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拉善

欣　力

1

两扇厚厚的大红门虚掩着，左边81颗门钉，右边也81颗，黄铜的。

迟疑着推门。不是博物馆吗?大白天关门干吗?

没人应。

探头朝门房里看，有人。

问：能进吗?答曰你们干吗?说参观。答曰进吧。问要票吗?摇头摆手说不要。

哦，全国博物馆都免费了，早几个月前的事儿了嘛。这儿跟“全国”一样?

魂牵梦绕的阿拉善，在我心里，她其实这么远。

迎门一畦黄花半人高，杆儿上长满粗刺刺，长花苞红皮子，尖儿撅着，好像小辣椒；叶子肥又多，乱哄哄把花拥了。花大瓣儿四片，一片叠一片，成个四角形似的，可一点不经意，就是你不觉得是四角形也无所谓；黄得昂扬，给阳光一照，特耀眼——管你谁谁呢，她就是要黄成那样，晃你眼。粗头乱发，我行我素，不优雅，可朝你笑，你却招架不住——哪儿来的一群活蹦乱跳的山野女子?

正是端王载漪当年从贺兰山上移到王府里来的。

定神看，正房门楣上匾额高悬，蓝底金字：迎恩堂。

阿拉善博物馆，原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郡王府，又叫阿拉善亲王府。

2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端王载漪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他违旨到了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投奔当时阿拉善第七代札萨克郡王多罗特色楞，他的老丈人。

阿拉善札萨克郡王世代为清廷效力，第三代罗王功勋卓著，被乾隆封了亲王，世代罔替，从他起，阿拉善郡王府就成了亲王府；又世代跟清皇家结亲，是满蒙一家的典范。

载漪是道光帝的孙子，道光第五子惇亲王奕蒜的儿子，跟光绪帝是堂兄弟，本无大建树，出名，是在“己亥建储”之后。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贝勒和朝廷要臣，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儁为皇子。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这一年是己亥年。

这封诏书引起一个人的抗议。这人官不大，却敢冒死领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反对建储，敦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

此人是当时上海电报局总办，就是局长经元善。在这封电报上签字的知名人士有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等。电报里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坐不住了。区区一个电报局长，敢领头给总理衙门打电报，还一通“务求”、“奏请”的，明知她要光绪下台，却非要跟她背道而驰，瞧那些名字，分明是“康党”在作怪!她简直气死了。可这个“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确实叫她害怕，她由此愈发憎恨洋人。

这个“探闻”，据说是经元善一干人造出来的谣言，为吓唬慈禧的。

慈禧果真给吓住了，她一边命人捉拿经元善，一边跟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对策，怎么对付洋人。

决定用“义和团”把洋人斩尽杀绝，就在这个时候。

载漪自幼习武，他曾经延请汉人武师进府授业，为了修习杨式太极掌，还聘过杨式太极拳宗师杨露禅之子为师。他喜欢天桥，在那儿有一帮耍把式的哥们儿。德龄公主在《御苑兰罄记》里说到端王载漪与天桥艺人为伍，跟他们称兄道弟，不分伯仲，在当时王室属另类，他却满不在乎。那会儿满人跟汉人不能在同一间饭馆吃饭，当官的在街上看杂耍都有失身份，更别说和卖艺的一块儿上场了，端王载漪却没一点儿王爷架子。德龄说，端王喜欢“穿上法衣，粉墨登场”。这岂止另类，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举。就算在今天，一个部长在天桥“卖艺”，怕也得是晚报头条吧?人准说，这领导真亲民。“端郡王”是爵位，非部长的衔儿可比，所以，早在一百多年前封建等级制度依然森严的中国，端王载漪的“亲民”肯定是需要勇气的。

我有时候想，主张倚靠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王爷高官大学士们，如端王庄王，如山东巡抚毓贤，如大学士刚毅，会真的相信，以“义和团”的咒语和武艺就能对付得了钢铁的炮弹吗?

贵为王爷，敢违族规家规和他那个阶级的价值观，跟“下九流”打成一片，想必端王载漪对那些来自民间的“玩意儿”是真崇拜。

他对“义和团”的倚重，或出于此。

靠吞符念咒、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神力”救大清，是他一厢情愿的祈望。作为当时清廷的重要决策者之一，实在可悲。

据说，端王的弟弟辅国公载澜崇拜得更彻底，索性“短衣窄袖”，腰上扎了红布，一副“义和团”团员的打扮了。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里也设了坛，学念“义和团”密咒。(黎东方：《细说清朝》)

那个时代，李鸿章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陈独秀称之为“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时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大权在握，掌管国家的人，却无所主张。

台湾史学家黎东方在《细说清朝》里说到这个时候的朝廷：

“在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

载漪跟慈禧是亲戚，一向关系好，儿子当了“大阿哥”，载漪本人更深得慈禧信赖，一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1900年，他是总理各国事物大臣，掌管虎神营(“义和团”起义时，清政府在北京编募的禁卫军，以“虎”灭“洋”之意)。八国联军进京，他随两宫西逃，在路上任军机大臣。

母亲若在世，不一定会赞成我写这个，所谓家族历史的阴暗面。我们家的故事，跟中国近代史相关太深。可是，这段历史决定了我挚爱的两个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结合，也决定了1963年在北京妇产医院降生的那个婴儿，将被送进那样一个家，在那样两个人的庇护下长大，看见他们的痛苦，体会他们的挣扎，不在乎他们的怯弱和卑微，认同他们为生命的源头。

外祖母写了自述说往事，其中特别说到她的感情经历，原是不被儿女们理解的。她八十多岁动笔，写满几百张稿纸，很薄的那种绿格子稿纸，街上文具店买的。那时候，她爱的人刚去世。那个人，不是我外祖父。

