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

李美皆

一、你好,我是陈染

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女孩拿着《纸片儿》,说写得很独特。我那时正在恶补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不沾的。虽然没看《纸片儿》,记忆中却留下了陈染的名字。

读研究生的时候,对于女性文学关注多一些,陈染的作品就熟了起来,那时她的名字经常是和林白连在一起的,一起被视为女性主义写作或私人化写作、身体化写作的领军人物。及至七零后作家出现,有了对比,才知道陈染她们的身体化是很不彻底的,或者根本不能叫身体化,加诸她们身体上的不是欲望,而是一种极端执拗的情绪——或者愤怒已极的自伤自毁,或者缠绵悱恻的自怜自恋。我1998年的硕士论文就以“女性文学的自恋”为题,论述的第一个女作家就是陈染。当时的陈染对于我来说还在天边,有着诡异的距离,尽管我从她的作品中已经了解她那么多,在精神层面上的熟悉远远超过一个多年的邻人。因为是不得不做的毕业论文,里面便少不了“强说”的成分。毕业论文在2005年分成几篇发表出来,基本保持了1998年的原貌,没有增添什么与时俱进的内容,这对于陈染来说倒没有多大遗珠之憾,因为她的主要作品在1998年之前差不多都出来了,之后写得不多。迄今为止,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那论文。我没有问过她。我希望她没看。

2005年的冬天,我曾经在网上不经意间发现她的博客,进去浏览过几次,发现她贴文并不多,倒是常常贴些照片。于是,就更印证了自己的偏见,觉得她的确是自恋的。后来才知道,大多数博客都是这样的,网民就是要看你怎么自恋的。那时我对她的主要的好奇是这几年她又写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因为印象中她似乎潜到深水中去了,再也不见浮出来。看不出什么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她的身体不好,究竟怎么不好也不知道。她在博客中似乎经常为身体不好,没有精力打理博客,因此博文更新太慢而向读者道歉。而她的读者都是那种经典怀旧式的老牌粉丝,不仅原谅她,而且经常担心、怜惜和祝福着她。后来,我看见了她关闭博客的告示,她说她不适应博客,不愿再那么难以为继地拖下去了。一下子又对她有了新的尊重,觉得这才是她。

2007年冬天,在北京参加青创会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陈染。一眼看到,便知道她是陈染。大家都在等待合影,人群散乱而膨胀,她的身影出现在其中,则带着那么一种孤静,孤静得似乎根本不属于那里,就像月亮不属于人间一样。周围的热闹似纷纭的尘,凸显出她的寒与寂。她是高傲的,然而,又确乎使我感觉到一种悲怆。毋庸讳言,她已经不再年轻了,然而,又依然是那么一副少女的细弱矜持的表情——我想起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两者统一在她身上,使我感觉到悲怆。她是那么瘦!尽管此前就知道她是瘦的,但呈现于眼前的她的瘦依然令我猝不及防。后来我知道,这与她的萎缩性胃炎有关。但我想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主要的,恐怕还是她的内心消耗太大的缘故。内心太矜持,就连身体也都是矜持的了,矜持到拒绝发一点点胖。所谓母性的光辉,都是与身体的发福相连的,有哪个圣母不丰腴乃至肥腻呢?所以,她的脸上没有这个年纪的女性通常会有的那种母性的温暖的光辉,而依然是少女的寒烟翠。

会议的最后一个中午,有人打电话到我房间,说,你好,我是陈染。那个远远的影像一下子被推到了眼前,我以略微有点不知所措的热情迎接了她。这其实也不是特别意外,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她愿意读我的文章——记得当时我是极为诧异的,认为她应该不屑于读我的文章才对,因为她是那么的超尘出世,而我的文章是属于尘世的。后来,她评价我的评论文章是“好看”。她的精神洁癖,她的目下无尘,会使人自觉地远避,但我觉得她是能够享受这种高处不胜寒的人,所以,不明白是什么使她有勇气向一个平常而陌生的人伸出她矜持的手。

我们很自然地交谈了起来,很快发现彼此是那么相洽,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的人,而且,真诚与真诚是可以相互唤醒的,这使我们的交流非常容易。也许使她可以对我伸出手来的不是勇气,而是真诚,以及对另一份真诚的确定。我不会佩服一个人的心机,但我会佩服一个人的诚挚,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诚挚更需要勇气。

整个下午,我都在为我们的坦诚相交而欣悦着。她亦然。她说,你的存在让我吃惊和高兴。对付尖利的矛,必须拥有坚硬的盾。而真诚就是蚌壳里最柔软的肉,永远处于躲藏之中,很少敢于面世。但,当我和她面对面的时候,彼此都是柔软的蚌。当然,对于她,我还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因为她跟我不一样。其实,只要你敢于不设防,一任自己天然裸露着,也未必见得会怎样受伤,只要你有足够的豁达和无谓——那就是力量。你可以无视那些窥视与算计,坦然地活你自己的,就像诸葛亮面对八方埋伏在空城之上悠然抚琴。但她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豁达和无谓,她太敏感了,而且会为敏感所困,最终甚至为敏感而活。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愿意她心里留下任何皱褶,所以,我会尽量照顾到她的敏感。而且,你要做一个更热情的人,才有可能使她在交往中继续往前走,她的敏感是使她随时准备打住的。

