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锋金国宝

徐宏慧

金国宝，字侣琴，1894出生在吴江同里章家浜。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列宁著作的译作者；二是他是中国著名的近代统计学奠基人。

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的人

可能连金国宝他自己也想不到，列宁对中国革命会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而他自己会成为列宁著作在中国国内的首译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比邻的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俄为师，要求变革，开始探讨俄国人所走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人自然要了解列宁其人其事。很快，1918年3月，中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介绍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这些传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间开展的。在当时，列宁的思想和言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直接引进列宁著作。

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正在吴江中学和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主教英语。课余时间他常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撰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受其同学俞颂华所托，1919年9月，金国宝翻译并发表了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俞颂华，太仓人，是金国宝复旦读书时的同学，比金国宝年长一岁，虽不是同届，因都在学生会工作，故相知较深，联系也很密切。1915年俞颂华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俞颂华知道金国宝一直在教英文，他就把一篇英文稿的列宁著作交金国宝，让他迅速译成中文寄他，这就有了署名“金侣琴”的译文的出现。

金国宝的译文发表在1919年9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译文前金国宝还作了短序：“……余以鲍尔雪维克之主张，具见于是，凡研究鲍尔雪维克及俄国国情者，均不可不读也，故将long氏译文，译为汉文，以飨国人。至鲍尔雪维克一字，或译过激派，或译广义派，均不甚妥善，试从音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是郑振铎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但经后人考证，“金侣琴”才是第一人。《中国翻译》1984年12期发表了钟风的《最早汉译列宁著作的人》，文中开头就提出：

是谁最早把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的？通常认为是郑振铎。郑振铎于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月刊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此文后附有《对于战争之解释》一文）的译文。戴季陶也是较早译过列宁讲话的译者，1919年9月21日《星期评论》周刊第十六期上，曾发表戴译《李宁（即列宁）的谈话》。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就此进一步开展探索，发现在1919年9日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载有金侣琴译的李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在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上还发表了金侣琴译的《建设中的苏维埃》（为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节译）。《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是张东荪主编，上海出版。当时是一份相当进步的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刊物。该刊创刊号现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有珍藏本，文字直排，金侣琴那篇译文用文言文译出，在“译述”栏刊登。金侣琴即金国宝（1894—1963），江苏吴江人，是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的堂弟。他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毕业后到家乡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师。他中英文俱佳，好探索新知，追求进步。

也就是说，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要比郑振铎所译的列宁著作早三个半月，比戴季陶所译列宁的谈话早二十天，只是音译问题，译文中的“李宁”后改为“列宁”，“鲍尔雪维克”后改为“布尔什维克”。

金国宝与俞颂华交往密切，1922年9月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1923年10月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等院校执教。他之所以先在中国公学任教，因为当时该校教务长是俞颂华。

金国宝回到上海时，江苏常州人瞿秋白也在新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由于俞颂华于1920年10月曾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与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同赴苏联采访，在苏俄三个月期间，俞颂华他们采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俞颂华介绍，金国宝与瞿秋白相识相知，瞿秋白比金国宝小5岁，他们在学术上一直相互探讨。

在他们的影响下，这就有了1926年金国宝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5号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论文，他从统计学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27年间，第一次国内革命进入高潮，武汉政府成立。瞿秋白与俞颂华先后去了武汉，俞颂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当秘书主任（此军以后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金国宝原准备随之西行，后得到瞿秋白的复信称：“此间局势尚不稳定，宜暂缓来汉。”但不久，大革命失败，俞颂华重返上海，瞿秋白转入地下工作。从此金国宝与瞿秋白失去了联系，直到1935年听到瞿秋白英勇就义噩耗，年仅36岁，他为失去这样的好友痛苦万分。俞颂华于1947年10月11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4岁。

金国宝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中国革命阵营，但俞颂华和瞿秋白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

中国统计学之父

金国宝被现代追誉为中国统计学之父，源自他在中国统计学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他在统计学上，几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著作颇丰，开创性地将国外统计知识引进中国国内，填补了统计科学在中国国内的空白。

