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委老办公厅的难忘岁月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南京市、苏南地区、苏北地区合并建成江苏省。建省初期，省委在南京西康路33号办公，柯庆施与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等分别担任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当年，省委把新华日报也搬到了西康路33号办公，我当时就在新华日报主持工作，所以也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员。西康路33号是原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我曾率领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在33号门内的环形小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来到解放后的南京，就下榻在西康路33号后楼的中楼。他曾跟身边的陪同人员笑谈：“南京有一个‘鬼脸城，你们知道吗？”当时还真没有什么人知道。鬼脸城就在如今的石头城公园内。在南京时毛主席还为新华日报写了一个新的报头。他亲自给柯庆施写了封信：“柯庆施同志：我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来的报头写得大坏。毛泽东 1953年2月23日。”他在西康路33号一写好，就被我送往报社。听说主席的墨宝装上镜框后挂在大会议室，同志们一拥而来，争着先睹为快。记得有一位同志口无遮拦地说：“毛主席写了别字，‘大坏的‘大缺了一点。”另一位同志则说：“你真是胸无点墨，‘大和‘太都可以用。”编辑部的年轻人思想活跃、友好团结，大家对毛主席的书法都大加赞赏。第二天，新华日报就换上了新报头，毛主席来南京的消息也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解放初期，省委在西康路33号办公，而各部委和省政府却都分散在各处办公，于是省委决定在解放10周年之际，兴建一幢新的办公大楼，位置就选在西康路33号的后面。33号旁边有一条300多米长的斜坡，经过这条小路就到了古林寺的旧址，新大楼就准备建在这里。当时这条土路的周边都是一些齐人高的马尾松等杂树，5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是大树林立、一片苍葱。新大楼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设计，大楼设计庄重朴实，选用的都是优质花岗石、大理石，还有黄色琉璃瓦的屋檐，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有现代的建筑结构。当时因为只准备由省委书记和省委办公厅使用，所以面积不大，只盖了四层。一楼是秘书处；二楼是书记、秘书长、机要秘书的办公室，常委会议室和值班室；东头还有一间小会客室，1964年刘少奇、王光美南下宣讲“桃园经验”时就曾莅临这间会客室；三楼是一些主要处室，有机要处、工业组、农业组、综合组、资料室等；四楼是一间大会议室。办公大楼在1960年投入使用。当时，国家正处于艰苦创业的年代，中央一再指示不要兴建楼堂馆所，记得还有群众提出批评说，大楼兴建时挑灯夜战赶工期，动用了优质的建筑材料等，为此省委秘书长宫维桢还做了检讨。

1956年我从新华日报社调到省委工作，在新大楼办公期间，我担任省委副秘书长，主要分管省委常委工作。1958年，省委创办了理论刊物《群众》杂志，我又兼任了杂志的主编。我前后在省委工作了20年，其中有两次挂职下放到无锡市委工作，称得上是老办公厅人员了。我跟随省委主要领导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和活动。当时的省委书记有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陈光、许家屯、彭冲、包厚昌，以后增加了李士英、张仲良。秘书长是宫维桢，我分管书记和常委的工作，姚远分管政法、外事、接待以及办公厅的日常工作，厉国桢负责机关行政工作，宗岳主要是搞文字工作。当时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省委主要领导们也只有四五十岁，他们都是革命的前辈，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广受大家的敬仰和尊重。

省委办公厅凝聚的这班秘书人员，都是从全省各地选拔而来，年轻有为，能说会写，勤奋努力，大家相处也非常和睦。省委办公厅的日常工作有条不紊，也非常有效率，会议有预定的日程安排，也会预先准备讨论文稿。每天上午八点半一般都要召开书记处会议或常委会例会，由江渭清主持。我记得每每先到的彭冲总是谈笑风生地走进会场，他经常要说到江苏体育的情况，他对江苏篮球尤为熟悉，譬如说起王金和号称是“大帽子”，李春祥号称是“小帽子”，等等，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常委会办公会议的气氛热烈而和谐，所有机要秘书都可以列席，也可以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补充，甚至插话，讨论非常活跃，大家心情也是非常愉快。书记们也都是侃侃而谈，有时还走了题，这时宫维桢会说“怎么，你们还在记吗？这些就不用记了嘛”，引来大家一阵笑声。