我原来以为她会很难处的,是我想当然地要敬而远之的那一类人,一接触却发现她是那么体贴、周到。她的礼数周全是因为她敏感而又能将心比心。如果一个人的敏感是单向的,要求别人对她当心,她对别人却不当心,结果可能就会像黛玉那样不讨人喜欢。但陈染的敏感是双向的,你会受益于她的敏感的回馈。

那天下午最使我惊讶的是她居然会开车。我自己方向感差,永远不知道东西南北;方位感也差,所有的地方都似曾相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因此,我是永远都不会开车的。自己不行的就格外敬畏,我崇拜所有能做饭和开车的女人——写此文的现在,做饭的问题我已经拿下了,单看以后会不会开车了。

陈染居然会开车?这几乎动摇了我不能开车的决心,我开始怀疑自己也能了。她说,我也不行,认路很差,要去一个地方都是先设计好路线,输到车上的导向仪里面去。

说到平时来往的人,她说,跟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些交往,一起吃吃饭什么的,乐呵乐呵,不谈文学,也没人把我当作家,我不喝酒,正好给他们开车,他们都喊我司机小陈。

于是,我记住了“司机小陈”。

二、为什么我们没有家

青创会之后,我们又有过一些短信或电子邮件联系。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看法。牵涉到她的同行,她总是非常谨慎,对于我的随便一问,都会表现出考试般的紧张,或者答记者问式的审慎。我说,真把我当评论家啊?她害怕媒体,害怕外界的口舌,害怕留下任何不安。即便熟悉之后,如果她一时忘情对我说了什么痛快的话,也会不忘嘱咐一声:别把我的胡言乱语跟别人说。

敏感自尊的人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内心的安妥,她选择规避。我想起以前看过的她做客某网站的对谈,有点应付,没有棱角,甚至也没有观点,因为有时对方设置的问题意味着你的观点就是棱角。她没有鱼从手指间溜走的那种滑,便只有用索然琐屑不着边际来应对了。我特别喜欢苏青和张爱玲的对谈,曾经在短信中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我也能做出一个那样的访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和文学无关。她回我,这个建议很有意思。这当然是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信心,有价值和趣味的对谈需要两个人都放下,我们能放得下吗?有深度和敏感度的对谈需要有触及灵魂的勇气,我们有勇气面对面地触及灵魂吗?再大胆再坦白的作家,也是背了人,通过文字来打开自己内心的——以文字来作为与他人之间的一个介质,一种回旋。

有一次,也是在短信中,我们提到某本书,她说,以后你需要我们社的什么书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寄,或者其他社的也行,只要我有。我从来没想过可以用这些俗务来打扰她的,因为在我心目中,她几乎是天人。她说,没事儿,我们社的书,我们都有使用指标的,我的指标用不完呢。我主要是不忍她为这些俗事来费心。但还是列了一个书单,请她随便找到什么算什么。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大捆书,是她寄来的。我从来没收到过那么大捆的书,有作家社的,也有其他社的,用报纸仔细地包了几层,又用牛皮纸包,捆得非常仔细,毫发未损。我感动得不行,也心疼得不行,不是感动和心疼她寄了这么多书给我,而是感动和心疼她以那么羸弱的身体,抱了这么重的书去寄。我知道她是可以通过公家来寄的,出版社专门有部门负责这个,但这次她是自己寄的,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因此,我就更不忍心。

在单位,她是一个收缩型的人,从来不给自己和他人惹麻烦,从来都希望别人忽略她的存在,这我早就知道——不是通过她知道的,她几乎从来不提单位的人和事,仅仅提到的也是有限的几个同事之间的一点趣事。在中国,单位是一种文化。我无法想象陈染也是属于某个单位的,但她确乎是属于一个单位的,那就是作家出版社,而且她在自己的单位待得安然、恬然,默默地做着一个称职的编辑。她对于外界的要求极低,低到几乎无要求。当我第一次听说她连副高职称都没有的时候,惊讶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她却处之如常。除了编辑,她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身份,至于“作家”称谓,仅仅是对其写作行为和结果的一个客观认定而已。总是看她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我一直以为她该有的都有了。

我发短信感谢她的寄赠,说,你简直是豪爽呢。她说,我难得喜欢一两个咱们行业里的人,愿意的。这就是她。

那些书因为是她寄来的,我义不容辞尽心尽力地去看,倒因此看了不少书。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我也读了她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某些内容令我大恸,比如,在这远离家乡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个“尽头”,某一处“禁期”——我在设想自己的结局:待到那个最后的时辰,我想我会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后事。然后不用说一声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实施了安乐死法的地域),独自办理手续,独自在异国他乡把自己静悄悄交给上帝……