金国宝将他的学习研究重点放到统计学上，还得追溯到他在28岁下半年到29岁上半年整一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的时间开始，那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登报招考一批学生，录取后由他资助赴美国留学。金国宝经复旦推荐报考录取后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师从英国统计大师卡尔·皮尔生和美国的欧文·费喧。金国宝回国后，首先重视的是统计学的教学，分别在几所学校任教后，后来就担任了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务长。当时统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国内找不到只字片语有关统计科学的论述，为教学需要，金国宝自己编写了《统计新论》、《物价指数浅识》等教材。

在此之前他的教学从没有涉及过统计学，在此之后他的教学再没有离开过统计学。

1924年，全国性研究经济学的学术机构成立，马寅初为社长。1928年杭州中国经济学社会议上，金国宝当选为该社理事，同时当选的有钱永铭、潘序伦、陈长衡等著名经济学家。

1927年开始金国宝任复旦大学校董，即学校董事会成员，校董一部分仍由校长聘任，一部分由学生会推选，金国宝被推选任校董长达18年之久。1939年11月，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在谅山逝世，复旦校长吴南轩曾函金国宝请他代为马相伯募捐。金国宝复函吴南轩：代为募得五百四十一元。

1928年4月，他又奉大学院（相当今中科院）院长蔡元培之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修人口统计，并转去欧洲各国考察统计事业，历时一年。1929年4月回国，应南京市市长刘纪文之邀，出任南京市财政局长。1930年4月，赴日本考察地方财政。同年7月，因南京市市长易人，金国宝也辞去财政局局长之职，回到上海，后经其叔丈人褚辅成介绍到钱新之创办的交通银行工作。金国宝在交通银行供职五年，职务先后为总行稽核、沪行襄理、副理，总行业务部副理；后调中央银行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副处长，兼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秘书主任，稽核处副处长，会计处处长等职。他还在金融界有许多兼职，先后有交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董事、四联总署发行处处长、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吴江县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他虽在银行工作，仍在复旦兼教统计和从事研究。他在工作之余，还坚持学习，勤于著述，1934年，金国宝将在欧美考察时所得的大量统计资料，结合他在各校所写的讲义，写成《统计学大纲》专著，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出版。由于该书问世较早，内容新颖，资料丰富，理论联系实际，体系严谨，立刻成为各高校统计学教材，并一直流传到建国初期。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中记载：“以后的统计学原理基本上沿袭该书系统及定义编写，该书的出版对中国开展统计研究，进行统计教学，指导统计业务，了解欧美统计学家的学说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截至1950年，前后再版达十三次（香港、台湾再版未计在内）。由于该书发行量大，影响也大，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又将此书列入成书较早的“民国丛书·经济卷”重印发行。除了出版《统计学大纲》外，另有《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中国棉业问题》、《中国币制问题》、《英国所得税论》、《凯恩斯之经济学说》等。译著有《伦敦货币市场概要》、《遗产税》。金国宝也因此成为中国统计学奠基人。

1947年8月，朱君毅与金国宝作为中国正副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统计学会第25届年会及世界统计大会，他在会上宣读题为《四川省九县户口普查经过及结果》的论文。1950年他被正式接纳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

1950年，金国宝辞去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职务，应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炳焕之邀，回到母校任统计学教授，兼统计专修科和贸易专修科主任。那时他已56岁，但不满足已有的知识，他自学俄文，参阅苏联的统训教材，增添新内容。为开设高级统计学这门课，他曾到数学系旁听微分方程，他教工业统计时，已年逾花甲，还亲自带领学生到上海橡胶厂、自行车厂实习，并撰写了多篇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论文，出版了《高级统计学》、《工业统计学原理》两本力作。他的学术成就成了当时复旦商学院师生的美谈。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国宝调入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统计。

1952年金国宝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褚辅成次子褚凤仪介绍，参加九三学社。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并任第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2月，金国宝作为上海市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作了《发展我国财经教育》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1959年上海财经学院撤销，金国宝调入上海社科院任研究员。这时他已年过花甲，体力有所衰退，他除研究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外，还计划撰写《中国统计史》，但不幸，仅完成《清代统计》一章，便卧床不起，1963年2月因患脑溢血溘然长逝，享年69岁。

