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居里的冷暖悲欢

段战江

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

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还是让她不免伤心。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l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遵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托。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

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 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也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录中，被称作“某太太”的她，在听说许广平怀孕后，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诉娘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可她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气忿过后，便是释然和欢喜，因为她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因此便原谅了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情敌”颇示好感，真心邀请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北京玩。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于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这座坚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

轻柔地把握“老虎尾巴”

差不多是鲁迅搬进西三条胡同这座小院的一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怀着好奇而又激动的心情，贸然走进这座院落，也从此走进了鲁迅的心。

她叫许广平，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身为北大教师的鲁迅也在这所学校兼课，授讲《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这位传说中“怪僻可怕”的先生，她和同学们起初是好奇，甚至有些敬畏，可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是那样的幽默和平易近人，渐渐地，也敢和他亲近，甚至敢于对他“淘气”和“放肆”。

1925年3月间，即将毕业的许广平，由于学校的动荡和前途的迷茫，便壮胆给自己敬爱的先生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疑惑和苦闷。那时她还是个有些天真、有些调皮的学生，也是知道鲁迅包容，甚至疼爱自己学生的，因此在信中，针对自己的苦闷，她才敢认真却又活泼，坦诚又略带俏皮地询问道：“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同时要求鲁迅“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

这封信是3月11日发出的，在接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鲁迅就为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因此，13日一大早，许广平便收到了先生的复信，这让她非常感动。而信里头，头一句便是称她为“广平兄”，更是让她受宠若惊。当他们通信到第六封时，已经完全无拘无束的许广平又显“淘气”本色，自称为“小鬼”。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来往书信达12封之多，而且几乎每一封书信，鲁迅都是当天即复。

随着对先生的好感不断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发旺盛。1925年4月12日，她拉着自己的同学林卓凤，贸然前往西三条胡同，“探险”先生的“秘密窝”。她看到了什么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个栽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小花园，以及正屋中间后面加盖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即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的摆设，也不过是旧箱子、旧写字桌、旧藤椅，以及一张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简单的多层书架。

对于一位堂堂的北大教师而言，这样的“蜗居”实在是显得太过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可在许广平的眼里，这一切却显得诗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写道：“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其味为何?”

如果从1925年3月11日双方第一次通信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