读到此处,正是天黑的时候,是我一天当中最脆弱、最忧郁的时候,尤其在冬天。天黑的时候,我的心是灰烬,是黑洞,消沉得无法打捞。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住自杀了,那一定是在天黑的时候。于是,我也似乎彳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了。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定然不会有这般悸动的疼痛。可我认识了。

她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尽头”。也是在天黑的时候,在饭桌上,暖气还没来,菜已经变凉的时候,她突然由眼前的一切发生联想,跟母亲暗示到死亡,母亲意会了,赶紧禁止她胡思乱想。

她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爱犬三三。对于三三,她绝对是惜如命,爱如子的,但正因为爱得太深了,会给人以肝肠寸断的感觉。爱得深,心就扎得深,拔离时就痛得深。所有去时的痛,不都是因为不舍吗?所谓舍去,看似简单,可有几个能做到那么清明洒落呢?母亲,三三,她,相依为命得令人担心。三者是那么地缺一不可,可是,总有一天会缺失的,那一天到来时,怎么办?在这篇文章里,她写道,曾经因为对三三爱得过于深切,禁不住劳心牵挂,而试着摆脱爱的负累,痛下决心把三三送人,结果每一次都以更深的罪疚疼痛把它带回来,于是,认命般地接受三三在自己生命中的必然,甚至想好,就是到了“尽头”,也要先交代好三三。

生老病死,人人尽然,然而在她写来,却就有一种直抵生命极处的深痛、锐痛。我想,这是因为她的爱从来不扩张,也无依赖的缘故。面对死亡的孤独决定了一个人内心最根本的孤独。她是不会向人间借一点点温暖的人,由于自尊,由于矜持,最根本的,是由于内心的凉意。就我跟她的对比来说,我觉得她是阴性的、凉性的,而我是阳性的、暖性的。因此,读她的东西久了,我需要放下来,缓一缓,类似一种“还阳”的需要。

她的内心为什么会充满凉意?这连着她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她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住在办公室里。有一次母亲带她到姨妈家去,她站在姨妈家的窗前看着下面的街市人流,突然流着泪问母亲:为什么我们没有家?——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如读到时那样,泪流不止。

在女孩子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失去了内心深处的依恃和安全感。虽然还有母亲,但同为女人,母亲自有其脆弱的一面,并不能撑起全部江山。女儿对母亲的依赖,不能不带着悲辛的成分,甚至,对于母亲的悲悯,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自我悲悯。这就是她的忧郁得滴水的少女时代。这种易感的青春期的残缺,是以后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永难弥补的,其阴影像病毒一样,感染到生命的内里。陈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位男同事在闲谈的时候说到自己每晚都要给上中学的女儿按摩放松,因为她上学太辛苦了。于是,她背过身去流泪,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她说,这样的男人,再怎么普通平凡,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读到此处,我又一次鼻酸泪下。它让我想起王朔在《致女儿书》中所写的:小时候缺少母亲的爱抚而导致的皮肤饥渴症,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整个生命,因此,他发誓,宁愿女儿一生平庸一事无成,也绝不能让她如自己一样患上皮肤饥渴症。对于“父亲”,陈染内心有两个相悖的情结并存:憎恶并惧怕父权面孔的父亲,同时又对父爱有着深深的渴望。但是,她把自己的恋父情结保护性地掩蔽了,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害怕得不到反而受伤。

对于女儿来说,即便母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己,依然无法成为爱的全部。对于母亲来说,则是不能不把所有的爱都留给女儿,因为她太脆弱太多愁善感了,她不是一般的女孩,任何爱的疏忽与分流,都可能使她折断。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写到了女孩的母亲一度与一个男外交家交往时,女孩的忧郁自虐乃至自我放逐。对于爱的莫名渴求,被抛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不知道会使女孩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来,这当然会令一个母亲极度恐慌不安,以至于不敢有半点分心。

无数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耶利内克、张洁等已经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生命经历,如果没有那种抑郁愤懑的内驱力,她们怎么会去写作?又怎么会写得那么惊魂夺魄!艺术是苦闷的象征,生活平顺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至少不会这样写。我留意了一下陈染公开发表的照片,没有一张是笑的。

从某些方面来看,陈染就是来到了现实世界的黛玉,如同被宝玉衔在口中降临人间的那块玉。她的敏感纤细与忧郁执拗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自小母亲过多的疼爱呵护,以及后来父母离异,父爱缺失所导致?她有没有可能不这样?或者说,她有没有可能被改变?假如她生活在革命年代,或者青春期恰逢“文革”而不是80年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这种假设徒令人走火入魔,得不出任何答案。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都是有其理由的,所有的假设均无效。