她说她心如死灰。她把厚厚一叠手稿给我，还有几本日记，说：就给你一人看。

那个中秋，我从美国回来休假。除了手稿，她还要给我一个金戒指。她从手上褪下戒指说：这是我跟老吴的结婚戒指，也给你。

吴昂先，江苏姑苏人氏，我叫他吴爷爷，是我姥姥爱过的那个人，比她小八岁。他们二十几岁时相见恨晚，那会儿姥姥已经有了我妈。分手，再聚，是40年后，他六十，她六十八，是1982年，外祖父去世后三年。他来北京找她，还没结过婚。后来，他们一起生活了12年。然后，他先走了。

姥姥在分遗产。除了戒指，还有500美金给我儿子牛牛。我不接受戒指。我觉得接受了那个小金圈，就是拿走了她的命。说爱情是心灵的归宿，吴爷爷去了，我姥姥六神无主，她比他大那么多，原是

心安理得等他送她的。她悲痛欲绝，失魂落魄。现在，她突然发现了另一个归宿——死。死了，他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她执意把戒指给我。那会儿，对人生的体悟还不足以让我镇定地面对这个永别的馈赠。辛弃疾有词《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讲人间离别四事，一言昭君出塞，二言庄姜送归妾，三言李陵别苏武，四言荆轲离燕赴秦——“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说昭君；“看燕燕，送归妾”——说卫庄公之妻送庄公之妾戴妫；“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说苏武；“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说荆轲。

姥姥跟我的诀别，该算哪个?

辛稼轩接着吟唱：“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说鸟儿若知人间别离之苦，也当不啼泪而啼出血来。

吴爷爷去世后的几乎每个中秋，姥姥都伤心不能自拔。母亲想让她来一块儿住，为此委曲求全，在我看，简直就是巴结她了。可她不愿意。中秋，总算把她接来了。月上中天的时候，她忽然说：“瞧你们一家多好……”话才出口，就说不下去了。

她说这话是我惹的。妈跟姥姥不是一类人，妈纯孝，却总不对姥姥心思，想让她老人家高兴，偏就惹她不快。她们母女，互相爱得深到骨头里，可话不投机半句多。姥姥16岁生我妈，她们相处，更像姐妹，而且是妹妹让着姐姐；妈知道姥姥的苦，再有，就是帮她带孩子的恩情。我从襁褓里就给送到姥姥家。十年，她呵护培育，小苗成了小树。父母接我走的时候，姥姥说了一句话，她说：“完璧归赵。”

那天姥姥抢白了妈，妈没吭声，脸上黯然。我忍不住为妈抱不平，我说：“姥姥，您别说我妈了，我妈也够不容易的。”

旗人的家，特讲究礼数，母亲是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学生，新青年，可心里其实有不少“老礼儿”。我们在家称她“您”，是她要求的，说不能没大没小。我把父亲也叫“您”，他却说不要，还是叫“你”好。

妈从不跟姥姥顶嘴，不像我，没规矩。我敢顶撞她老人家，也是仗着我们俩亲。

伤心欲绝是什么意思?“绝”，就是疯狂。姥姥那天就到了“绝”的程度。为我替妈抱不平的一句话，她不依不饶，越说越气，越说越伤心。

她哭，我也哭。

我哭，却不是因为懂她。那年我也三十多了，可还懵懂着，浑不知所谓别离之苦——那个不可替代的失去是怎么锥心戳肺的痛，因为我还没像她那样爱过。我哭，是因为我才知道，原来在姥姥心里，我跟她竟然不是一家的!

见我哭，她倒不哭了，回她屋去。我跟着她，妈跟着我，妈已经不知所措。

进了她屋，关上门。屋里只我们俩，我叫姥姥，上去抱住她。她任我抱着，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个月光如水亲人团聚的夜晚，她的心里已经孤单到疯狂。我想我真是愚钝，该早点抱抱她才对啊!我紧紧抱着我的姥姥，像抱着我的孩子。她老了，背弯得厉害。我姑姑说过：你们家，谁也漂亮不过你姥姥年轻时候。

一个曾经如花的人，凋谢了。

我说别的我都要，戒指不能要。她说我就要死了。我说您不会死，您必须等着我明年回来!

现在想起来我真残酷。中国人喜欢祝人长寿，说寿比南山，最好永远不死。可是人生多舛，那么多的“舛”，要一个越来越衰老的生命去承受，真不人道。

她没死，等我回来，一年又一年，每年我都带着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迎接我，其间总有发作的时候，说活着没意思。一个衣食无忧，儿女孝顺，可以颐养天年的人说这话，让人觉得她身在福中不知福。母亲说：太多愁善感，林黛玉似的。我心疼她，却无可奈何。她八十多了还有追求者。在那个贴满吴爷爷照片和字画的小屋里，一个老头坐着不走。那天我在。他终于走了。姥姥嘟囔说：屁股真沉。她心死了，谁都看不上了。其实也不是，像吴爷爷那样的，能有几个?

