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故事三则

文子牛

一、最初的记忆

走过漫漫人生路的老年人，愿意回溯，这也是步入老年后的一种精神需求。我回溯孩童时期最初的记忆，那些受到爱抚、惊恐或是感到奇异的景物、事件，多是朦胧、零星、片断的，而最清晰最完整的一项记忆却是恨，那便是芦警尉欺负我们家的事。

先说说我小时候的家。

我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即伪满洲帝国首都“新京特别市”。南北走向的伊通河穿过半个城，河东一带叫二道河子，相对于河西的“城里”来说，这儿也叫城外，在成立“特别市”时划为和顺区，是城乡结合部的贫民集居区，除了和顺警察署一幢小二层楼之外，再没有楼房。这里兴旺起来是在重修吉林大马路以后的事，当时还是一片荒凉。在通往吉林的大路边上，和顺八条道南，有个开张不久的小旅店——德顺店，这就是我的家。

我父亲患气管破裂症，俗话叫“伤力”，稍一不慎就咳血，干不了重活，加上在这穷地方租人家的房子开个小店也养不了五口之家，因此父亲投靠一位在城里西四道街开“官司店”的朋友，为其当管账先生，既能养病又带出一张嘴。

怎么叫“官司店”呢?是因为店主人与律师有交往，可以为前来“首都”诉讼的人“掏掏耳朵”出出主意，并为律师“揽活”做中介，是外地来打官司的人乐于投宿之处，因此人称“官司店”。这条街上一连好几家这样的旅馆，于是人们又把西四道街叫官司店街。

而我家这个德顺店，就由我母亲谷佟氏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和我在这撑持着。大哥长我十岁，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他就俨然是个“小大人”了，二哥长我七岁，个头高又壮实，他们俩边上学边里里外外地帮助母亲做活。

那时，日伪为巩固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不断地搞“治安整肃”，对旅店业“特殊监管”，每天都要填写警察署发的“店簿”，对旅客的姓名、年龄、职业、外貌特征、入住和离店时间以及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都要进行详细登记。这件事由我大哥来做。不论暴风骤雨、风雪严寒，每天晚上九点以前要把填写完的店簿送到派出所“登录”，之后就不准再招客了。送店簿这是我二哥的活。开始，派出所嫌他是小孩，不收，后经我母亲的打点、通融，说明家里没有男掌柜又雇不起伙计，这才认可“德顺店家的二小子”。

我母亲是旗人，辽南破落的满族大户佟氏家族的后代，外祖父死得早，从小跟随外祖母种地、给人帮工，还讨过饭，吃苦耐劳，体格健壮，缠足“后放脚”，炕上的活儿，如搓麻绳纳鞋底儿裁缝衣服，地下的活儿，如打柴赶车养牲口，全行，遇事有主张，男子性格，虽然是文盲却能说会道。解放以后在五十五岁那年扫盲，竟能看报、写信，还起了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叫佟莲训，那是后话了。

再说我“最初的记忆”。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季。一天上午，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二道河子地势低洼，街路上积水已没脚脖深，母亲和几个店客正忙着在门前叠小坝，以免倒灌。这时，和顺警察署的芦警尉芦玉贵，穿着警用雨斗篷湿淋淋地闯了进来：

“掌柜的呢?你把车上这个人给我收下!”

说着，用手一指门外那辆用人拉的、街町会清扫班收垃圾的“卫生车”。只见车上仰面朝天躺着一个男人，被瓢泼大雨浇着却纹丝不动。

那年月，街上常有病死的、冻饿死的、抽大烟扎吗啡瘾发而死的，人称“路倒”。上边有令，哪个地段发现“路倒”，哪个地段的警察就要负责“抓官差”将其送坟地埋葬。而对尚有一口气的，警察就塞给旅店收下，活过来算是命大，死了就由店家发送。一来，店里死了人不吉利，谁愿意住刚死过人的店?二来，得搭上一口棺材钱发送出去，因此开旅店的都怕摊上这种倒霉事。

“哟，芦警尉来了，看把您浇的，先擦把脸，有话到里屋说。”母亲赔着笑脸递过一块干毛巾。

芦警尉一扬手把毛巾打掉地上：“没工夫跟你扯闲白，快把人抬进来!”

“芦长官，不是我没善心，我这穷小店你也不是不知道，连忙活几张嘴都难呐，再说，都是筒子屋大炕，连个单间也没有，把他放哪儿啊?您就高抬贵手……”

“这大雨天，赶到你家门口了，谁让你是开店的?我就认准你这儿了。”

“芦长官，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老熟人了，有什么打点不到的请您原谅，等我这小店缓过这口气儿一定登门道谢，今天您就高高手……”

芦警尉吆喝店客：“过来过来，去把那人给我背进来!”