陈染是很难比拟的,她是尤瑟纳尔、萨冈、张爱玲、杜拉斯等人的混合体,但你很难说她究竟像谁,许多的影子在她身上碰撞。她很感性,但也会喜欢尤瑟纳尔这样的知识型的女作家。有一次我说到,不喜欢强行灌注好多思想的小说。她说,可是,我是可以喜欢克尔凯格尔、维特根斯坦那一类感性的思想的,没有思想的小说觉得欠缺。我说,是的,你喜欢思考型的,我喜欢感受型的。必须首先从感性上打动我,才有可能喜欢,我不喜欢尤瑟纳尔。她说,不同没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基本的底线——喜欢诚恳。评论似乎比创作更需要思想,但是,一个乐于感受的人却做了评论,而一个乐于思想的人做了作家,这似乎有点吊诡。正如她喜欢尤瑟纳尔,可尤瑟纳尔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长假,而她却活得这么不轻松。

二十几岁的陈染,会让我联想到萨冈。陈染当然也先锋过前卫过,她曾经对我说,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看过一些动静很大的实验舞实验剧实验展,真的非常失望,做作之极,打着实验的旗号而已,实际很幼稚。现在的陈染,则更多地让我联想起中年以后的张爱玲,因为洁身自好而神秘落寞。一度,我开会比较多,她说,我觉得你不必参加那种会,干你自己的最好,多快乐啊!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会沦陷,但我想自己是把持得住的,我说,我们已经够边缘了,应该相互鼓励着不那么洁身自好才好啊。她说,嗯,其实,你不洁身自好,对我只有好处。我们都在电话中笑。

在文坛的转型期,陈染没有与时俱进,从此,她似乎就被一辆前行的车子抛下了,新世纪的阳光似乎不再照耀到她的身上。陈染更多地提到的是90年代,那才是她的时代。她活得太自我,当然不能成为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之士。由于健康的缘故,她的创作力也在这一时期减弱了。与此同时,她也不再年轻。无疑,即便不去利用,年轻也是女性的一种资本。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母亲有一次对我谈起时光,她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老了,你身边的男人女人们都把流连的目光停留在你周围的那些年轻光滑的脸孔上的时候,没有人再注目你,这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衰老的滋味。我懂得母亲的话。但是,我依然觉得衰老本身并不可怕。”我认同她的话,衰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的衰老与庸俗。可是,别人认同吗?文坛跟所有的坛一样,难免势利,如果你没有各式各样的资本,就不会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个体的时代总是非常短暂的,倏忽之间,属于你的时代就过去了,真如白驹过隙。陈染失去轰动效应的时间与中国文学几乎是同步的,因此,她也成为前一时代的文学化石,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轻的时候,她为写作牺牲了健康——那时是手写,没现在这么轻松。现在不那么殉道般地写了,但健康也回不来了。她似乎寓示着纯文学写作的某一宿命。正是因为懂得的慈悲,使我有一次不无残忍地对她说,谁叫你不肯放下身段呢?她在文学方面的价值属于深海,因此,注定做不了海面上的浮游物。

因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更因为健康的原因,她开始与生活和解。她身心的状态都放下了一点,也往生活里走了几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触须已经全面向生活伸展,相反,她更避世了。她的近乎洁癖的洁身自好,使她害怕沾染任何不洁,而生活永远不可能是洁净的真空,那么,她只有避到世界之外去了。甚至,她对于生命终结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洁癖——洁来洁去至此!我从来没有读到或听到她追溯自己的家族史,她似乎脆弱得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甚至连时代也关在门外,很彻底。她的精神洁癖也是源于她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敏感而警觉。即便对于朋友,我感觉她也是非常需要距离的。在向你走近的同时,她紧紧地抵抗着距离的消失。保持距离,她才会有安全感。她的自闭,是出于对个人存在方式的自觉选择,无怨无悔。

但她的的确确在与生活和解,表现之一,就是向世俗的幸福作有限的妥协。她淡出文学界,但有了一些世俗的朋友。她说,功名场中的人,不太愿聚,而日常朋友就会傻玩傻喝,但我宁愿与后者一起玩,图个轻松开心,只要有包容之心就可以了。她的这一变化,倒有点像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意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沾染点人间烟火气,可以避免她在自己的神经上永无止息地奔跑,从而也避免了神经越来越脆弱。

她与生活和解的另一表现,就是为人处世中更多地采取顺民的姿态了。她几乎可以说谨小慎微,她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工作者,所有公众人物可能引起的小麻烦,比如不慎失言或语出惊人之类的,她都精心避免。她的内心也许依然反叛,但生活中的她很注意收缩自己。她绝对不像耶利内克那么激进和乖张,这是她区别于许多女性主义者的地方。耶利内克是一个自闭的激进分子,一面自闭,一面参加一些行为艺术一般的反叛活动。陈染不激进不乖张,同时又不够圆滑,那么,为了掩藏自己的锋芒,她只有收缩了,把自己的外部存在减少到最低。如果刺猬把自己翻转过来了,所有的刺都朝向里面,会是什么结果呢?看看陈染就知道了。