我姥爷是道光帝五世孙、端王载漪的孙子，“辛丑年”(1901年)之前，他们家世代住京城；姥姥是清廷重臣长庚长少白的孙女，生于江苏江宁(今南京)，在南京有祖宅，后迁居北京。若不是近代史上的大变故，他们不会到了西北，颠沛流离，在这个黄河滔滔、贺兰巍峨、朔风飞扬、沙海草原如梦似幻，却远离文明的地方相遇。假如他们不相遇，他们各自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吗?姥姥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结婚就是再投生。姥爷就说：一个人错了，一个嫁错了。

两个心如死灰的人了，却一起生活了54年。“文革”期间，姥爷不堪侮辱，突发脑溢血，从此半身不遂13年，姥姥伺候着。大屋里给他隔一间小屋，他永远在那个“围子”里头，不出来，跟我们的世界不大相干似的。他唤姥姥，不叫名字，叫“我说——”有一次听见他唤“五妹”，我说爷爷叫谁?姥姥没吭声，进那“围子”里去了，脸上的神气不同寻常，我至今记得。用姥姥的话说，她老是在“挣命”，贫病，加上反动皇族的出身，他们的头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她开心的时候少。逗她，也笑，对我也温柔，可那温柔有点心不在焉，一温柔下来，她就睡着了。她太累了。今天这个温柔不同，里头还有点别的，是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是凄楚。陆机《文赋》里有“诔缠绵而凄怆”，《汉语大词典》解释这个“缠绵”为“情深意厚”之意。情到深处，而后凄怆——说我姥姥和姥爷，说姥姥和吴爷爷，不知他们会否同意。

姥姥行五，是幺女，那天爷爷唤的正是她。那一天，距他们在宁夏结婚总有四十多年了。1929年，赵家幺女赵诵琴奉母之命，嫁给长她一轮的爱新觉罗·毓运。结婚之前，互不相识。他们育有五个子女，五十几年的跌宕蹉跎，缠绵凄怆。

我宁愿他们的生活是另一个样子，即便那样就没了我，就没了这些撩人心魂的故事。有没有我和我的故事，有什么要紧呢?要是能用我的不存在，换取他们快乐遂一点的人生，我也愿意。

可是，历史就像大自然，只能了解，没法改变。一点点挨进历史，我的手切上那条从不停歇的脉，我发现——他们就是大自然——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土地、草原、山川和河流，在历史的风尘里，艰忍昂扬地走过，让我不由得想去探寻他们经历过的岁月，想象他们的感受，我发觉，生命的意义于我，是从未有过地清楚了。

1903年，我的外祖父爱新觉罗·毓运在内蒙古阿拉善亲王府出生。

3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老城王府街北，原阿拉善亲王府邸，现在的阿拉善博物馆，是古城定远营建筑群的核心部分；始建雍正初年，由陕甘总督岳钟琪奏议，在贺兰山西麓构筑兵营，实现军事镇守。雍正八年，1730年完工，1731年雍正帝将此城赐给阿拉善旗第二代王爷阿宝。城内建筑群由王府、衙署、家庙、民居、花园

等组成，完全的京式风格，人称“小北京”。

王府按《大清会典》郡王府级造，纵深三进，分三路横向布列，中路是旗王衙署，东路是王爷和福晋的宅邸，西路有仓库、总务、后勤、保卫部门，管家兵丁佣人住的地方。花园在府邸东边，依山而建。

一路上跟人打听定远营，多问的是老人，都摇头。所以，走进王府大门那会儿，我还没弄清楚——城，究竟还在不在。

老屋旧瓦，梁柱一根蓝，一根绿，斑驳着；正屋一排大窗，分两层，下层一律红框；上层外框红内框蓝，也斑驳着；廊柱本该是朱红的，全褪了，露出底下的褐色，暗哑的，没一点光泽，还是斑驳。雕梁画栋不再，曲廊萦回之间，往昔斑驳。还好，没经人用劣质材料“整旧如新”，总算万幸。

一进门，就找多王遗迹。我以为，找到了多王，就找到了端王，找到端王，离我外祖父就不远了。

多王像，是黑白照片。阿拉善旗第七代第八任亲王，五六十岁光景，圆团脸的壮年人；弯眉细眼，八字胡修得讲究；一身满人打扮，瓜皮帽，绉缎棉袍到脚面，宽袍大袖；黑棉坎肩老大的，罩在袍子外头；坐着，手扶一只小巧的水烟袋。烟袋在身边的高几上，几子铺了踏花桌布，桌上有时髦物件儿——一个精美的自鸣钟，带玻璃罩的，另有两个鸡毛掸子插瓶里。他脚上穿云纹绣花便鞋，家居模样，像电影里清末民初北京城的有钱人。

多王生年不详，是阿拉善第六代王爷贡桑珠尔默特的次子，在位34年，1910年死在位上。算来他跟端王，年纪该差不太多。

多罗特色楞年纪轻轻就经了事儿，在“同治回乱”(19世纪中叶的西北回民起义，贯穿整个同治年间)中经过历练的，人又聪明，老于世故，处事圆滑。瞧瞧他在朝廷的位置就知道，他一步步，走得稳。

同治十二年，是“乾清门行走”；五年以后成了“御前行走”；又过了两年，他可以在养心门内瞻觐皇帝和太后，出行车驾用紫缰；到了光绪十年，太后赏了黄缰；光绪十五年，被邀参加光绪帝大婚典礼，太后赏黄马褂一件；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寿庆，又赏素貂褂一件。

多罗特色楞常住京城阿拉善亲王府，在后海毡子胡同7号，跟京城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交往甚密；光绪二年，1876年，奉旨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王位；宣统二年，1910年，病故在定远营阿拉善王府，当时端王还在他府里寄居。清廷赏治丧费白银500两，派专员致祭吊唁，赐谥号呼图克图诺颜，意思是“活佛一样的首领”。

载漪跟多王闺女这段满蒙姻缘，说偶然，也必然。多王在宫里，看见“老佛爷”千尊万贵的，其实真开心的时候少，就提出让闺女入宫“伺候”。蒙古公主进了宫，果真招了她老人家喜欢。

载漪原配福晋叶赫那拉氏，承恩公桂祥的闺女，慈禧的侄女，跟光绪帝的隆裕皇后是姐妹。那桩婚事，是慈禧指的婚。可惜这个原配福晋，生下长子浦僎就死了。给载漪续弦，慈禧一眼就瞧见了这个“眼前花儿”——惹人喜欢的蒙古公主。再指婚，叫载漪娶了她。据说当时宗人府有异议，慈禧不理，说满蒙一家，阿拉善王府不但这辈跟端王府结亲，今后辈辈结亲!(罗墨林：《庚子前后的端王载漪》，载《阿拉善往事》)果真，端王府跟阿拉善王府后来三代联姻。