母亲急了，横眉立目：“谁敢?!”店客一动不动。

芦警尉火了，刷地把雨斗篷甩掉，“啪”地给我母亲一个大嘴巴。我一下蹿到母亲身前大喊一声：“你打人!”芦警尉又冲着店客，凶巴巴地说：“不听我的，是不?你们跟店家一个鼻孔出气!好，今儿个老子就当一回收尸的，我背!”

嘴上说他背，一转身就拽住人称张大哥的张国范往外推：“去，给我背进来!”张国范膀大腰圆他哪推得动啊，趁势张国范就像座塔似的堵住了门，瞪起大眼睛说：“这店不是俺开的，让不让他住得听掌柜的发话!”店客们你一言我一语，有呛他的，有哄他的，有敲边鼓的，他吼也没用，就僵住了。

刚才他说的“收尸”点醒了母亲。母亲贴近我耳朵说了几句话，我心领神会，麻利地从后门跑出去了。

一会儿，道北斜对门大生医院的刘大夫刘子扬撑把伞来了。刘子扬在东北军当军医时与我父亲相识，东北沦陷后退役个人开诊所，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进门先用日语向芦警尉说声“坤尼其畦”(日语“日安”)，然后打圆场说：

“芦警尉这是公务，咱当国民的理应执行；弟妹在这穷地界开小店也不容易，是有难处，但再难也得以公事为重啊。我看这样吧，我给这病人检查一下，若不是传染病就收下，若是传染病，芦警尉自然会送到防疫所去。”

芦警尉给了刘大夫面子。店客们打着伞簇拥刘大夫走向车前。淋得像水鸭子似的拉车人，两手一松，咕咚一声车辕子朝上车后梢就落地了，芦警尉狠狠踢拉车人一脚：“你他妈的也跟我找别扭!”

刘大夫给那死尸试试鼻息，看看瞳孔，说：“芦警尉，这是个死人啊!”

芦警尉：“拉来的时候是活着的呀!”

刘大夫：“不对吧，我看这人可死的有时辰了。”

这时，我母亲说话了：“姓芦的，这街面上是有规矩的，活的应救，死的该埋，开店不能收死人，我这德顺店也不是乱葬岗子，你把个‘路倒给我送来，这不能不让我往别处想，过去有什么得罪的事，总有机会把人情递过去，何苦欺负我这女流之辈?”显然话里有话，谁都听得出来。

芦警尉气急败坏地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披上斗篷骂骂咧咧地走了。

母亲把刘大夫让到屋里：“老刘大哥，今天这事多亏您帮忙，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别说客气话，对门住着，有事你尽管说。”刘大夫又指着我说：“这三胖真聪明，几句话就让

我听明白了。”

“老刘大哥，这事太让人憋气了。”

“今儿个那‘路倒就是没咽气，我也得说是传染病。唉，弟妹呀，心大点儿，别憋气，对这帮‘腿子真是敬不起躲不起惹不起，就得忍啊。”

那年月，人们把伪警察叫警察狗子或狗腿子，简称“腿子”。母亲说：“大哥，你不知道啊，这芦玉贵不是一般的‘腿子，是纯牌的汉奸。他原来在我表哥张团长手下当差，‘九·一八那年，他最先投靠日本人，我表哥得罪过他，这是来报复啊。”

刘子扬不想听别人家的是是非非，说几句安慰话就告辞了。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汉奸，但我知道芦警尉就是汉奸，我恨芦警尉，我恨汉奸。

二、母亲的功劳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过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隔三差五就要吵一架，日子多了不吵，似乎生活中缺少点什么，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互相疼爱。

有意思的是，每次吵架吵到最后往往对争执的缘由忽略不计，却没完没了地争吵到底是谁对这个家的功劳大。他们各说各的理，而我们哥几个背后平心而论，还是母亲的功劳大。

就说这德顺店吧，从开业到关张，在近八年期间，除了那些女人无法上台面的“大事”由父亲去办以外，真正主事的，是人称“女掌柜”的谷佟氏，父亲后几年虽然不再给“官司店”管账，回到家里，也是以养病为主。这样，“主持工作”的母亲就很有几桩“优胜纪略”可以向人夸耀，比如前面说的“智斗芦警尉”。

母亲的刚烈、聪敏和悟性大概是天赋，她虽然是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的“妇道人”，却遇到多大的难事也没有胆怯过畏缩过，她虽然没有文化，却十分通晓事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有人点化，也一点就透。

德顺店前几年生意萧条只能维持度命，自从二道河子修成了通往吉林市的大马路之后，日渐兴旺。我家租的这正偏屋共二十一间房子，是青砖挂面，其他三面墙都是土坯的“一面青”，又是举架矮的平房，在附近几家砖瓦结构起脊房子的旅店，都重新间壁、修缮，升级为旅馆了，我家仍然是只能招徕底层旅客的小店，虽然宿费便宜，但按现在酒店管理的话说却“入住率”高啊。