有一次,短信中,她说身体不大舒服。我说,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这还是江青对斯大林说的话呢,把大林同志惊得一个愣一个愣的。她说,江青老师可真幽默。我想象着,这一笑,她身体里的不舒服像涟漪一样荡开了一些,心里便有着小小的欣慰。

看见陈染,我会担心她孱弱的身体撑不起她内心的重量。然而,再看她的文字,我便知道,那种蒲苇般羸弱而又坚韧的不绝如缕的力量,只有在她这样的人身上才会看到。

五、有一点不对都不能要的

2008年春节前,我告诉她过了年要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她开了我几句玩笑,然后说,我已经不敢上学了,又娇气又怕人又懒散。“怕人”,似乎只发生在认生的小孩子身上,其表现就是拼命往父母怀里躲。然而,我理解陈染的“怕人”,她太脆弱了,如一件易碎物品,经不起任何触碰,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免不了受刺激的,刺激有良性的愉快的,也有不悦不快的,那么,为了避免后者,她宁愿把前者舍弃掉。这就是她的脆弱而决绝的因噎废食。避世的人总是有内在或外在的洁癖的。避世是为了使自己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干净一点,但有时也许更累更复杂更不堪承受了,因为承受力也在跟着退化。人多少还是需要一点混不吝精神的,要舍得淘炼自己。若能安适自由,享受避世,避世才是真正的避世。

我到鲁院之后,她说,等天暖了,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很快就天暖了,她约我出去玩。这使我感觉她是跟着春天一起醒来的。第一次见面,她事先问我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在确定我没有任何主意之后,她说可以去后海,并且一定要开车来接我。到了那一天,她又特意发短信给我,说因为不太认路,约了一个朋友带路,问我介不介意。我当然不介意,怎么会介意呢?只要是她的朋友。再说,朋友多了不是更好玩吗?她说,有个会玩的朋友带着咱俩,省心一点,她不是文学界的人,不懂文学,咱们可以随便说话,不用顾忌的。

下午两点,她的车子准时在楼下等我了。我终于也坐上了“司机小陈”的车。我首先打量她的车,确切地说,是她和她的车的对比。结果发现:站在车外,她使她的车身显得格外庞大;坐在车内,她使她的车厢显得格外宽敞。以这样的弱柳扶风之躯,居然能驾着一辆庞大的汽车隆隆开进,实在太煽动和蛊惑了,简直强迫我自信。负负得正,许多的匪夷所思,在她身上居然顺理成章。乘坐着她驾驶的车,感觉很不真实。这是我此生打死也想象不出来的事情之一。

那天很快活,逛了烟袋斜街,在后海边上一家颇具特色的饭店吃了饭。在烟袋斜街一家民族服装店,我选了一件很夸张的花衣裳,衣裳挂在那里时她不看好,等我穿上,她表示首肯。我和她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她家亲戚)共同为她看好了一件白麻布绣花的上衣,认为她穿上有一股仙气,很不错。但她穿着有一点肥,犹豫了一下,到底没有买。她说,有一点不对都不能要的,以前有过无数次的教训,总体上看好,有一点瑕疵,结果买了之后放在家里一次都没穿。她是多么地唯美主义,一点瑕疵都不能容忍。她的讲究使她不会选择夸张或落拓不羁的衣服,而是要考究到每一个细节的得体。所以,她的着装是乍看普通,但细处绝对经得起严格推敲的那种。她倒是对一件家织布的类似于百衲衣的布衫动了心,我和她的朋友都说那是邻居二妞穿的,她一面笑,一面不为所动,依然在研究那件衣服——由此可见,她是很有主见很有拗劲的,不会轻易为外力所扭转。但最终,她还是心有不甘地放弃了,估计还是考虑到穿不出去吧。(写此文的现在,我又向往跟她一起逛街的快乐了。那样轻松的下午时光,实在是难得的人生幸福啊。)