多王把被罪的女儿女婿迎进府来。

多王跟女婿，有的说。首先，庚子年的事儿上，俩人意见相同。多王因为暗中支持“义和团”，烧了三圣公教堂，活捉了主教，最终以保护教民不利的罪遭朝廷传旨申斥。

多王是个想做事的人，他曾经提出治理阿拉善旗的八条新政，奏请理藩院，日：设银行，修铁路，开矿采盐，整顿农工商，普及教育，赶练新军，创办巡警，预备外交。他还勘定了阿拉善跟宁夏的边界，确定以贺兰山中岭分水岭为界，山阳为宁夏，山阴属阿旗。为永息争端，双方立案，山界竖碑，书“蒙汉交界”四字，从此确定了宁蒙省界。

多王说，太后偏安，他立即整顿了全部兵马，还联络了外蒙军队，准备合兵进京打洋人，想不到未及较量，太后就议了和，如今只有遗憾千古，永世蒙羞了。(爱新觉罗·毓运：《祖父端王载漪被罪之后》，载《文史资料文库》)

载漪一腔委屈有了知音，肺腑之言多说给了这蒙古老丈人。

人不能太郁闷，老说不得意的事儿也受不了，得散散心，况大势已去，端王是清楚的。翁婿二人都善骑射，又好围棋。外头，他们并肩驰骋原野之上；府里，要么促膝深谈，要么切磋棋艺，同进同出。端王福晋住在娘家，原比在京城自在多了，她也高兴。就这么，苦中作乐，乐在其中。

载漪没了俸禄，多王就送给他骆驼200峰、孳生牡马100匹。载漪用骆驼做驼脚买卖，给从包头到宁夏的商人运货，又雇了有经验的牧人，牧养牡马。这是流水的营生，断不了，只要好生经营，日子有得过。

生活有了着落，世事如过眼云烟。夏天的贺兰山是纳凉的绝好地方。我见的山不算多，北方的，燕山恒山六盘祁连是见过的，最爱贺兰。它若是个人，就是那魁伟俊朗的，唉，人哪比得上它?它山形雄峻，如万马奔腾，我去的时候是秋天，九月，褐色的大山上铺一层绒绒的绿，有云的时候，是“心事浩茫连广宇”(杜甫)；没云的时候，是“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张孝祥)。它的怀里还揣满了宝贝，盐和煤是有名的。不只这，到夏天，满山满谷都是花，总有十几种。这个我没见过，是外祖父说的。当年载漪带着孙儿孙女们，把那山上最惹眼的花，移植到了王府里。现在的阿拉善博物馆，每一进院里都有三畦花圃。一进院里，就是我开篇说的那黄花，二进院是紫白相间的小雏菊，开得烂漫不羁。

跟着载漪采花的孙儿里，该有我的外祖父。

这么多房子，哪一间是我爷爷住过的呢?北京人叫外祖父姥爷，我们家不，祖父外祖父都叫爷爷。我说起他们的时候，以头发颜色论，祖父白头发，叫白头发爷爷；外祖父黑头发，叫黑头发爷爷。

知道是奢望，找到我黑头发爷爷出生的屋子绝无可能。

算来黑头发爷爷跟着他的爸爸和爷爷，在这个王府里住了七年。1910年，多王死了。他的儿子塔王跟端王关系不睦，一说是端王总把他当孩子，对他不客气，塔王当了家，就对端王不客气了；另一说，是别有隐情。

端王一家离开阿拉善，在多王去世的那年。端王的后半生，除了其间回京两年，一直在西北，1922年死在宁夏。那年，黑头发爷爷19岁，在甘肃张掖做事。当时张掖叫甘州，他在甘州督军陆洪涛手下当参议。19岁当参议，是陆的照顾，因为跟端王的感情。这是外祖父此生的第一份工作，对于一个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未经世事的青年来说，是重要的第一步。

那一年，未来将成为我外祖母的赵家幺女赵诵琴，还住在北京大觉胡同的家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她在回忆里说：“予生也晚，

没见过祖父长庚……”又说：“祖父逝后，我们迁居西城大觉胡同……”

陆洪涛，正是原陕甘总督长庚长少白的旧部。

那个叫做缘分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呢?《红楼梦》里说：“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我的外祖父母不是那“水中月”、“镜中花”，他们的结合出于非常实际的目的。在外祖父，是到了婚龄了，1930年他27岁，在宁夏，有人向他提起寄居宁夏中卫的赵家五小姐。门当户对，他一眼就相中了。外祖母的回忆里说到在宁夏的种种遭遇，说：“秀峰来提亲了。”秀峰，是外祖父毓运的字。

秀峰27岁，已经在江湖上走了八年，又经了家破人亡之变，颠沛流离之苦，对于人生，很有了些认识。诵琴15岁，还是个孩子，虽然也是家道中落，总有父母亲护着，她爱花，爱小动物，在花园廊下看《红楼梦》，废寝忘食。

我姥姥一辈子爱文学。

姥爷不懂那些，诗词歌赋不是他想的事，他忙着谋生，走关系，寻差事，他是长子，几个妹妹的婚事，也得由他操心。姥爷年轻时候的照片几乎没有，有一张，是跟外祖母的结婚照——人清瘦了些，眉目清秀，大喜的日子，神气里还是有点落寞。

诵琴、知琴两姐妹，是曾外祖母五个女儿中仅存的两个。知琴是姐姐，我叫她姨姥姥。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尖下颏，柳叶眉倒着，杏眼含忧，跟《芥子园画谱》上的仕女一模一样。

我说：“姨姥姥您年轻的时候，跟从画儿上下来的人儿似的。”她说：“还画儿呢，成核桃皮了。”我喊着说：“我说的是以前!”这回她听见了，点头，说：“那什么，练功之前得吃点东西啊!”

