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风骨：洞察与彻悟

朱　晶

王肯一直是我由衷崇敬的老师。这并非指艺术知识方面。他倾注一生精力所探求的戏剧和二人转艺_术，我完全无知，与其相隔甚远。我是说他的道德文章对我的影响。他务实、求实、信实，他不慕虚荣，不逐名利，不喜矫饰，其人品艺风学养，在吉林省几代文人中堪为楷模。

近日有幸获睹《犟人散记》书稿，更为王肯知人察世论艺的透辟所折服。作者笔下的乡亲艺友、北方习俗、民间曲艺，以“犟人”为中心，构织了东北人文、民俗和艺术的一幅细密而又宏阔的图景，从而突显出关东文化独有的风骨。

《犟人散记》开篇所记“倔强的东北乡亲和传说人物”、“犟直的前辈和老友”，深深吸引打动了我。这里勾勒的人物，平凡淳朴，棱角分明，虽着墨极简，却迸发出一股执著、抗逆的力量。所谓“犟人”，作者有言：“我说的犟人，非指‘你指东，他往西，你让打狗他骂鸡那种时时事事同你扭着的犟种。我说的犟人，是指生活工作有股倔强的劲头，甚至有些固执的人物。……这类人物大多有怪癖，有偏爱的生活习性，有偏颇的艺术见解。”篇中所述，盖有几种。一是性情之犟。十里八村有名的车老板小牛亡哥，“喝水爱用大水瓢，吃饭爱端大海碗”，“多重的载他敢挂，多陡的坡他敢闯，多烈的牲口他敢使，多暴的风雪他敢冲”。关东汉子吃苦耐劳的豪爽脾性，呼之欲出。(《大汉小牤哥》)那能听“大树说话”的老木把，把“原始林”看做“高粱地”，按树叶声响进退，察树枝动静避险，辨树干阴阳寻路，对老林子充满敬畏，透露了东北山民人格的大自然根性。(《大树说话》)而从“睡扁头”引出的“雨细如丝”与“雪大如席”，“青竹”与“红松”，“柑桔”与“苹果”的南北小子“抬杠”的故事——“老同窗忆往事，居然笑出几滴老泪”，不禁也让读者感慨不已。(《睡扁头》)二是干事之犟。1960年代，因“扮相稍差”开会被省宾馆拒入的榆树县县长老杨更是令人难忘。老杨亲陪作者采风，顺便解决岭上公社追肥问题，骑车快、走路快、吃饭快、睡觉快，追肥事一字不提，硬是在挂过七个罗圈的老店一角把肥料“翻腾”出来……他称这是农村“打头的”干法。(《大车店和县长》)《实干的王充》所记的这位曲艺家，副厅长，住在集体宿舍的一楼一角，向阳一间双层床供妻儿享用，自己在阴面小屋读写；“喜迁新居”后，仍“在室内穿棉袄棉鞋过冬”。抓基层二人转曲目，下到市县，“一不劳当地领导陪同，二不受设宴迎送，见餐桌摆酒，转身便走”。有人或许觉得这不过是“那个年代”条件差养成的“习惯”，我却认为，这是任何年代都不易做到且极可贵的清廉奉献精神。三是艺心之犟。“小豆饼”小人物，民间二人转“小丑”，“小鼻子、小眼睛挤在一个像豆粒的小圆脑瓜上，观众送艺名‘小豆子”。可作者对其赞赏有加。伪满垮台前一两年，伪警察让他说“脏口”，他说不会。警察要教他，他说：“教会了没有正经人听!”于是被遣逐长白山区，“干的是要命的活，吃的是要命的饭”——吃橡子面拉不出屎，死了不少人。幸亏一位赶爬犁大爷用“豆饼”救了他，他就给大爷唱《武松打虎》《李逵夺鱼》，二人还一起偷偷骂日本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小豆饼”小传》)丁耶之“怪”，文坛出名。他被谎言包围而敢讲真话，身处肃杀气氛却擅自幽默，面对显贵高雅则不惭形秽。“文革”间他去王肯家就被孩子误认为“玻璃匠”。丁耶从“工具袋”中掏出《鸭绿江的木帮》手稿，笑嘻嘻地：“我修玻璃，你给我看稿。”文章写了丁耶病危时的顽强，道出了王肯的沉痛：“我眼前这位不像诗人的师兄啊!是诗使你的心大，容得下天下人间的苦乐，改不了对劳苦兄弟的真情!”(《怪诗人丁耶》)“散记”还点染了一些执著于东北风情书写的青年作家，爱心殷殷，称之“晚生也是先生”；特别赞赏赵如岚、刘君若等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传播二人转艺术的美意——因为迷恋这枝关东艺术奇葩，似乎她们也沾上了某些“犟气”。