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专门的小食堂，也没有什么误餐补贴，办公厅的领导和一些干部下班后大都从西康路33号后面的小道，各自回家吃饭。这条小道就被大家称为“松林小道”。西康路33号里有一个大食堂，专门供单身工作人员和家里做饭有困难的人就餐，吃的都非常简单。省委办公厅所有秘书长合用一辆小汽车，平时大家都不用，或是步行或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只有下乡或到外地工作时才会用上这辆汽车。

当时我经常随江渭清参加中央会议，如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北戴河会议、上海工作会议，江渭清都要回来传达会议精神。但是，毛主席讲话是没有稿子的，会上也没有专门的传达文件，要把中央会议精神，特别是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原原本本地回去传达，都是靠各省参会的机要秘书尽职尽责、竭尽全力地整理好会议记录，即使这样，难免还会有遗漏，有差错，所以当时我们有个专用名词，叫“对笔记”，就是华东六省一市的机要秘书，把七份笔记大家一字一句地来校对，有遗漏的就补上，有差错的就改正，最后整理成一个本本，有人叫它“密本”，然后由各省带回去传达。我们回来以后，都是由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虽然按要求不能翻印，但最后都还是会让各地市带一份复印件回去。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庐山会议。从庐山会议回来以后，江渭清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彭德怀的万言书以及庐山会议精神。并且，省委提出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实际上是保护了江苏的广大干部，尤其是保护了刘顺元老人。

说到刘顺元，办公厅的人都尊称他刘老。刘老是文革前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他熟读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造诣，是一位朴素、正直、令人敬重的老同志。我在办公厅工作的那段日子，每天八点钟上班到了办公室，就见到刘老已经在那里读书了，天天如此。每次下班看见刘老从楼梯上下来，他总是唱一句京剧“我手执钢鞭把你打”，我不懂京剧，可是我一直记得刘老唱的这句京剧。和刘老接触中有许多难忘的事情，这促使我此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刘顺元老人的思想漫谈》，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我非常感谢刘老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尤其是，我在1976年回到南京后去看望刘老时，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老吴啊，你还是回到省里来，搞思想理论工作吧。”我当时回答刘老说，刘老啊，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我还是到体委去工作吧。

当时，在省委17个半天的常委民主生活会上，每个人都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列席这次会议并做了记录，原始记录按照规定都上报给了中央。我记得刘顺元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全国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中，渭清同志是较好的一位。这充分体现了党内的民主精神，也体现了常委们的团结与和谐。

省委书记们都是革命前辈，对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大家对他们非常尊重，也感到非常亲切。第一书记江渭清，戎马一生，在战争的硝烟中出生入死，多次受伤，我们都习惯称呼他“江政委”。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庐山会议，在会上他向毛主席表示：“江苏省委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是班长，应该由我负责。”态度非常坚定。江渭清思路清晰，多谋善断。作为“班长”，他处处以身作则。在反对干部特殊化时，他主动从别墅搬到了一幢普通平房，冬天就生一个煤炉取暖。他要求所有干部都要进党校学习，并诙谐地建议大家在学习期间要“三养”：一是修养，就要讲党性的修养，要读毛选，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二是休养，利用学习机会好好休养生息，检查一下身体；三是要营养，当时到党校学习有一点伙食补贴，可以乘此机会改善改善伙食。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为“三反言论”、修正主义言论。江渭清平时也很关心大家，他说要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来多关心干部和群众，只用百分之几来关心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后，离休的江渭清，住在西康路33号的后东楼。老人常独自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些老同志托我请江渭清写几个字，他都是欣然命笔。江苏老年体协的“江苏乐天老干部俱乐部”、“老同志之家”等题词都是他晚年给我写的；他还出席了“乐天老年俱乐部”的成立大会，给《乐天》杂志写回忆文章，并出席老年体协会议。我曾经跟随江渭清在二十四军六纵队一起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年代，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我还要说说惠浴宇省长。老省长是江苏本土的一位老革命，江苏的山、江苏的水、江苏的人他无所不知。他对江苏的粮食生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及改变苏北贫困落后面貌，倾注了自己的全力。惠浴宇胸怀全局，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对他我只回忆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亲自到寒舍来看望我，让我非常感动。他曾说笑话：“老吴啊，文化大革命中，你拉了我一把。”我听了以后不胜惊讶，想：“文革时我在无锡，正处在风口浪尖下，被批被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搞得家破人亡，我怎么会拉你一把呢？”惠老说：“当时省委书记都被拉到无锡去游斗，你就在无锡陪斗了，当时上大卡车时你就拉了我一把。”哦，当年每次要被拉出去批斗时，我因为有经验，为了避免造反派的拳头，都是早早就先上了车，躲在角落里。轮到惠老上车，他因为年纪大，人又胖，上不来，我当时确实拉了他一把，把他拉上车来。想起这段往事，我不禁会心一笑。