原来还是没听清。那会儿她七十多或八十多，真老得缩成个小核桃了，耳背得厉害，气功可练得出神人化，能把自个儿吊树上悠。她的第二任丈夫早死了，儿子早死了，小女儿小薇三十多了，才八岁的智力，找个乡下人嫁了，生了个女儿，却在夜里不小心把孩子压死了。那次她来，跟姥姥叹气，说小薇又怀上了，盼着这回是个男孩儿。她的第二任丈夫是“黄委会”(河南省黄河治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从小就听见这个词，姨姥姥从郑州来，就说“黄委会”。他死了，她还是说“黄委会”。

姨姥姥跟姥姥不同，看上去弱不禁风，其实有主张，两次婚姻都是自由恋爱。头一任丈夫是我祖的秘书谢守愚，“马仲英之乱”(始于1928年的西北回民叛乱，史称“河湟事变”)当中，在宁夏中卫的街上给乱枪打死。此前原有阿拉善塔王的弟弟叫塔八爷的提亲，祖有意应允，知琴不允，大哭，绝食，终于如愿以偿嫁到谢家。可惜命苦，新婚守寡，留下遗腹女，名劫遗，后改名洁宜，17岁夭折。姨姥姥一生饱尝生离死别之苦。小薇后来终于生了儿子小洪，她自己却在小洪几岁的时候失踪。姨姥姥来京，见了，姥姥头一句话是：小薇丢了。妈总说我该写写姨姥姥，她经的事儿，换别人，早死八回了。

外祖父在阿拉善出生，张掖起步，18岁失去父亲，19岁人江湖，一切靠自己经营。皇族大家的人脉，或有些用处，可衰到底了，愈要拼着精神方能挣扎出去，那个挣扎，或非平民子弟所能想象。他处事活络，善于经营关系，结交官、军、商，五个妹妹都嫁了有权有势的人：六妹毓嘉，嫁盐务督办刘谦安；七妹毓伯，嫁孙连仲将军的军法处长马千里；八妹毓凤，嫁孙连仲将军；九妹毓珍，嫁宁夏主席门致中将军；十妹毓莲，嫁鲁崇义军长。

现在的阿拉善王府里，还是最后一代王爷达理札稚的遗迹多。他原先的居室现在是书画院，牌子上写，“建于民国年间”，已是风尘满面。檐下有门灯——就是从前北京胡同里路灯的样式，白铁盘子中间挖个洞，灯泡伸出来，像个瘦孩子套了大衣裳，怪可怜见儿的，真不讲究。门单扇的，矮，窄，紧上头有气窗，门上三分之一镶了玻璃窗，木门木框，红漆斑驳。居室前头连个廊子都没有，小门小户，完全普通人家的样儿。对着达王居室的门，一棵沙柳，孤单单，正午太阳照来，只有它跟它的影子。想那达王从屋里往外望，不知会否感伤。

达王一生感伤。

达理札雅娶的也是清朝格格，清末军咨大臣、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此人非寻常女子，才华高过夫婿。在阿拉善旗，她是提倡女子教育的第一人。1938年，宁夏回族军阀头领马鸿逵在国民党授意下，将达王一家由阿拉善胁到银川，软禁七年，其间金允诚为解救夫君，周旋于马家和国民党要员的女眷们之间，争取同情和帮助，帮着达王打开局面。她是清朝翰林教出来的，通琴棋书画，被软禁期间有大量诗词作品，后来成集《爱吾庐诗草》。

看她的照片，柳叶眉格外粗、长；一对丹风眼，安详里透出主见，是柔中有刚，刚中见柔的相貌。她边上的达王，面相憨厚，神气有点忧郁，有点迷茫。软禁在银川的七年里，达王最钟爱的小女儿病死了。达王为此痛不欲生。

站在达王居室门口，朝西望，看见延福寺的旌幡。曲径回廊，“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里的“无人”，是真的没人。整个博物馆里，只有我一个。

却就看见人了。“益寿延年”大字下头，有人正锁门。那屋我还没看呢。过去，说话。她说哦，那你看。

她高挑个儿，长容脸儿，眼晶亮，红毛衣配蓝牛仔裤特合身，脚上一双红高跟鞋，头发烫了小卷卷，披肩。问她可知道定远营在哪儿。说定远营，就在后头啊!我介绍我自个儿，她介绍她自个儿，原来她是讲解员，姓陈，满族。她说：你咋不早来找我，走，我带你去!

我这人命好呢，骑鹤江湖上，人地生疏，无可奈何之时，尽遇见些热心人。

我美不滋儿地，跟她走。

坎坷土道，她倒不怵，高跟鞋笃笃的，走得利索。

4

定远营城以王府为中心，又叫“王爷府”；俯瞰，形似卧牛，还有别称“卧牛城”。它内联银川，外接漠北，西通新疆，身处朔方保障、沙漠Ⅱ因喉，是西北战略要塞，又兼商贸交通要道，城周长三里三，城池依山取势，东高西低。原来的城墙大部分由夯土造，上端砌青砖，留了打仗用的垛口；有门两座，分东、南，西北角有城楼，北城墙居中有关帝庙，南城门外是街市，就是现在的巴彦浩特南大街；城里有王爷家庙延福寺、城隍庙、财神庙；跟南城门相对，跨过三条水道，是定远营外城，沿街店铺一律明清京城的建筑风格，街市后头的居民区是清一色的四合院。

现在城墙没了，水道没了，王府花园成地毯厂了。

心中怅然若失，一路小跑跟上小陈。她穿高跟鞋，比我走得快。

雍正敕令荒漠建城，看名字就知道，用意深远。一保边疆，二昵，叫游牧惯了的蒙古人居有定所。这不，跟内地做起生意来，阿拉善原先单一的畜牧经济朝商业经济转变，游牧文化向都市文化转变。人有了不动产，生活态度就不一样了。这些年，全中国人民热衷室内装修，好多人把毕生积蓄砸进去眼都不眨，搞得客厅像舞厅，卧室像酒吧，山

寨版五星六星级不在话下，还不是因为房子是自个儿的了?

