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上）

吴　思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着这样一段话：“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意(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啉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事实上，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也有不同的学名和诨名流传下来，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或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之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自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生造它一个“白员”，用以统称白役和编制外官吏。

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一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

一、朱元璋的发现

明朝的并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县，时辖上海县和华亭县)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穷追根由，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竟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竟拿着官府批文，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这样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现在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正吏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其人数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20位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这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也竟是正员的3倍。

二、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下旨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又下令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籍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管干、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徙；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但朱元璋竞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大诰续编·吏卒额榜》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洪武十八年的20锭等于100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八九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招。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三、对局者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可参照《儒林外史》

第二回中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这一回中还说到教书先生每年的馆金不过12两银子，与此对照之下，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000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1000两左右。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12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自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员李榕曾经给父母官写信，详细地描绘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信中说：“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英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轭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除了抓赌外，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

由此可见，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有机会捞外快之外，差役还有权力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昨闻街坊菜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早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成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由此可知，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当白役的直接收益。

既然当白役直接收益如此丰厚，也就难怪会有人热心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正经事做，况且以收入而论，贫下中农难得吃一顿酒肉，挣钱也不如白役多。相比较起来，流氓无产者是白役的后备军。而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的伤害权，丰厚的直接收益，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

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基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诏书一经公布，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漕粮的负担，但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原来，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14万余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

《明史》中记载，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竟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人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恨者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皇帝只得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12人。

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得住这种挑剔?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官员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

清朝人刘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坏，就把高官不肯真正执限制白员法说成首要原因，他说：“四川吏治之坏，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多么邪恶，关键是官员太多。”为什么多呢?因为违例。大官中没有一人认真办事，明知其违例也不肯处理。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中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震慑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馈送、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常例、迎送、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等，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朝令夕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