我还怀念陈光同志。陈光是一位老红军。他分管干部，对工作一丝不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选拔干部都是亲自动手，真正做到任人唯贤。省委组织部提供的干部任命名单，提交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之前，陈光都是亲自去作考察的。他亲自把预备干部带下乡在工作中考察，亲自听被选拔的干部发言、作报告。我就是这样接受他的考察的。我曾经在省里的人民大会堂做专题报告，他就坐在台下第一排从头听到尾。被他选拔到办公厅来的干部还要先安排到《群众》杂志试用一段时间。陈光虽然是一位老红军、老干部，但他充满了人情味。省委有一位干部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可以送去法办，也可以不进行刑事处分，只给予党内行政处分。在办公厅，我就亲耳听到他说，就这样吧，不要送到法院去了，不要拆散了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当然，他对我也是关怀备至的。在我第二次挂职下放到无锡时，陈光交待说：“你不要到市委去工作了，就下到一个厂里去，学大庆，创大庆企业。”他还说：“你回来以后，就到宣传部去接欧阳惠林的班，进省委常委工作。”于是我就带了一个工作小组，到了庆丰纺织厂，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以后，陈老住在城南的一所旧房子里，我去看他，他非常关心我已经破碎的家庭，关心我组成新的家庭，对我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平反问题也做了许多工作。陈光体弱多病，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后在南京工学院和中央民政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从北京回来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搞特殊化。因此在反干部特殊化时，我记得他坦然地说：“我没什么特殊化，就是多病多吃了药。”遗憾的是，陈光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至于彭冲同志，可以说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曾听省委办公厅老同志说起，文革以后，在省委几位领导人讨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时，彭冲一再表示，吴镇没有问题，可以用，可以到学校里去工作。1975年我从无锡回到南京以后，在西康路33号偶然碰到彭冲和许家屯，他们正从小喷水池的阶梯上下来，我忙走过去，碰面后，彭冲还是那么爽朗地发出笑声，说了一句“老吴啊，你没有被打死啊”。这句话实际上饱含了他对我这十年来的遭遇深切的同情，所表达的深情厚谊，我是体会到的。不久，也许还是彭冲的意见，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工学院担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在那里只工作了27天，之后就到了省体委。彭冲十分关心江苏体育，指示要在中山东路改建一个大的体育馆，在市政府的公交一村里盖一个游泳池，他还在省委办公厅建了一个男子篮球队，他任队长，我也是这个篮球队的成员之一。我们每个星期到中山东路体育馆去练球一次，他还指示给每个队员发一套球衣，记得球衣是雪白的，没有任何标志。彭冲后来调到中央担任副委员长，我到中南海去看望他，他还当面对我说：“我一直和他们说，你没有问题，可以用。”这样鲜明的态度，这样的不避讳不避嫌，对一位干部这样的深信不疑，真让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许家屯，他曾经是苏中一分区四大才子之一。抗战初期，他带了如皋的一支地方武装编入叶飞部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到了省委工作以后，他分管的面很宽，工业、文教，乃至艺术、新闻，他都管，还抓社办工业。他的文章经常登在新华日报上，有“许三版”之称，意思是说他文章之长，可以登三个版面。我曾经跟他一起去徐州韩桥煤矿，一起下到深井下的薄煤层掌子面去看望煤矿工人。

