，家族事业由此兴旺发达。因此，康熙尽可能地给这些皇子们提供机会加以锻炼，他每次南巡或者围猎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皇子们带上。另外，康熙在离开京师的时候，往往也会留下几个皇子在北京代他处理政事。

康熙想让皇子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的想法固然不错，但皇子干政的结果却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那些参与处理政事的皇子在政治活动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往会像服用了毒品一样上瘾，他们怎肯做个屈居人下的贤王?毕竟，当时满人入主中原时间不长，即使康熙有嫡长子的观念，但他的那些儿子们对此并不以为然，怎么会对胤礽心服口服?康熙在位的时候，大家都是兄弟，只有长幼之分，凭什么就胤初能做太子呢?

太子不但和其他兄弟们有矛盾，和皇帝也存在矛盾。康熙是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大权在握，其权威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质疑，这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太子作为储君，康熙又希望他在登基前能够在政治中得到锻炼，以便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君。可现实问题是，太子一旦从政，由于其将来会成为皇帝的事实，各大臣们很难对抗其权威，由此也会形成第二权力中心，与当前的皇帝进行隐然对抗。

让皇子们参政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让太子参政又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康熙发现自己良好的愿望最终形成了一个悖论，而形成这个悖论竟然是由于自己前面几十年对皇子们有意的培养所致。1708年一废太子的时候，大阿哥胤禔竟然提出要替父皇除掉胤礽，这令康熙极为震惊，结果胤禔很快被终身监禁。尔后，八阿哥胤禊等人又结成“八王党”争夺储位，钩心斗角，纷纷扰扰。阿哥们的这些举动，令晚年的康熙身心疲惫，痛苦不堪，至死都没有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康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吧。

康熙四十七年，一个在历史上很平常的年份，发生了一些令人容易忽略的事件。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其背后往往潜伏着难以被人察觉的隐患。如果康熙帝萌发的新鲜思想没有被压制和阻碍，如果南明残余势力能放开胸怀，如果帝国制度能选贤任能，如果……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历史也不容我们假设。

掩卷沉思。

这个词，在这里，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四个字的组合，它是历史与现实的链接。

它是一座桥。

建起这座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是的，走出康熙四十七年，除了感慨。我们还应有无限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