这房子当初是包租，一包十年，因为当时此地偏僻荒凉，加上契约规定每年抹墙之类的维护由租者负责，所以租金很贱。到了一九四零年，这一地带有了城市的模样，人气也旺起来，房地产大增值，房东陈化民感到这房子租得吃亏了，硬是撵我们搬家。

这个刚发家的小财主靠着认识几个军警，他违约却还动横的，涨租金不行，缓期也不行。我家凭契约坚持不搬，他就起诉了，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三年半。父亲身体不支只能在背后谋划支招儿，而且德顺店店主是谷佟氏，法院庭审时被告当事人自然是母亲，即使父亲有时陪去也是旁听。农民出身又没文化的妇女，见这阵势确实有点发蒙，但她见官不惧，从容应对。

当初签订包租契约时两家各找一位保人，契约一式四份由双方当事人和保人各执一份。陈化民听说我家那位保人已无下落，便串通他的保人伪造了假契约，改了租赁年限，还加了“租金另议”等字样，反而说我家这份是假的，如果我家不能举证就要败诉。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我家那位保人是在几年前迁居到黑龙江省望奎县了，母亲便只身一人，在严寒的三九天，一路坐火车、马车、爬犁加步行，冒着北风烟雪，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在开庭前把保人接来，出席庭审，出示契约，当庭作证。

原告伪证，本来可以判决了，但对方“使了钱”，判了个退回调停庭“发还更审”。陈化民扬言：“这官司再从头打下去，德顺店那点家底儿就折腾光了。”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用心向人讨教，反其道而行，以私刻我家保人名章伪造文书触犯刑法为由，作为原告在刑庭起诉，告他密谋伪证。按那时程序法的规定，同一案件既涉刑事又涉民事的要先审刑事，这样，陈家就处于被动地位。

又有人出主意：这场官司要想打赢，必须请位著名的律师。听说奉天市(现沈阳)的冯广谦大律师，曾在新京高等法院当过刑庭庭长，名气大，交际广，但是，似这样标的额小的案子人家是不接的。母亲便带着厚礼去奉天市，转弯抹角打听着冯家，从早到晚候着，终得一见。母亲将来龙去脉说得有理有据，哭诉：“这场官司若是打输了，我们全家就没了落脚之地啊……”出了大价钱的代理费，真的就聘来冯大律师做代理人。

这场官司以我家胜诉告终。

可是，三年半下来，没有赢家。我家开店挣几个钱大半花在打官司上了，陈家显然比我们花费更多，两家都醒悟了得不偿失。在胜败已成定局、最终判决之前，经人说和两家就有了善意接触，判决那天，父亲母亲是和陈家夫妇坐一辆马车回来的，一路上唠起这场伤心的官司，互相都“悔不当初”。

不久，德顺店关张，我家主动提前两年多把房子退还给陈家，并多补交了租金。陈家对这宽宏大度十分感激，找几位与双方投缘的好友，在城里二马路鹿鸣春饭店像模像样地请了一堂客。父母亲把我也带去“见世面”，席间母亲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

母亲主张积德行善。不迷信鬼神，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待人真诚、宽厚，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一次，有位操山东口音的妇女抱着个患天花的婴儿来住店，是因为欠店钱和孩子得传染病，被原住的小店撵出来的，走投无路，央求母亲让她住下，说已经给她男人捎信了，等其从山里伐木回来一定还钱。母亲对这娘俩供住供吃一个多月，分文未取。但不承想，她们刚走，我一周岁的弟弟天花病发作了，终于落下麻子。为这事，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反反复复地说：“我糊涂啊，怎不把孩子隔离开?”但又说：“我不悔，我救了那娘俩呀。”

抓“浮浪”，也就是抓劳工，我家这个住底层百姓的小店是重点。伪满时被抓去当劳工是九死一生啊。警察多是夜间以查店为名来抓劳工，每次，母亲都大声答应着，却借口等着穿衣服、找钥匙，故意拖延时间才开门，让人把青壮年店客招呼起来从后院跑掉，店房只剩几个老弱店客，气得日本警察说我母亲“良心的坏了”。为这事她被罚过跪，还有一次被带到警察署审问，拘留了一天一夜，险些吊销营业执照。

如今想起“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老话，把对生计的承载和治家之功全归于男性，实在是传统的偏见，其实，未必家家如此。

母亲究竟有哪些优秀的品质?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多少精神乳汁?从未认真思量过，不过，每当亲友闲聊，说我的秉性随我母亲时，我却从内心乐于接受这褒扬。

对于母亲是怎样以她的慈爱，呵护我最初人生旅程的，我并不怎么自觉。但是，当我长大成人遭遇厄运之时，母亲以她坚毅、豁达的胸怀，朴素、直白的俗语，默然、倾力的关爱，鼓励我勇对人生逆境，将她的爱怜与祝福转化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