她的讲究,并不在于昂贵与否,一个几十块钱的工艺本子,她也不肯随便的,而是要仔细挑选。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她看中的,始终是她看中的。尽管她并不尖锐,但她的唯美考究,不肯将就,可能一样会令人仰慕不已但又望而却步。唯美情调是她热爱生活的理由,如果不能给她美感,反而是一种破坏或剥夺,那就不如干脆空缺。她绝对是宁缺勿滥绝不苟且的人。可以断定,假如她的生活中多一个人,多半会给她的生活秩序和格调带来破坏,因为能够跟她的唯美考究以及洁癖相匹配的人实在太少了。诗意地栖居往往是一种孤芳自赏,更适合用来审美,如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吃饭我们是预先订了座的,窗外就是后海的灯红酒绿,如海市蜃楼般漂摇在黝黑的水面上。后海是艺术气味与红尘气息杂糅的,在这样的地方,只要与相宜的朋友在一起,便有人生如梦如酒的美好感觉。如若半醉半醒,远远近近的人影与灯影依稀在眼前晃动,感觉就更强烈。这个地方不适合喝茶喝咖啡,只适合喝酒,尤其在夜晚,有酒的风骚、浓烈与晕眩。我是个不爱操心的人,点菜向来是没有耐心的,随心所欲,看着什么是什么,不注意搭配,也不计算菜量,感觉差不多就行了。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尽快点完,完成一个任务。所以,我几乎从不点菜。陈染与我相反,她很注意,每点一样都很认真,要确定那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她更注意的是,一定要我先点,我力辞之后,她又每点一样必要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选的是黄酒,陈染因为要当“司机小陈”,不能喝,她朋友的酒量一看就很好。她们问我,我说,黄酒,我顶多喝半斤。她们面面相觑,然后看着我,都笑了。我说,我说的是实话。陈染很没辙地说,你在其他地方可别这么说实话呀。我满不在乎地说,放心,我不说。但却使她更不放心了似的。那晚上也许我喝了不止半斤,肯定没有醉,但也到了微醺的临界点上,耳酣脑热,笑靥如花,感觉人生是惬意美满的,很好。临走的时候,陈染还不放心地嘱咐我:以后你可别告诉人家你能喝半斤黄酒了。我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放心,我不告诉。搞得她更是放心不下的样子。

晚上九点多,陈染又开车送我回来。

在北京,最体贴的友情不是“你到……来,我请你吃饭”,而是“我去接你,咱们出来吃饭,然后再送你回去”,或者,“我到你那儿去,请你吃饭”。北京太大,交通又成问题,从甲地到乙地的耗时耗力,可能相当于外地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耗时耗力,所以,根本不能按照同居一城的习惯思维来约。在北京吃饭没有当天约的,都要提前个两三天才可以。在北京,两顿饭就是一天,不是在吃饭,就是在吃饭的路上。在北京,不是吃饭,是吃时间。有时候去吃一顿饭的打车钱,远远超过主人花在你身上的饭钱,时间和体力的来回耗费还不算。在北京吃一顿饭的成本有多高,可想而知。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以及生存与发展,似乎都与吃饭有关,吃饭是免不了的,不是外地人来了,北京人请他们,就是他们来请北京人。形而上点说,北京是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集散地,北京就意味着全国。形而下点说,北京就是一桌纷纭的流水席,或一座热闹的美食村,外面也许冷清,但屋顶下永远是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的。要吃饭,就要付出代价,除非碰上特别义气的朋友。有一位特别义气的部队的朋友请我吃饭,下午为免堵车,让我自己打车去,晚上送我回来时,他一定要把打车钱给我,义气得实在太到家了。我力辞,说这会让我无地自容。他说,你要是不接受的话,就是故意让我无地自容了。陈染的义气,不在这位军人朋友之下。

插入这些,只是想证明,陈染是一个多么体贴多么侠义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认识她,不亲自接触,我可能永远都不会了解这一点。

我回来就可以休息了,她还要开车回去,真辛苦,我感到于心不忍。约摸她已经到家了,我正想发短信过去道谢,她却先发过来了,问我玩得好不好,而且唯恐她的朋友跟我初次见面,会给我带来任何不适。我说,挺好的呀。她的担心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可想而知,假如她的朋友真的为我带来了任何不适,她该有多么的难为情呀。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纯粹是自己的敏感多疑,还是我表现出了什么?连我都跟着要神经过敏起来了。可事实是,她的朋友热情大方包容,比玩矜持的人好得多,我很喜欢。对于人性的弱点,我一向是达观的,相反,我害怕完美的人,正如有人所说,从来不犯错误的人是可怕的。目下无尘必定活得累,因此我不做目下无尘的人。对他人宽松,自己才能宽松,目下无尘的人必定首先是自我要求很高,因此活得累。

在烟袋斜街的藏族工艺品店,我还买了一把梳子,据说是牦牛角做的,它的翻转的流线造型吸引了我。实际上算陈染送我的,是她付的钱。大概两星期之后,这把梳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捡起来看时,近一半的梳齿都跌没了,似乎掉下去的是一条鱼,捞起来的是一副鱼骨。我有点心疼,发短信告诉了她,并说,这牦牛难道缺钙吗?这么不结实!她说,那肯定是假的。你看,西藏人也不都纯朴了。

“你看,西藏人也不都纯朴了。”这句话让我笑了好久,多么经典,多么可爱的一句话!只有陈染才说得出。

六、天暖了,咱们出去玩

后海之后——写下这四个字,我心里突然一动,感觉其中似乎蕴藏着某种参差错落的诗意或禅机——我曾经对陈染说过,你是一个太好太好的朋友了,我很幸福。她说,其实,在北京很寂寞。你开朗率真,在北京也许会比我玩得开。