雍正会做人，深谋远虑之中，人情味还浓，一转手将城送给阿宝旗王。从此，这个有房五百多间的华丽王府里，世代居住着阿拉善旗王和他们的满人福晋。阿拉善共九代十王，从第二代旗王阿宝到最后一代亲王达理札雅，都跟清皇结亲，共计29人，其中12人娶了清朝格格，在蒙古各部族里，少有。(杜家骥：《清朝的满蒙婚姻》)所以“满蒙一家”不是说说的，在清皇跟阿拉善王爷家里，最是这个理儿。

现在，这是一座黄城，黄土的黄。还能叫域吗?或许刚看了古城全图，图上这城背靠大山，城楼雄峻，城外曲水蜿蜒，城内亭台楼阁，叫人想——“秦时明月汉时关”，想——“一片孤城万仞山”……现在城墙城门没了，角楼没了，曲水没了，现在那域不是前生，是今世——所有的院落都有人住着。土夯的墙，外头贴一层黄泥，泥掉了，里头的砖露出来。其中多为新作，也有红砖的，蒙了黄土，亦成了黄砖。街头巷尾，到处见“玛瑙”、“奇石”字样，歪歪扭扭，红油漆写就——一墙上门楼上电线杆上，家家户户都做这营生，贺兰山出奇石啊。

载漪当年也中意贺兰山的奇石，花重金请好工匠，雕成砚台，收了一大箱，留着送人。

王府西边延福寺门口，每天早上都有集市，卖奇石。阿拉善戈壁奇石是风棱石，属硅质岩，有水晶、玛瑙、碧石、玉髓、蛋白石等，最难得的是葡萄玛瑙，黄的紫的绿的白的，一丛一片，大小错落，颗颗晶莹剔透，好像饱含汁水的葡萄粒——居然是石头，叫人想不通。

黑头发爷爷说，小时候他的爷爷带他们从贺兰山捡了五颜六色的小石头，把外头一层皮子磨掉，晶莹剔透的，放水里看，还给水仙当压根的石头。

想买。没人招呼。卖的不急着卖。女人们尤其心不在焉，好像卖不卖无所谓，几个人凑一堆儿，聊得火热。

一个女人从热烈的谈话里回过头，说买哪个?

我提起一袋小粒彩石，问价钱，她说三十块。我放下小的，提起大的，说这个吧，三十。

女人瞧我，像不懂。

问行吗?

再瞧我，说不行。

她长脸儿，高颧骨，脸蛋上两朵红，眼不大可晶亮，薄嘴唇——又说：“三十?”朝我手里的袋袋努嘴：“那个是大的，八十。”另外两位凑过来，说八十，便宜嘛!

问四十行不?

三个一块儿说不行。

没买。回到家，觉得有点可惜。

小陈要带我看老房子。

定远营的房屋铺排是井坊制的，纵为街头横为巷，院落并列横排，座北朝南，各院基本形状相似，差别在工艺。从前这城里，户主是什么阶层的人，一看房子的工艺就知道。这地方冬天长，房子多是厚墙平顶，就是刚看见的那种——砖墙外头再糊一层厚泥，全依北京四合院建制。

小陈敲门。瞧这老宅，油漆斑驳的黄门板上贴了门神，也斑驳了，门楣上的铁门牌新的，写：王府街头道巷X号。

亏了有小陈领着，不然怎么好进人家院子?

没人应。小陈回身说进吧。进来，见那院里，是京城四合院铺排，堂屋厢房齐整，屋檐梁头，木工精致，只是油漆尽落，老木尽裸。

出来人了。小陈招呼，说我是博物馆的，他们是北京来的客人，想看看房子。

出来的是个老太，听说要看房，不热情，也不反对，回身朝屋里瞧瞧，又转过身来，似无可奈何。

这么进人家，觉得忐忑。房子却不同寻常。且看这门。雕花，铜环，褪了色的红木门，镶彩画玻璃一块——青底子上绘大朵白花，花朵肥硕，身姿婀娜——“唐肥婆”的丰神。

我家有个陶俑，唐美人立像。有朋友来看了，曰：“你上当了，这唐肥婆是新的。”我大笑，把我的美人仔细端详，觉得“肥婆”二字给了她生命，越发爱她，不在乎她是新的。

这家的廊子比达王居室外头的廊子还宽还考究，就是年久失修得厉害。廊柱像是一根粗原木，全裸了，没一点漆色，可雕刻的花纹迂回曲折，环环相套，精美可辨；廊檐下横梁三条，红蓝绿，斑驳了，中间以橘色、褐色雕花木条间隔；一溜白纸窗户通顶，小木格的，半人高的地方镶一尺见方的玻璃，配细绿木框；玻璃窗里露出来——粉窗帘儿白窗帘儿花窗帘儿；窗外还有一层木头护板，镂花的，由木轴朝外支着，大开了；窗根儿摞了齐腰高的蜂窝煤，上头堆些杂物——奶箱子、笸箩、放饺子的盖帘儿；两根柱子之间拉一根绳，挂了男人衣裳，黑褂蓝裤，刚从砖窑里爬出来似的，全是土。