最后，我要说一说包厚昌，人称“老包”，他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为人正直，艰苦朴素，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对老包这位同志，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是“老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南地区是享有盛名的“包司令”。我1957年挂职到无锡市委书记处担任书记时，他是无锡市委第一书记。我记得在无锡市工作期间，老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次市委常委开会，他总是迟到，而且他总会笑嘻嘻地说，在路上又碰到了什么人，和他们谈了话。无锡市的人几乎都认识老包，纺织厂的工人和一些干部看见他，都会跟他发个牢骚，说点什么事，所以总会使他在路上逗留一下。老包在接待上级领导方面还有一个创新的举措，就是上级领导来了，不讲吃请而是叫陪餐，谁去陪餐，自己得交五毛钱，这五毛钱到月底由市委行政处在工资里扣除。他自己也从来不吃请。老包家里子女多，生活比较拮据，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大灶，他说，他嘴馋了就下半斤阳春面，弄一个红烧蹄髈吃吃，生活非常艰苦。1976年我从无锡回来后曾与老包碰过一面。他当时住在五台山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也是遭受了近十年的磨难以后刚回到南京，暂时被安排在那里。当时他还没有工作，见面时，他与我抱头大哭，他说，老吴，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磨难，国家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组织涣散，干部、人民遭受痛苦，大批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最后见到包厚昌的情形。

张仲良、李士英两位书记是六十年代从外省调来的，我就不谈了。

省委领导班子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和谐团队，是一个勇于战斗的光荣集体，他们不断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带领江苏人民经历了光荣的岁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经有人这样生动地描述说：全省看大院，大院看后楼，后楼看二楼，二楼看东头（大院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70号大院，后楼就是老的办公厅大楼，二楼是书记办公室，东头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这形象说明了省委大院作为江苏省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江苏六十多年的发展进程。所有在办公厅里工作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下到普通工友，大家都非常友好，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时至今日，省委办公厅大楼的周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省委70号大院已浸润着苏州园林式的精致与美丽，有太湖石假山和蘑菇形的路灯，有挂满葡萄架的长廊，有养了漂亮金鱼的池塘、小桥和水榭，那个池塘就是当年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义务劳动挖出来的；那条又窄又土的松林小道被铺成了宽宽的彩色砖路，道路两旁的小树也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在办公厅工作的年轻人也都早已退休，就是当年在松林小道上幸福地唱着“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像妈妈”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已经六七十岁了。如今在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散步休闲。西康路33号小电影院如今也扩大了规模，变了模样。当年，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放一场电影，两毛钱一张票，办公厅及周围部委办的工作人员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去那里看一场电影，这时的西康路热闹而欢乐。

岁月如梭，一去不返。但省委办公厅大楼，这座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修正主义大楼”的建筑，如今仍然坚实地挺立着，它给我记忆里留下的仍然是那些朴素、温暖、亲切的人和事，让我深深地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责任编辑：顾鸿）

最后，我要说一说包厚昌，人称“老包”，他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为人正直，艰苦朴素，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对老包这位同志，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是“老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南地区是享有盛名的“包司令”。我1957年挂职到无锡市委书记处担任书记时，他是无锡市委第一书记。我记得在无锡市工作期间，老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次市委常委开会，他总是迟到，而且他总会笑嘻嘻地说，在路上又碰到了什么人，和他们谈了话。无锡市的人几乎都认识老包，纺织厂的工人和一些干部看见他，都会跟他发个牢骚，说点什么事，所以总会使他在路上逗留一下。老包在接待上级领导方面还有一个创新的举措，就是上级领导来了，不讲吃请而是叫陪餐，谁去陪餐，自己得交五毛钱，这五毛钱到月底由市委行政处在工资里扣除。他自己也从来不吃请。老包家里子女多，生活比较拮据，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大灶，他说，他嘴馋了就下半斤阳春面，弄一个红烧蹄髈吃吃，生活非常艰苦。1976年我从无锡回来后曾与老包碰过一面。他当时住在五台山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也是遭受了近十年的磨难以后刚回到南京，暂时被安排在那里。当时他还没有工作，见面时，他与我抱头大哭，他说，老吴，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磨难，国家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组织涣散，干部、人民遭受痛苦，大批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最后见到包厚昌的情形。