是谁发现了烟花与寂寞的姊妹关系呢?没有比用烟花来形容女人的寂寞更贴切的了,所谓“她比烟花更寂寞”。我现在看到与女人相关的“寂寞”这两个字,心里浮现出来的总是烟花,因此,“寂寞”也有了更为伤感的意味。一地寂寞,就是一地烟花呀。一地烟花,也就是一地寂寞。

好在她还说,找时间咱们再出去玩,正好天暖了。天暖了,咱们出去玩——这是多么美满的人生表达,如童年暖阳,如《捉泥鳅》这首歌: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

五一节我们又到新东方广场玩了一次,也是她接我送我,也是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关于时间、地点、人物。这当然是对他人的充分尊重,体现了她的教养。可实际上,她真的不必问我,只要是玩,我怎么都行的,而且情愿被人引领,乐得不动脑子。“礼多人不怪”自然是好的,我只是不忍让她那么累。似乎就是这些精心的内耗,使得她如此瘦弱;似乎就连一次普通的朋友约会,都会把她累倒,我怎能不“怜香惜玉”?她像玻璃纸一样脆弱,她的存在似乎就是要人心疼的,然而,却一直是她在体恤和照顾着我。

至此,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关于她的那些论文,仿佛那是写的另一个人,与她毫不相干。我也不会再追问,她为什么自恋。自恋的人首先是自私和自我膨胀,可是,她并不自私和自我膨胀,只是自珍自重而已。黛玉妙玉也自恋,如果这世界上必定有一些人要自恋的话,也许就该是她们。自恋是她们面对自己和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面对世界,她们并不自恋。既然这样,她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敝帚自珍是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她们知道世界不会格外心疼她们,因此,她们愿意自己心疼自己。审美是需要距离的,黛玉妙玉的自恋我能欣赏,甚至根本意识不到那是自恋,因为她们离我很远。如果她们是我生活中的人,就未必了,也许会引起我的排斥、嫉妒和不忿。但当陈染与我之间的距离消失的时候,我反倒感觉不到她的所谓“自恋”了。一方面,人与文是不能等而视之的,也许正因为知道生活中是不能自恋的,所以她移情到了虚构之中;另一方面,她也在成长和蜕变,也许当她学会妥协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再自怜或自恋了。

即便陈染是自恋的,我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排斥,因为对于他人,她也有着小心翼翼的仁慈,她把自恋保留在了自我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张到别人的领地,甚至也没有到公共领地。我想,对于这样的人,上帝都会给予豁免权的。当然,上帝并不代表人间的态度。人总是不如神宽容和慈爱的,所以,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人们通常认为敏感脆弱是一种富贵病,不是一般人有资格患上的,正如富贵的人才能有教养,穷人没资格有教养一样。

一个人语言的紧致来自内心的紧致。陈染对那些陈染式的人物内心把握得是多么到位!简直触到了每一根神经,语言更是达到了极致。人类的至尊语言就像矿脉中的晶粒,在黑暗中闪着神秘的光,只看人类怎么找到它们。如果陈染的内心不是那么敏感纤细充满张力,她怎么能找到它们?只有潜入人类精神的寂静深海的人,才能充分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找到那些好句子。

五一节刚过完,地震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人间惨状!决不会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轻飘飘地说:为了成全他们,一座城倾覆了。这样的话,是浪漫得没有人味儿的,只知男欢女爱,不知人间有人。哀悼日那一天,她发短信给我:快看路上,所有的车都在悲鸣,令人感动!为什么中国人只有在灾难面前才会这么可爱!我以为她也开车在路上,问她,她说,不是,在我家楼上窗口看到、听到的。长龙驻足齐鸣,壮观之极。我为那一瞬间的中国人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半天,心情复杂。因为那几天受到一些不良刺激,我愤激地说,我觉得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爱,天灾也没有改变国民性中的阴暗和狭隘。其实,我已经跟她一起感动了。

那几天,家人都在讨论收养小孩的问题,我跟陈染说,你收养一个吧,你这么有爱心的人,不养个小孩实在可惜了,养个小孩,你会跟现在很不一样的,人就打开了。她说,我有一个三三需要尽职尽责。一个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喝上学,还需要太多的责任、时间和情感,不能让他粗糙地生活和成长。所以不敢轻易收养啊。

