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邮政局里的那些往事

徐廷华

如今的邮局，可以说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写信，用上了微信;包裹，被快递代替;汇款，在手机上银行跨行转账，支付宝、微信支付立马到账。若不是大厅里还办理邮政储蓄、水电气的交费业务，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

可有一种情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记得，大街上星罗棋布的邮政局可是与老百姓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每天开门七件事一样，与家家户户息息相关。那时到邮政局寄信取汇款、买邮票寄包裹、订报刊打长途发电报……满满一屋子全是人，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尤其是逢年过节，人气更旺。那营业员敲邮戳的声音，喊接长途电话的人名声，打算盘的滴答声，此起彼伏。几十年过去了，渐渐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情景还宛如在眼前。其中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

邮筒每天“吃饱喝足”

到邮局寄信，人是最多的。买信封、信纸和邮票，有的在家将信和信封写好了，只买邮票。那时邮寄费很便宜，市内4分，外埠8分。寄印刷品更便宜，市内1分半，外埠3分。我那时爱爬格子，常给报刊投稿，将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上“邮资总付”几个字，再剪去一个角，放进邮筒里就行了。直到“文革”后，取消邮资总付，投稿才按印刷品付邮资。我那时投的稿，都石沉大海，一篇也没用。可我不气馁，仍持之以恒，直到1978年才在报上看到自己写的“豆腐块”大的铅印文章。

邮筒每天都塞得满满的。邮局一般有两处邮筒，一处是在邮局临街的马路上，高高的绿色邮筒像岗亭一样，栉风沐雨，即使邮局关门打烊了，还有不少人往邮筒里投信件;一处是邮局柜台边上，放着一个像柜子的投递箱，中间有个细长口子，可投进信件。台面上放着糨糊、蘸水笔，到邮局寄信的人，贴完邮票，随手会把信投进这里。

那时邮局门口还有一道风景，常有代人写信的老先生端坐于邮局门前，代人写一封信只收一角钱。来请老先生写信的都是大字不识的乡里人或家庭主妇。她把大意先讲给老先生听，而后老先生“之乎者也”的很简单地写上一张纸，念一遍给家庭主妇听，满意了，接过那人手上的信封、邮票，帮她写好信封贴好邮票就完事了。老先生凭这“一技之长”，维持生计，逢年过节，生意还蛮好，一张长条凳，坐着几个人等老先生写信。我印象里这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

寄包裹要先过“安检”

邮寄包裹，是邮局一项重要的业务。遇上春节、中秋，到邮局寄包裹的人格外多。有寄书的，有寄衣服或衣料的，有寄食品的。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家庭的子女，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插队。其中不少知青插到蒙古、云南、北大荒等地，为给家里节省点开支，即使是过年过节，有的知青也很少回家探亲，可做父母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总要给远方的儿女寄些东西，诸如罐头、香肠、咸肉之类的食品。

那时寄包裹需要检查，有点像现如今坐地铁、坐飞机要将随身带的东西过“安检”。不过地铁安检是靠“电子眼”检查，而那时邮局所谓安检，仅凭营业员眼看、手摸、鼻子闻，只要不是易燃易爆易碎的危险品，一般都能顺顺当当通过。

主人寄包裹前，事先在家里用块旧布，将所寄物品包好，用毛笔写上地址姓名，如是贵重的东西，则要用一个木盒装起来，到邮局填好包裹单。好容易排队到柜台前，得先将包裹打开摊在台面上，营业员一一检查后，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品，再叫你将包裹缝起来。

这时主人将随身带的针线（邮局也提供），密密扎扎缝起来，像一首诗所吟咏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那一针一线里浸透着对远方亲人的浓浓情意。

缝完了，还左看右摸许久，这才到柜台前，递上包裹单。营业员又是秤重量，又是查单价，等付完了寄费，拿起邮戳，在包裹单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给了主人一张收据条，那条子上有一个深深的邮戳印记。

寄一次包裹，没刻把钟时间下不来。那时的生活节奏多慢啊。

打长途电话要等“叫号”

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磨的是一种耐心，一点不能急躁，就是急也急不来。快一点的十分二十分钟，慢点的要等上个把小时。去打长途的都是急事，不然就写封信了。