“犟人”当属汉代刘邵《人物志》所说的“偏材”。中国传统人论历来标榜“中庸”、“中和之质”，“偏材”则被说成一种“小雅之质”。然而，《尚书·皋陶谟》的“九德”之说亦曾赞赏地肯定“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的品性，可见，人总要有一点个性与棱角。“犟”，就是王肯所发掘所推崇的立命为人、执著于业的关东地域性格吧。

“散记”描摹的东北风物、传说民俗也饶有趣味。这大约是东北人依托的生存环境及其滋衍的生活习性。《北方古旧的歌舞说唱》古籍与踏查资料相交织，既引《后汉书·东夷传》“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的记载，又述老艺人“满族人民常在行围射猎之暇，以八角鼓自歌自娱”的见证，探寻北方歌舞与各民族渔猎农牧生活方式的联系。《“白花公主”传说11种》，汇集吉林乌拉街内“白花点将台”的种种传说，将一位“打猎出身”、“最犟”、“骨头硬”，力保“国土”的少数民族女英雄白花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茫茫苍苍的东北，“我”坐过的车录下了“没有车轮的摇车”、“威风大铁车”、“牛拉花轱辘”、“马拉桥”、“驴吉普”、“独轮车”等十几种。(《车和我》)昌图奇人“一斗丑”领秧歌场最拿手，说是“步法稳，先穿后等，尺寸固定，无成堆的时候，挂斗时稳起来，一斜身，飘起扇子，十分好看。一上趟，就该扭了，走各种花样，满院子开了花”。于是画下程喜发老艺人记得的“一斗丑”领场步法线路一一圆场、双日耳、八字、四面斗，单双十字梅等21种。(《“一斗丑”领秧歌场》)此外，结合二人转传统节目考察东北汉族的饮食习俗，历数财主穷人过年的不同餐食，旅店的大饭、中饭、小饭，以及喝水的等级、抽烟的分类等等，俗话口语，细致入微，极生动地诠释了多姿多彩的关东生存文化。

借着几位唱二人转出身的小品演员的火爆，当下二人转似乎成了“招牌艺术”。尽管个别演出存在卖弄噱头、格调低俗的弊病，二人转追随时代、扩大自己覆盖面毕竟不是坏事。王肯对二人转的发展、创新始终持积极的态度，主张“视角开放”，“二人转再也不能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转”。在上世纪50年代，王肯就不承认自己是“二人转专家”，一贯强调二人转是植根于民间的艺术，门内的艺人最内行。然而多年的潜心探究，自《二人转资料丛书》《土野的美学》到《二人转史论》，他事实上为二人转艺术理论作出了奠基性、开拓性的贡献。收入本书的有关述论，虽然仅择其点滴但十分重要，诸如中国民间戏剧的形态、中国戏曲的创作思维、戏剧命运与东方戏剧、二人转简史、二人转简论等，皆属王肯东北民间艺术和戏剧文化研究成果的精粹。不但观点、体例自成系统，而且理论表述也与众不同，行文深入浅出，化俗为雅，凝炼沉实，可谓独树一帜。