我相信,如果她有个孩子,一定会非常细腻地去呵护和照拂的,那种付出,真的不是她这样的身心能承受得了的。她已经够脆弱的了,如果再有个下雪都会激动得哽咽的儿子,该怎么办呀?简直无法想象。其实,她已经把三三当做自己的骨肉了,当母亲说女人要生个孩子的时候,她大声抗议:“谁说我没生啊?三三不是我生的吗?”让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在母亲面前,她永远不脱孩子气。我原来以为她会养只较小的狗,后来才知道,三三其实很大。她简直像一只小猫,却养了一条大狗!带三三出来散步的时候,多半是三三带着她走,因为三三的劲儿比她大,她拗不过它。三三虽然是条健美的狗,却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能被她宠爱太多,野性退化了。出门在外,看见其他的狗,它担心别人会欺负自己,便先发制人,虚张声势地吼,玩黔之驴的把戏。在外面,它只会虚弱地自卫,在家里,它却很霸道,典型的窝里横。三三的占有欲非常强,陈染打电话时间长了,它都会吃醋地直叫,不满自己被冷落了,还是担心自己的爱被人夺去呢?如果家里来了陌生人,它则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它的生活空间里容不下其他人。即便家里或门口有陌生的声音,它也会叫,看似凶悍,实际是不安。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听见三三在大叫,她像母亲哄孩子一般地哄它:三三,咱不叫。我感觉我对我儿子都没有这么温柔过。对这个外强中干的孩子,她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她对三三好得令我难过,我觉得它是在欺负她,甚至有点生它的气。我希望它有骨子里的强悍,来捍卫它的主人,而不是叫她去关爱它。

朋友之间,保持底线为好。同性朋友尤其如此。有时,因为把握不好底线而导致的晦丧,不由人不生因噎废食之念。因此,我理解陈染在人际关系上的小心翼翼。但是,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并且越来越放松,我简直觉得是一种善缘。

我离开鲁院前夕,我们又在一家酒店吃过饭。那家酒店的格调很好,中间有相连的水池,以石板路相通,水池里面有鱼游来游去。遗憾的是,当服务员来收盘子的时候,可能怕洒了,居然把盘子里的菜汁悄悄倒在了池子里。可巧陈染和我都看见了。我们立刻感觉那菜汁倒在了我们身上一样,无可奈何地相互望望,担心地说,菜汁又有油又有盐还有调料,会害死小鱼吧?她甚至走过去看了看菜汁倒下去的地方有没有小鱼。事实上,我想,她更担心的也许是那一池清水吧?相知就是不用说出来你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似乎就是你的另一颗心。何况,我们的唯美主义共同受挫了。

七、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

国庆节,我发短信问候她,她说,高烧了一周,刚退。我不由得感慨,你可真是多愁多病的身啊!嘱她静心休养,什么也别想。

她说,这季节最容易上呼吸道感染,你一定小心。这次生病我想了很多,主要是养老问题,人最终其实都是无助的,很绝望。以后你也许会觉得文学对于生命其实很轻很轻。你好好过节!

这话让我想起黛玉所说的“眼泪也比往年少些了”,心中大恸。我为她着急,居然首先想到的是三三,担心三三不懂事,会为病中的她增加困难。

她才这个年纪,就担心养老的问题了。她忧患,是因为她自尊。记得多年前看过她的一篇随笔,写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体面的老人犹豫之后,终于向着路边食客的一桌剩菜走去。她说,我发誓,只要我活着,绝不让我和我的家人沦落到这等丧失尊严的地步。这种来自敏感的自尊和骨气,让我想起张爱玲,当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已经濒临乞怜的地步,胡兰成说,她终于不能落到雾数,想要自卫了。敏感自尊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雾数”,因此她们会走向决绝。

我感觉语言是这样的无力,“车到山前必有路”之类的话对她是没有用的,但我又不能为她做点什么,而且现在她也不需要。我想了想,回了一个不短的短信:你说的包含了自己的体会,我明白。但是,不要只看到生活悲观的一面。地震之后,我更想得开些了。八万人,哪个有非死不可的理由呢?可是他们死了。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而不能是我呢?如果有一天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会坦然面对的。而现在我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我还以自身为例向她证明:每个人都有难处。同时也鼓舞她:但都会过去。

其实,人生看到尽头,便是死亡会使一切过去,所以,活着的时候,要跳开一点看,不必为生活中的小起伏所羁绊。当然,我自己也做不到的,想得开并不等于做得到。

她回复我:我明白。你其实更难。无论什么我们都只能去面对。懂你!

我居然给她讲了一通口号式的大道理,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讲不出别的来,我情愿这么鼓舞她。我说,我只是希望你豁达明朗起来,我们能够彼此给予力量,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病着的时候心态都很软弱,病好了,心情就好了。没事儿,放轻松些。

她说,我明白。我们互相鼓励支持!

我希望她真的明白。退一万步说,一个连“尽头”都设计好了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呢?又怎么可能活得不好呢?她曾经说过,一个智慧的人,他的人生走向也许是这样的:早年激烈的悲观主义——然后是温和的怀疑主义——再然后是明晰的乐观主义。希望她能做到。

我很欣慰文章可以写到一个不太忧郁的地方打住。我宁愿以一个昂扬的口号做结尾。人生亦然。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推心置腹是不是会触及她的敏感的底线,以至于令她发窘。但愿不会。

责任编校 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