那时打长途不像现在手机漫游，一拨就通，你得先到柜台前，递上你所填写好的要打长途的城市、姓名、住址门牌号，如能报出对方家中的电话号码（对公的一般在单位打，总机会帮助接通）则更好（因为不需要对方到公共传呼电话站接听），可那时有几个家中装有电话？办完这些手续，就在邮局沿墙的一间一间电话亭边等。好在那时墙边有一条长椅，专门供接电话的人休息等待。可那长椅上早坐满了人，他们不一定是等电话的，或许是来办其他业务，抢个座位小憩一下。

我曾打过几次长途，坐在长椅上等电话，真有“度时如年”的感觉。心里那份焦急，没经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幸亏我事先带了一张报纸去打发时间，等我将报头报尾的所有文字看完了，也没听到叫号声，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听到喊自己的名字，连忙钻进一间小屋子，和对方通电话。通话是按分钟计费的，长话短说，句句要说在点子上，几乎没什么废话，也就几分钟时间。可为了打一次长途，白白浪费这许多时间。那时人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的观念。

取汇款要看“户口簿”

那时到邮局取汇款要在专门的窗口办理，队伍也排得老长。取款要看户口簿，或工作证，还要带上刻有私人名字的图章，比起汇款要繁琐得多。

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户口簿是唯一的身份证明。可有一次我去取款却碰上了麻烦，汇款单上的一个字写成了别字。

原来，我名字中间有个“廷”字，日常使用中，常被写成“庭”字。这“廷”与“庭”两字，读音虽是一样的，字义也差不多。可细分析，还是有点区别的。前者，多用于朝廷、宫廷，后者则用在家庭、庭院、法庭。“廷”字，范围大空间大，显得气魄;“庭”字就显然不及前者。

我这人爱舞文弄墨，常有些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可有一回，报社财务处发的稿费单上，却将我名字中间的那个字误写成了“庭”字。那时的汇款单有信封那么大，是手写的。我去邮局取款，营业员拿着我的户口簿，左看右瞧，说名字不对。我说是中间那个字写错了，但读音对的。那人瞧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核对字不是核对读音。”死活不给领取。我问那怎么办呢？她说退回原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后来还是我到派出所开了张证明，才取了这区区几元钱。哎，误写一个字，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发电报先填写“电报纸”

那时发电报大多是单位业务往来的事居多。但也有私人来发电报的，如亲人突然病逝、告知探亲到家的时间、朋友间的迎来接送等一些急事、要事。

我因工作关系经常接到电报，也常去邮局发电报，知道这里的一些规矩。发电报事先要填一张“电报纸”，有32开那么大，除了印有发电报人和接电报人的姓名、单位、电话、地址等自然状况外，还印有30个红线条的空格，一字一格，写电文时不需要点标点符号，有点类似过去的古文。电报文字要精练，字要写得工整、规范，不能太潦草，即用最能表达意思的语言来概括，因为电报是按电文字数计算费用的，一个字2角，当时寄一封信才8分钱，真可谓“一字千金”。

待一切都填写好了，将电报纸交给服务人员审核，确定内容无误后，她们才会将电报发出去。

记得第一次去发电报，服务员看出我是个新手，她蛮认真地帮我改电文，去掉了不少重复和多余的字，经她一改，内容显得很明了清晰，还节省了不少字。后来我拍电报的次数多了，有了经验，和服务员也熟了，她们看了我写的电文，一字不改地发出去了。例如，将“安徽省” “上海市”，只要写上“皖” “沪”就行了。

那时住家户接到电报大多是晚上，一家人心惊肉跳的，生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人们生活节奏快，都用上了高科技，哪还有人写信。先是電话普及，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之间电话问候。再后来有了电脑、手机、平板，彼此发发短信，互道祝福安康，或用微信视频聊天，即便对方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国他乡，在视频中也像是面对面地零距离讲话，亲热得很。至于到邮局寄包裹，早改成了寄快递，买东西变成了网购，快递小哥天把天就把货送到了;汇款用上了银行转账，眼睛一眨，钱就转出去了，一些能跟上高科技的老年人，每月到邮储银行取养老金，也学会了使用ATM，几个键一按，退休金就滚出来了;拍电报的业务早就停办了，只要在手机上，发一条短信，“电报”就发出去了，发电报成为遥远的“过去式”，真是好酷。

歌词唱道：“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个曾经非常繁荣、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邮局，真的或许离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