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事件

刘诚龙

孔门弟子，几都背了孔子精神的。孔子传道授业，皆述而不作，您说孔子自费公费出过甚书？后世孔家弟子，只要在码字，只要在解惑，没有不想坐一台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的（最低理想），黄侃或是例外，也只说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五十后，怕要火扯火地著述了）。

只是著书是蛮难的，码字百万，字字珠玑，就能出书么？只好自费，堪羞。自费堪羞？不堪羞。莫说易中天如今如日中天，据说当年也是自费一本小书，摆摊街头的；莫说易中天，鲁迅先生大著不也自费过？陈明远先生在其《文化人与钱》中说，《呐喊》便是迅哥自费出版的；自费的还有：“以《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鲁迅日记》1923年10月8日），陈先生说，“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

《呐喊》是部小说集，小说好卖；《中国小说史略》是学术著作，如何卖得出？这书，迅哥自费200银元（《呐喊》也是这个数），这价说高也高，如是农民，可能是一到两三年的纯收入，自是高了；若是教授，半个月顶多三周工资，不算高嘛。

不高不高也是钱哪，还是农民不吃不喝三两年收入，莫非花这么多钱拿来覆酒瓮垫餐桌？《呐喊》走市场路线，卖得挺好，除却成本，到1924年1月，盈余260。嗯，小说是赚钱的，也有市场的。那么学术呢？迅哥是有销售渠道的，迅哥其时在两所大学作教授，以此书作教材，当讲义，期末考试学分考试，“以此书为出题范围”（注：非鲁迅话，乃是我曾听某教授的话），那书不卖得火扯火？“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鲁迅日记》1924年12月11日）。民国图书印200册，便可保本，弄得好，略有赢头，这本《小说史略》，送到高校不足三个月，基本收回款项，“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鲁迅啥时这么心灵鸡汤过？他太激动了嘛。

教授出书敢于自费，源自教授们有一条稳定的、畅通的、不费劲的销售渠道，回收也挺快，不过是一个学期嘛，顶多再过一年，又有新生了嘛；何况书价也挺高的，一本中学生语文课本，八元十元，一本大学语文教材，不过印张翻一倍吧，价格可能翻三四五倍了。不二价，铁粉掏钱便买，没打折一说。

教授著作，学生全是铁粉么？也不是的。在北大曾也闹出一回大事件，史称“一元钱风波”，闹得咱们校长蔡元培，揎拳捋袖，鼓眼暴睛要和学生决斗，而事后一纸辞职信，拍拍屁股要走人。1919届北大学生田炯锦回忆这事说：“民十一春（陈明远考证：应是秋），学校发生过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

这里头有个细节，与他人说法有出入。田生说是每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而北大其时教务长蒋梦麟则说，是每学期收一元。这里差距可就大了，按田生说法，十门功课收取十元，按蒋公说法，是开一百门课也只收取一元。推想来，可能田生说法更准确些。要不，学生为这一元，会起那么大的哄，其起哄甚而被定性为“暴乱”？十个教授各印讲义，一起来分这一元钱？教授怕是不肯的——这点钱，他们自费印刷的学术，猴年马月才可收回出版费呢？

这个一元钱讲义费，闹得蛮大的，有几个学生带头，呐喊一声，便有百千学生呼应，云集教务处，“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他们喊口号，举牌子，拉横幅，游行示威的全套手法全使上了，有没有学生往蒋教授身上投鸡蛋吐唾沫？这个好像没有，不过学生那群情激奋的模样还是让人骇一跳的。

一元讲义费，引发这般群体事件，真是成也平民教育败也平民教育。蔡元培主政北大，北大渐脱离贵族教育，招收了大量平民子弟。贵族读书，莫说交一元钱，就算百元银洋，也是耳朵上掉一根烟而已，而平民子弟不一样了，这一元钱便是负担。那时节一元钱可买20斤大米或七斤猪肉，如今猪肉15到20元一斤，这一元相当于如今一百到一百五，若是十本讲义呢？其实北大学费不是很高，每人每学期是10元，搁如今不足2000，顶多1500，不多啊。对富二代官二代言，确乎比较低，但对当时寒门子弟，也算是大负担。周扬出身不差，怎么说也是地主（虽然破落），而他到上海读大夏大学，靠自家是读不起的，他的学费与生活费，是靠前妻吴氏淑媛女士，典当嫁妆，变卖金银首饰换来的。

一纸通知，叫学生凭空多掏十个或十几个“一元钱”，特困学生肾上腺激增，是可理解的，他们团团包围蒋教务长，弄得不好，“激情打人”，也不是没可能——那师道何存？斯文何在？正在骑虎难下，校长蔡元培冲入人阵，来来来，冲我来，“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蔡校长冲入学生阵，便开骂：“你们这班懦夫！”蔡校长拳头握得铁紧，站在中间，学生都围拢来，蔡校长往前面一走，学生便往后面一退，“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后退几步”，僵持僵持又僵持，最后多数学生还是散了。蔡校长回到了办公室，然则，“门外仍聚着50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

看来学生还是理智的，见了蔡校长之决斗架势，多数人都散了，没进一步激发矛盾。这与其说是蔡校长职务权力，不如说是蔡校长的人格魅力；与其说这是蔡校长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是学生们对师长的尊敬——学生们到底是可爱的。但这事，在蔡校长心里留下了相当大的阴影，他次日便打了辞职报告，不当这个火药桶一样的北大校长了。学生对蔡校长真是爱戴的，没有蔡校长，他们这些贫寒子弟哪能来这里读书？与一元钱相比，读书终究是人生大事。故而，当学生们得知蔡校长要辞职了，“乃决定于次日（10月19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下午在原地重行聚会，事前声名想系挽留校长会议。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

这个一元钱事件，最初是教授讲义费引发的，或可谓是起自教授自费出版学术著作。这或是民国独有现象吧，这事件自以教授胜利告终，后来可能再也没发生过教授向学生推销其自费教材而引发骚乱之事，前头有例，后人便可照例嘛——可能还真得感谢蔡校长的担当哪——事情由教授引起，教授却没受任何冲击，所有担子蔡校长给担起。教授还不念蔡校长的好，那太没人味了。

说来，民国教授收入是蛮高的，一级教授月薪500，二级是450，三级是400；副教授一级是340，二级是310，三级是280。这是什么概念呢？陈明远先生考证了1920年代北京人民的生活，“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生活”。三级副教授月俸280，可维持20多个四口之家的小康；这是北京市民，城市居民呢，换农村呢？一个教授收入可抵多少农家平均纯收入？

利不怕高，名只怕低。名利越好的时代越让人怀想。仕宦特想溯往宋朝，教授特想回到民国。不过，也只是这一群人吧。仕宦特想去宋朝，而李顺、王小波与钟相、杨幺大概不会这么想（据说北宋南宋的农民起义次数，为历代之最）；煤油大王想回民国，而我估计北京拣煤渣老婆婆，大概也不太想去民国种兰花（且借语鲁迅先生）。

我们来叙过去的故事，也是跑了的泥鳅大些。嗯，相见不如怀念，怀念原是念钱。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