1994年11月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统计组举行“纪念金国宝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海复旦、财大、华师大、上海市委党校等高校统计学教授，上海市统计学会、上海市统计志办公室、先生生前友好、亲属等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藉此缅怀金国宝的高风亮节及对中国统计事业的贡献。一致认同金国宝是中国近代统计学界的权威学者，正式称他为中国统计学之父。

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

金国宝虽然没能加入南社和新南社，但他是南社纪念会的首批会员。

1909年秋，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创建了南社，当时金国宝还是同川小学的学生，只有15岁。金国宝是国学大师金松岑的堂弟，比金松岑小21岁，到了入学的年龄，就进入了金松岑在同里创办的同川小学读书，所以他是金松岑的堂弟兼学生。

1910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翌年春他进入苏州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省立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学习期间，他品学兼优，深受师生器重，被推举为学生会干部。

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他回同里，此时范烟桥及徐平阶在袁氏复斋成立同南社，这也是一个仰慕南社而建立的组织，主体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金国宝就加入进去，积极参加分发社刊社报和各种宣传品。

不久回校复读，其间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倒袁运动，自己也一马当先，遭到当局忌恨，于1913年10月将毕业时，被当局责令校方借故开除。在师生百般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他头一扬，拂袖回到同里，并且在同里陆家埭二铭小学任代课教师。

1914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经济学，1917年大学预科毕业，此年复旦公学更名为复旦大学，正式开设大学本科。金国宝就读时的复旦公学，重视外语教学，学科都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学生也以外语回答；其次重视国学，开设国文、地理、历史及伦理，还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两篇作文作为考试。金国宝因受金松岑的影响，国学根底打得扎实，颇得国文老师蒋梅笙（徐悲鸿之岳父）赏识，他家里留存的7本复旦时的作文本上，每本作文本上都有蒋梅笙的密圈加点和嘉奖评语。

1918年2月至1921年7月，他在吴江中学、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英语，并兼授地理。1921年9月，金国宝受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之聘，至该校任教一年。

此后，金国宝学习和研究的重心转向统计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金国宝对加入南社向往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1935年11月公葬陈去病后的下个月，再度由柳亚子出面，联络部分新、老社员，在上海酝酿成立南社纪念会，12月29日在西藏路晋隆菜馆举行第一次雅集，宣布南社纪念会成立。定居上海的金国宝应柳亚子的邀请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次雅集，也在这次纪念会上被吸纳为首批纪念会会员。这次聚会上，他遇到了好多朋友和熟人，特别是少年时同南社的社员范烟桥。听范烟桥介绍，他在此前1个月，参加了南社发祥地虎丘公葬陈去病活动，之后着手整理一些陈去病的手稿。

南社组织者之一陈去病也是同里人，是金国宝堂兄金松岑早年的盟友，陈去病比金国宝大20岁，金国宝也很仰望，只是没有机会过多的交往。

南社从1909年成立，1923年改组为新南社，1935年次改组为南社纪念会，期间历经了26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南社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当时就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进程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它虽创立于苏州，但活动至全国各地，作为一个没有固定地址的组织，能坚持并延续，值得称奇。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学、教育、新闻、历史、戏曲、音乐、宗教、书画、法律、科技和军事等各领域，容量很大，且汇集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骨干和精英，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金国宝，当然很希望融入其中。

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来自全国各地，共有230余名。金国宝的登记本上填写的是：金侣琴，名国宝，江苏吴江人，金松岑弟子，著《中国币制问题》、《统计新论》，复旦大学教授。

南社纪念会会员发展最多时，会员人数达400多人。

作为金松岑的弟子，金国宝对文学亦有一定造诣，还留下遗诗三卷，自署《侣琴诗存》。他的诗作大多为抗战期间所作，抗战时期，他从上海西撤至汉口、重庆，在重庆南温泉又与俞颂华相聚。据《复旦大学志·俞颂华传略》称：“1938年夏，俞颂华随政校迁住重庆南温泉。到南温泉后，他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金国宝、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过往。”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满腔义愤，流于笔端，悲情出诗作，这些诗作也是了解他生平及为人最重要的资料。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