张仲良、李士英两位书记是六十年代从外省调来的，我就不谈了。

省委领导班子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和谐团队，是一个勇于战斗的光荣集体，他们不断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带领江苏人民经历了光荣的岁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经有人这样生动地描述说：全省看大院，大院看后楼，后楼看二楼，二楼看东头（大院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70号大院，后楼就是老的办公厅大楼，二楼是书记办公室，东头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这形象说明了省委大院作为江苏省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江苏六十多年的发展进程。所有在办公厅里工作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下到普通工友，大家都非常友好，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时至今日，省委办公厅大楼的周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省委70号大院已浸润着苏州园林式的精致与美丽，有太湖石假山和蘑菇形的路灯，有挂满葡萄架的长廊，有养了漂亮金鱼的池塘、小桥和水榭，那个池塘就是当年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义务劳动挖出来的；那条又窄又土的松林小道被铺成了宽宽的彩色砖路，道路两旁的小树也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在办公厅工作的年轻人也都早已退休，就是当年在松林小道上幸福地唱着“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像妈妈”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已经六七十岁了。如今在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散步休闲。西康路33号小电影院如今也扩大了规模，变了模样。当年，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放一场电影，两毛钱一张票，办公厅及周围部委办的工作人员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去那里看一场电影，这时的西康路热闹而欢乐。

岁月如梭，一去不返。但省委办公厅大楼，这座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修正主义大楼”的建筑，如今仍然坚实地挺立着，它给我记忆里留下的仍然是那些朴素、温暖、亲切的人和事，让我深深地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责任编辑：顾鸿）

最后，我要说一说包厚昌，人称“老包”，他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为人正直，艰苦朴素，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对老包这位同志，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是“老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南地区是享有盛名的“包司令”。我1957年挂职到无锡市委书记处担任书记时，他是无锡市委第一书记。我记得在无锡市工作期间，老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次市委常委开会，他总是迟到，而且他总会笑嘻嘻地说，在路上又碰到了什么人，和他们谈了话。无锡市的人几乎都认识老包，纺织厂的工人和一些干部看见他，都会跟他发个牢骚，说点什么事，所以总会使他在路上逗留一下。老包在接待上级领导方面还有一个创新的举措，就是上级领导来了，不讲吃请而是叫陪餐，谁去陪餐，自己得交五毛钱，这五毛钱到月底由市委行政处在工资里扣除。他自己也从来不吃请。老包家里子女多，生活比较拮据，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大灶，他说，他嘴馋了就下半斤阳春面，弄一个红烧蹄髈吃吃，生活非常艰苦。1976年我从无锡回来后曾与老包碰过一面。他当时住在五台山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也是遭受了近十年的磨难以后刚回到南京，暂时被安排在那里。当时他还没有工作，见面时，他与我抱头大哭，他说，老吴，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磨难，国家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组织涣散，干部、人民遭受痛苦，大批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最后见到包厚昌的情形。

张仲良、李士英两位书记是六十年代从外省调来的，我就不谈了。

省委领导班子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和谐团队，是一个勇于战斗的光荣集体，他们不断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带领江苏人民经历了光荣的岁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经有人这样生动地描述说：全省看大院，大院看后楼，后楼看二楼，二楼看东头（大院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70号大院，后楼就是老的办公厅大楼，二楼是书记办公室，东头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这形象说明了省委大院作为江苏省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江苏六十多年的发展进程。所有在办公厅里工作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下到普通工友，大家都非常友好，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时至今日，省委办公厅大楼的周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省委70号大院已浸润着苏州园林式的精致与美丽，有太湖石假山和蘑菇形的路灯，有挂满葡萄架的长廊，有养了漂亮金鱼的池塘、小桥和水榭，那个池塘就是当年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义务劳动挖出来的；那条又窄又土的松林小道被铺成了宽宽的彩色砖路，道路两旁的小树也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在办公厅工作的年轻人也都早已退休，就是当年在松林小道上幸福地唱着“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像妈妈”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已经六七十岁了。如今在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散步休闲。西康路33号小电影院如今也扩大了规模，变了模样。当年，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放一场电影，两毛钱一张票，办公厅及周围部委办的工作人员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去那里看一场电影，这时的西康路热闹而欢乐。

岁月如梭，一去不返。但省委办公厅大楼，这座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修正主义大楼”的建筑，如今仍然坚实地挺立着，它给我记忆里留下的仍然是那些朴素、温暖、亲切的人和事，让我深深地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