王肯欣赏“犟人”，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犟人”。他说他“不是生来就低头顺脑的人，常梗着脖走路”。少时不玩纸牌迷读书，喜画“高桥”、逛海域庙会；年轻时，且不说国民党统治下他参加革命遭迫害，建国后大鸣大放讲真话反被打成右派，在学业选择上就不走热门，不趋洋文化，爱写秧歌剧，偏赴边地鄂伦春采风；中年下民间热心苦搜二人转口头创作资讯，参与吉剧创建，主持编创出人称“一大三小”(《桃李梅》及《搬窑》《燕青卖线》《包公赔情》)的经典剧目；晚近继续研习反思，笔耕不辍。十六年前，一家报纸就《鄂伦春族小唱》(即《高高的兴安岭》)采访王肯。他首先说，歌词写于50年代初，后重回故地，“才觉得歌词推敲不细”：鄂伦春入游猎，多住河两岸而不是“森林里住”；“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呀打不尽”，其实卡车火车进山，“走兽远走，飞鸟高飞”，那样写“忒虚夸了”。关于歌词作者前期未署“王肯”之名，当民歌流传，他并未在意，而是高兴。有人惋惜它因此错过了获大奖的机会，王肯十分平静：“当做鄂伦春自己的歌儿唱，这已然是奖了”。这就是王肯，就是饱经沧桑，“牙虽残，腰板直，笔未抖”的王肯，就是已“敞开窄了的心”的王肯。

以关东风骨——东北人的人格与艺风，作为《犟人散记》的聚焦点，显示了王肯卓越的文化洞察力，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世事人情的彻悟。

书中至少以下见解值得人们牢牢记取：

第一，文艺的发展需要“犟人”。记住先前的“犟人”，呼唤、扶植新生的“犟人”。

第二，不可忘本，千万别断了“民间”这口奶。民间文艺如此，其他文艺类别也当如此。

第三，“心比天大，愁不怕，苦也不怕。”王肯读《独语东北》：“回想往昔因荣辱、褒贬、胜负、得失引起的种种苦恼、无聊，真无聊，心太窄呀!”赞赏素素文章“无畏无惧的霸气”。他一再说：“一个作家艺术家，不论成绩有多大，架子不该大，脾气不该大，胃口不该大，不该什么好处都张口，然而心胸一定要大。”(《磨炼·磨炼》)“作家的心要大，眼要宽，手要勤，脚要敢迈大步。”(《赵月正二人转作品序》)

第四，“说容易，做难，坚持做更难。”(《民间这口奶……》)

第五，“跟得越紧，被时代抛弃得越快。”(《事后诸葛亮》)他指的是跟“风”的文艺创作。

第六，“‘勿卖弄是中国剧论中一个重要论点。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卖弄是助敌为虐的帮手。”(《地域的特色》)

第七，“人也怪，简单的东西往往会勾起美的回忆，那豪奢的场面，常如过眼烟云。”(《车和我》)这里包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体到文风，王肯文笔的质朴、简洁和深邃，广受称道。应当说，这不单单是“惜墨如金”的文字功力，更是知识素养的厚积薄发，实质上包涵着一种深刻的文化态度。

王犁犁说：“父亲对于我来说，是块铁。他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方方面面的来风。但，父亲是怕火的，即或是一星文火，也足以燎热他!他是见不得‘好的人。”

王红箫说：“尽管在常人眼中，飞蛾扑火是愚蠢的行为，但父亲反倒认为那是一种英勇的举动，跟着光亮飞，比在草窠里猫着强多了。扑火，难免有危险，而飞蛾无所顾忌，一如既往。寻觅光亮的本性，使小小飞蛾的生命别有味道。”

讲得多好啊!作为王肯的子女，二人所言并不矛盾，他们从不同角度道出了各自对父亲的深深理解。

这也是对《犟人散记》作者最动情最恰切的评价。

责任编校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