院子收拾得不算齐整，屋里却好得吓人一跳。屋外，往日依稀；屋里却称得上是历历在目了。

普通一明两暗的屋子，总共也不过40平米，却颇有点雕梁画栋之意。正对着门是个雕花门框，跨正厅东西，跟西式房子里的拱门意思相仿。方框镶花边，波浪状的，横边宽些，微弧，弧形最大处浮雕了一对祥云或翅膀，我看更像翅膀，蓝底子绿翅膀镶金边。框子后头，一排五扇落地雕花门，朱红海蓝橄榄绿杏黄月白配一处，不由得想起三个字——暖香阁。

乍由外头进来，看见这，着实一惊。只见那门扇，外框宽内框窄，外框红内框绿。上半扇浅色底上，描大白花小红花，红花配了绿叶，按一定规律铺排；底子并不简单，不知涂了多少道漆才弄出的效果，深透无底，还有隐隐的几何图案；白花不似屋门花玻璃上的那么白，这个是白中泛黄，仿佛盛开的玉兰，由底子上跃然而出。下半扇，杏黄底子上大团花图案，占满下半扇空间。上下扇之间似由一排“飞天”相隔，还是那几个颜色，朱红海蓝橄榄绿杏黄月白，用在“飞天”身上。瞧着缤纷，却有主调：朱红，主框一律朱红。这屋子是我在定远营古域见过的最美的一间，工艺精致，特别是色彩，美丽祥和，给人幸福感。

却也老了。顶棚漏了，用黄泥这儿糊一块那儿糊一块；漆色斑驳，上半扇底色渐变，深浅不匀，像受潮了。

屋内一姑娘，打个对面，眼色不友好，嘟囔：“老看什么呀?有什么用呀?看一百回了!这个看那个看，谁也不管修!”

老太脸上有些窘，似想阻止闺女，欲言又止。

赧然。看人家生活，我凭的什么?全为好奇，唏嘘赏玩一通，然后一走了之?人家完全可以不给我看的，难怪刚进门的时候老太朝屋里回头，犹豫。女儿早就气大了。老太还是把我们让进家了，或许她想，这回来看的人真能帮她们，把房子修修。

漏雨的房子我住过。小时候姥姥家的旧房子，外头大雨里头小雨。一下雨，我们几个孩子就慌张起来，找盆子接水。滴答，滴答，满屋就唱起来了。还好，放床的地方不漏，但是我们那大床是经常塌的。那床样式很怪，怕是大舅自制的，简单到极致。木头床架上，床身像个倒扣的盒盖，床身和床架只在那半寸宽的沿儿上相接触，一旦错开，床就塌了。下雨天出不去，我们就在床上玩，二舅的儿子小颖比我小三岁，那会儿是个小胖子，他最爱在床上跳。一跳，床就塌了。所以在我们家，下雨天，就塌床。我们就扯了嗓子叫：姥姥，床塌啦!姥姥在我们的

世界里是那个撑着天的大个儿，出事了，就找姥姥。

眼前这老太脸上的无奈像我姥姥。

不敢多言语，拍照更是不安，好像拿了人的东西不给钱似的。走的时候，使劲谢人家。出来，问小陈原由，原来老房子给列成文物了，屋主不得擅自修缮，政府的资金又不到位，就这么拖着，人家住户就有意见。知道是文物，看的人多，可帮的人少。

这一家小夫妻却喜气洋洋。院里先就收拾得齐整，花被子晾当院，老柳树上挂一串牵牛花，紫色的小喇叭缀满了。听说要看房，男人说请进。那神气，巴不得你看。

窗上喜字掉了一笔，或不算新婚燕尔了，可心气儿还高，有的想显摆呢。

这房子建制跟刚才那家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刚装修过。从廊子到屋里的一切木艺，一律溜光水滑。廊柱比那家的细，没有雕刻；颜色配置大致跟那家相仿，味道却大不同——红不是朱红，蓝不是海蓝，绿不是橄榄绿，黄不是杏黄，白更不是月白；正厅门框镶边的金粉由一道黄漆代替了。这个正厅，叫我想起“黄门儿合作社”。

是60年代沙滩北街中宣部宿舍近旁的一个副食店。那会儿副食店叫“合作社”，因为门是黄的，妈叫它“黄门儿”。她忙的时候，就用这个极简的称谓，说我去趟“黄门儿”。爸回来，问妈在哪儿，我说去“黄门儿核桃社”了。我一直把“合作”听成“核桃”。终于有_。天问妈，怎么叫核桃社啊，那儿也没卖核桃的啊。妈笑成一团。

“黄门儿”副食店的主任爱干净，两扇黄门总给漆得油汪汪的，簇新的土黄，上头有些水滴状的小疙瘩，是油漆淌下来的痕迹。

小夫妻正吃饭。女人年轻，脸上扑了粉，扫了胭脂，瞄了眼线，油黑的头发盘在脑后，一朵花儿似的。在家做饭，也穿得齐整不说，耳坠摇曳，脖子上还有一串项链呢；围裙也干干净净的，绣了一对抱在一块儿的米老鼠，跟院里晒的被子上的图案一样。

进里间看，建制没变，颜色已经全盘西化，雪白浅粉，像装芭比娃娃的盒子，只剩了地板没动，是老的，深青蓝可辨。

这一家，幸福满溢。必须承认，比刚才那家幸福多了。

很多日子，我都忘不了老太和她女儿，还有她们家的“暖香阁”。她们是生活在历史里的人，可她们不大在意这个，她们想住得好一点。

有些东西，是需要拉开点距离才能欣赏的，比如老房子，看着好，住着并不舒服。历史悠久的地方，这个问题很突出。比如扬州的老房子，亦如此。

可是老房子真美，就快要塌了，还看得出它曾经的雍容，一条门楣，一片飞檐，一个门墩，那上头的石雕木雕精美得叫人不忍离开，就想：这些宝贝，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搁着不管，眼看就毁了，被岁月，更被人。爱车族喜欢在车尾巴上贴小招贴，一般在车牌上头。有一阵子流行一条招贴，日：“熊出没，请注意!”后来，有人把“熊”改成了“人”。

“人出没，请注意!”

