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张智峰++黄大庆
黄质夫(1896—1963),名同义,字质夫,江苏仪征十二圩人。在其二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先后创办和主持过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浙江省立湘湖师范、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关于黄质夫先生的事迹,《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暨《仪征文史资料》第9辑之《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杨秀明和安永新合编著《黄质夫教育文选》、肖云慧编著《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及近年来由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档案局编纂的《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栖霞》等都有相当篇幅。出于对这位乡村教育家的景仰,近些年笔者穿梭于古籍书店、图书馆、档案馆,对黄质夫的早期史料,搜集整理,倍加留意,终有小获,草缀成文,权且为后生对先生的怀念及崇高敬意!
栖霞乡村师范
1924年夏,黄质夫从南京高等师范(今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由扬州第五师范校长任孟闲推荐,在高邮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开始了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生涯。三年后,即1927年8月,黄质夫受南京中学校长邰爽秋的聘请,任乡村师范科主任。到任之后,立即着手学校的恢复建设、聘请教师及招生等一系列工作。黄质夫崇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心者劳力的观点。栖霞乡师在其带领下,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栖霞乡师面貌为之一新,得到了当地村民和教育界人士的好评。
在栖霞乡村师范期间,黄质夫曾署名“质夫”和“黄同义”,在《栖霞新村》、《江苏教育》、《农业周报》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栖霞乡村师范服务社会之实况》《栖霞乡师十六年度之回顾》《本校农民教育馆计划草案》《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和乡村教师的谈话》《乡村师范对于农事改良上应负之责任》《黄墟参观纪要》《我们的主张与实施》以及与陈邦贤合著发表在《栖霞新村》第12期的《我们友农社的计划》等论著。当年《首都志》上还有所记载。《栖霞新村》是本半月刊,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上述文章著作,是黄质夫早期乡村教育实践的记录与总结,为其以后乡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
1930年4月,国民政府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借口,查封了晓庄学校,由此波及黄质夫,黄被迫离开了栖霞乡师。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前身。1930年夏,黄质夫接受梁希院长之聘,担任农学院推广处主任指导。时值宜兴中学准备筹办农业职业教育,于是,江苏省教育厅电请中央大学农学院委派专家,赴宜兴进行实地考察指导。9月14日,黄质夫受委派,与苏农厅唐荃生一道赴宜兴中学。考察归来后的9月23日,在农学院推广处会议上,黄质夫报告了赴宜兴考察经过。会议推举黄质夫与金逸农、江国仁为推广处交际员,旨在加强推广处与农学院各学科的联系。随后,黄质夫与唐荃生两人合著了约2300字的《宜兴中学省款添设职业科计划书》报告文章,发表在1930年10月20日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第59期上。1931年2月《职业与教育》杂志第121期,对该文进行了转载。文中说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指出“事业之兴替,胥以人才之盛衰为衡”;谈到适应环境时,文章又说:“教育以适应环境为目的,凡社会之需要,事实之便利,均足以促进教育效能。”文章末尾附“编者附识,……以其与农业教育前途相关颇切,故备录之”。同年,黄质夫接受主任孙恩麐委派,赴镇江黄墟考察,回来后写了八千多字的报告。《黄墟参观纪要》刊于《农业周报》1931年4期,详尽阐述农村改进事业的实际与主张。由此可见,黄质夫先生不论是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还在农村改进工作中,时刻将农村、农业、农民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黄质夫在农学院推广处工作期间,热诚宣传先进栽培技术,推荐良种期以增加产量,并多次参加有关农业方面的研讨。1930年10月26日,他参加了推广处第一次在栖霞乡师举办的农业改进讨论会;11月2日,参加了在马群镇民众教育试验区举办的第二次农业改进讨论会;11月22日,参加了在汤山举办的农业展览会。1931年3月4日,参加了江浦农民讲习会。黄质夫在农学院推广处的工作虽颇有成效,但他仍割舍不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最后还是辞去主任指导一职,于1931年夏接受浙江省教育厅长张道藩之邀,前往浙江萧山,担任湘湖乡村师范校长,继续从事他喜爱的乡村师范教育事业。
中华乡村教育社
1932年春,黄质夫由湘湖师范学校返回栖霞,继续担任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这年夏天,全国各地乡村教育工作者“鉴于乡村教育困难重重,前途日益黑暗,为了更好地改进乡村生活,推进乡村建设,打开乡村教育被动局面”,共同发起组织“中华乡村教育社”。发起人有王引民、涂闻政、古楳、邹秉文、江恒源、黄质夫、孙枋、任孟闲、唐昌言、叶汤铭、陈昌嵩、滕嵩石、冷御秋、冯策、韩文庆、汪懋祖、顾琨、金海观、陆殿扬、顾克彬、相菊潭、彭百川等。除各省乡村师范校长外,还有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程其保、无锡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江苏实业厅厅长何玉书、中华职业教育社杨卫玉等当年一批教育界名流,也先后加入发起人行列。1932年10月5日,各地教育工作者,从四面八方齐聚栖霞乡村师范学校,举行了发起人会议,一致推举黄质夫、彭百川、孙仲威、唐启宇等为筹备委员。并设立筹备处,一方面向社会征求更多的社员,一方面完善章程等,并拟呈请立案手续。
1933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立案,教育部备案。获得合法手续后,筹备委员会又在1933年11月,吸纳江问渔、何玉书、陈剑修、章之汶、相菊潭、赵鸿谦等人加入筹委会。万事俱备,12月2日,全体筹备委员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34年1月27日在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内召开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大会。截止到1月27日这一天,中华乡村教育社有个人社员400多名,团体社员20多个,遍布全国15个省份。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开幕式上,筹备会主席章之汶、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皎、教育部代表吴研因、中华乡村教育社社员邰爽秋等分别致词。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乡村教育社第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会议选举第一届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是何玉书、黄质夫、古梅、吴研因、程其保、彭百川、章之汶、相菊潭、梁漱溟、江恒源、赵德柔、陈剑修、仝菊圃、胡宏模等,何玉书任主席。在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首次会议上,黄质夫、相菊潭、孙枋、彭百川、章之汶、何玉书、仝菊圃、胡宏模、赵德柔(彭百川代)、邰爽秋(黄质夫代)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何玉书、黄质夫、彭百川为中华乡村教育社常务理事。
