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

张新颖

一

很多年前，我读到雷蒙德，卡佛的短篇《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So MuchWater so Close to Home)，内心震惊，又无以言表，就此开始搜集卡佛作品。我在广州买到一本小小薄薄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于晓丹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又从朋友那里借来台湾版《浮世男女》(张定绮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长期不还，还从北京找回一本“英语注释读物”《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那真是值得追忆的阅读年代。没想到的是，那差不多已经是激情阅读年代的尾梢了，十多年之后，我好像是得了文学阅读疲乏症，面对唾手可得的大量作品，却长久提不起兴致。就在这个疲乏症持续蔓延的时候，卡佛的《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出现在眼前，就像预感到的那样，我再一次被卡佛的小说所吸引和打动。

中文版《大教堂》的前言出自村上春树的手笔，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借用了日文版的前言，但不必管它。我感兴趣的是村上也是从我上面提到的那个短篇(又译《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等)谈起，他说1983年“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己，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二

卡佛曾说：“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而他自己的生活，怎么表述呢，用温和的说法是。“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

《大教堂》里有一篇极短的《约瑟夫的房子》，说的是一个戒了酒的老男人魏斯，租下一套房子，打电话请求分开的妻子一起来住：“埃德娜，从这儿的前窗，你就能看见海，能闻见空气里的咸味。”于是，那年夏天，这一对经历了很多事的夫妻消磨他们安静的日子。有一天房主约瑟夫来说，他女儿要来住这处房子。魏斯走进屋，把帽子和手套扔在地毯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一把大椅子上。“瑟夫的椅子，我突然想到。而且也是瑟夫的地毯。”

魏斯说：“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幸福的房子。”他们的儿女都大了，有各自的生活。魏斯说他希望他能重新做一次父亲，而且这次能做得好一些。“我说，他们爱你。不，他们不爱。魏斯说。”

“魏斯站起来，拉下了窗帘，就这样，一下子，海就没了。我进屋去做晚饭。冰柜里还有些鱼。别的就没什么了。我想，那就是结束了吧。”

卡佛的小说写的大多是这样的人，“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与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卡佛1939年出生在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克拉特斯卡尼，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做饭馆招待和零售推销员。卡佛高中毕业就到锯木厂工作，19岁结婚，20岁就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却居无定所。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做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郁金香，在医院当守夜人兼擦地板，如此等等。“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

卡佛一生只写短篇小说和诗歌，还有一些散文，是因为不得不写那些能够“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极端不安定的状态并没有使他放弃写作，他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但长期以来写作对他的生活没有带来一点点改善。他没有停止写作，同时也没有停止酗酒。他的小说里总是有酗酒的人，他常常写到酗酒，写到酗酒给生活带来的一团糟，写到试图从酗酒中挣扎出来的努力。1974年他不得不因为严重的酗酒问题辞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1976年又不得不把几年前好不容易买来的第一栋房子卖掉，以付清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读过卡佛的小说，就会同意肖铁在译后记中的描述：“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败者”。

卡佛自己并不觉得写这样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反传统之处，多少是为自己辩护，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写这样的人物倒是文学的一个传统。“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三

1977年卡佛戒酒，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到1980年，他甚至有了稳定的大学教职，1981年出版《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他第三本小说集，后来被尊奉为极简主义文学的典范。1983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就此不必为生计发愁，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大教堂》里面的十二篇小说写于1982年到1983年间，卡佛自己也感觉到：“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变化。《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发生了，但要说这个变化对小说基本面貌有多少改变，无论如何还不能夸大。以《约瑟夫的房子》为例，这一对分开来的夫妻在短暂的相聚期间，是平静和安闲的，魏斯甚至说出了“这是我们幸福的房子”这样的语言，而这样的平静、安闲和“幸福”之感，在卡佛以前的小说里很难找到；但没有改变的是，生活仍然会把他们驱赶进泥潭里去。

在不夸大变化的前提下，却应该珍惜这些“积极”的变化。像《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篇幅明显长了一些，里面的人物之间，出现了卡佛以前小说里缺乏的交流、和解，甚至是理解和温暖。尽管这短暂的理解和温暖不足以改变生活上的麻烦和精神上的困境，但毕竟出现了这样明亮一点的东西，

1988年卡佛五十岁去世，安稳写作的日子只享受了五年。他的遗稿中有一篇《柴火》，倒确实“更积极了一些”。梅耶在戒酒所里待了28天，这期间，他妻子跟另一个酒鬼跑了。梅耶拿了点东西，住进出租的房间里，给他的妻子写一封很长的信，“没准是他这辈子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他希望有一

天她会原谅他。房主有一卡车的木头要锯成柴火。梅耶要求来干这活。“你知道怎么用电锯吗?会用斧头和锤子吗?你可以教我，梅耶说。我学得很快。对他来说，锯那些木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锯的时候感到了一种节奏；就跟着节奏锯，晚上他在笔记本里写道：今天晚上我的衬衫袖子里有锯末，是一种香甜的气味。木头锯完的那天，梅耶打算走了。晚上他打开窗，看着窗外的月光和白雪覆盖的山巅，他看着黑暗中那堆锯末，车库门洞里那些码好的木头，他听了一会儿河水的声音，房主曾经告诉他，那是全国流速最快的一条河，他让窗户敞着，就能听到河水冲出山谷流进大海的声音。

四

极简主义文学说得通俗点，就是给文学“做减法”。译后记对卡佛的“做减法”有个简洁有力的描述：“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如同许多作家反感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卡佛也不喜欢极简主义这个牌子。当初是不得不选择那些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最多两次写完的短东西，哪里会想到后来成了被追捧和模仿的风格。

但卡佛小说的“瘦骨嶙峋”确实带来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卡佛愿意把他自己的方式和海明威的路子联系在一起，他这样认为：“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大教堂》的译者特意从卡佛的随笔和访谈录中挑选了一些自述性文字，附在小说集后面，以便于读者对卡佛文学的理解。本文所引卡佛的话，也都出自那里，卡佛说话常常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又锐利，最后抄两段，你看看是否会像不少作家那些聪明、机智、漂亮的语言那样让你读来无动于衷，过后就忘了：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2009年1月2日

责任编校逯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