大伙看了都笑，说这个，道理深。人确实比野兽厉害，人什么都能破坏啊。

我姑父是历史学教授，昨天我跟他说，以后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他说：你应该搞个提案送上去，替地方呼吁呼吁。我说我又不是政协委员，谁听我的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你是作家啊!你看了那么多地方的古迹，有发言权啊!

或许，真弄个提案?

这就到了前阿拉善博物馆馆长的家，我说哎哟，名片没拿。小陈说没事，来。进了院，她喊了句什么。出来个女子，五十多的年纪，样子温厚。小陈说这是我们馆长，又介绍我，那女子说哦哦，伸出手来，又缩回去，说我手湿的。小陈笑说你做什么吃?她说包饺子呢，在这儿吃吧。听我说了来意，问：你没找文物局吗?谁接待啊?我说没人接待，我自己走走看看。她说有人带着，看得好些。小陈在一旁附和。又问什么时候走，我说下午就往南寺去了。她又说在这儿吃吧。我跟小陈一块儿说不了。问她贵姓，她说我叫做云。问您姓傲?说哦，我姓格日勒。

蒙古女子，跟绥远将军衙署的丽娜一样，不说姓，说名字，一样的朴实可亲。在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三卷本《阿拉善往事》的扉页上，我看见她的名字：傲云格日勒。

站在延福寺西墙外，跟小陈说话，正午都过了。我说我请你吃饭吧。她说：得回家，我妈等着呢，要是你晚上不走，我请你们吃晚饭。

树影婆娑，我们站在一棵不大的国槐下。

她说：我妈得癌了。我说哦，什么癌?她说胃癌。

再不能说什么。癌症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比死可怕。母亲给它折磨了五年走的。我由此知道，最可怕的事不是你自己死，而是眼睁睁看着你爱的人死。那几年父亲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我要救她。

我问她疼吗，小陈说还好，我给她喝胡萝卜汁，三年了，本来医生说只有半年。

槐树摇晃起来，树冠沙沙地响。

她看着远处，又说：我多陪她，她高兴。她走了，我就成孤儿了……没什么人可走动了，我哥、妹妹都不在这儿……

风又来了，槐树晃得更欢，在她的红毛衣上撒一身细碎的树影。路对面，“巴黎婚纱”的招牌高高地招摇，四个巨大的花体汉字上头，有艳黄的蒙文，一个时髦女孩的大头像，从那高处，眼神迷离地看我们……

她停下，低头，又说：有时候，我真害怕……

还是不能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朋友的车过来，我们要送她去她妈那儿。

就到了。下车。她说谢谢，真是，要是你晚上不走就给我电话，我请你们吃饭。我说好，轻轻拥抱她。这个西方的礼节我喜欢，它去掉距离拿走矜持，告诉朋友：我沉默着，是因为语言的无能。

手臂环着她肩头的时候，我说别害怕，该发生的总得发生，车到山前必有路。然后我们互相看住对方的眼睛，笑笑，她走了。

她朝一条热闹的巷子走进去，巷口有卖吃食的摊子、店铺、来往的人们——活色生香的日子。

后来我经常想起她，想起当天下午我们的再次偶遇。真是巧。下午三点吧?在延福寺门前，又看见她，正过马路朝这边来，一手在眼上遮了凉篷。下午阳光亮呢。看见我，她叫：你还在啊?我说延福寺还没看。她说我带你看，我给你讲讲!又说：我把东西放下去。我说我在这儿等你。她说你先来我这儿吧，我们单位平常没什么人。

跟她再进王府，这儿是她的单位。

她说这儿你看全了吗?有些地方你肯定没看，干脆我再给你讲一遍吧。

缘分这个东西果真有吗?比如我跟阿拉善这地方，跟小陈这女子，跟我的姥姥姥爷……人说父母跟孩子也有缘分一说，有缘，才能心灵相通；却又说：跟挚爱的人往往最难沟通——“若说是无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这个人世啊，好多烦恼苦楚无尽，可是一点点温暖，或者来自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让你觉得活着的好。

苏子有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月亮在高天起舞，清影翩跹，却哪比得上人间的好?这首《水调歌头》里的句子妇孺皆知，比他的其他篇章都影响大。为什么呢?我以为，就因为他放下了一贯的超脱豁达、风神萧散的态度，跟咱们一样缠绵于人世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想飞走，又怕那地方冷。“高处”多被解释为仕途发达之处，我有点不同看法：他既然说“归去”，或可解释为出世之路?想来苏子所要退避的不只是政治，而是整个纷扰嘈杂的人世。

这个乱哄哄的人世，果真无可留恋吗?想来想去，还是有许多放不下，他于是这样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祝福是有些凄楚的，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实现起来难。

可是，我们需要祝福和被祝福啊。

这天，月在“斗牛之间”之间的时候，我已在南寺广宗寺，寻一个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那个看似放荡不羁，遗世独立，其实最渴望被祝福的灵魂——他死在青春年少，以两百多首情诗传世，那些诗写在三百多年前。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仓央嘉措情诗》

写完上面的句子，我忽然发现，在阿拉善的这天，正是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第107个9月7日，于是我相信了缘分一说——一切看似巧合的事，或许都是有因缘的。

2009年3月30日于北京

责任编校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