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鉴于当时国内形势,中华乡村教育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些乡村教育家,都义无反顾地继续从事着教育救国的工作。后来,陈剑修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黄质夫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彭百川担任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德柔也曾担任过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校长……他们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为人称颂,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1939年9月,黄质夫被委任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0月,学校进行改组。1940年1月,学校迁至黔东南与湘、桂接壤的榕江县城,易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教育部蒙藏司领导,同时在黎平县设立分校,扩大对边疆民族师范生的培养。
到了榕江之后,黄质夫带领全校师生,开垦校园,修筑校舍,发展生产。“为适应边地社会之需要,务使教育社会化、科学化、生产化”,黄质夫制定了“从生产上实施教育,从建设上树立模楷,从劳动上讲求锻炼,从服务上指导学习”的原则。当时全校700多师生,没有聘用一个校工,凡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的事,都由师生共同担当。每天下午课后,全校进行“事业活动”。事业分为校务、农事、工艺三个部门,三个部门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活动号角一吹响,几百个人如上战场的将士一样,潮水般涌向集合场,由各个导师和各组组长率领,列队至各个地点开始工作。
黄质夫曾经说过:“时值非常(抗日救亡),地在边隙(地处边疆),人力财力两形缺乏,吾全校师生能排除万难,将点滴血汗所集之资,不自享而建校,高风亮节,足使贪欲儒立。”
经过两年的建设,学级扩充,校舍增加,国民教育试验区也得以创办,社会教育逐步推行,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此,学校每学期都受到教育部的嘉奖,校长黄质夫还在建校后的第二年,被教育部记大功一次。这在当时的教育界,被称为“殊荣”。抗日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大西南,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黄质夫还将自己办学的体会,撰写成《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劳动生产实施经过》一文,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中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
1944年秋,黄质夫因身体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呕心沥血创办起来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鉴于黄质夫为少数民族地区所作的贡献,2013年12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将其选为“六百年来不能忘记的人之一”,载入了贵州省人文史册。
(责任编辑:顾鸿)
开幕式上,筹备会主席章之汶、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皎、教育部代表吴研因、中华乡村教育社社员邰爽秋等分别致词。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乡村教育社第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会议选举第一届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是何玉书、黄质夫、古梅、吴研因、程其保、彭百川、章之汶、相菊潭、梁漱溟、江恒源、赵德柔、陈剑修、仝菊圃、胡宏模等,何玉书任主席。在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首次会议上,黄质夫、相菊潭、孙枋、彭百川、章之汶、何玉书、仝菊圃、胡宏模、赵德柔(彭百川代)、邰爽秋(黄质夫代)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何玉书、黄质夫、彭百川为中华乡村教育社常务理事。
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鉴于当时国内形势,中华乡村教育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些乡村教育家,都义无反顾地继续从事着教育救国的工作。后来,陈剑修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黄质夫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彭百川担任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德柔也曾担任过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校长……他们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为人称颂,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1939年9月,黄质夫被委任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0月,学校进行改组。1940年1月,学校迁至黔东南与湘、桂接壤的榕江县城,易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教育部蒙藏司领导,同时在黎平县设立分校,扩大对边疆民族师范生的培养。
到了榕江之后,黄质夫带领全校师生,开垦校园,修筑校舍,发展生产。“为适应边地社会之需要,务使教育社会化、科学化、生产化”,黄质夫制定了“从生产上实施教育,从建设上树立模楷,从劳动上讲求锻炼,从服务上指导学习”的原则。当时全校700多师生,没有聘用一个校工,凡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的事,都由师生共同担当。每天下午课后,全校进行“事业活动”。事业分为校务、农事、工艺三个部门,三个部门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活动号角一吹响,几百个人如上战场的将士一样,潮水般涌向集合场,由各个导师和各组组长率领,列队至各个地点开始工作。
黄质夫曾经说过:“时值非常(抗日救亡),地在边隙(地处边疆),人力财力两形缺乏,吾全校师生能排除万难,将点滴血汗所集之资,不自享而建校,高风亮节,足使贪欲儒立。”
经过两年的建设,学级扩充,校舍增加,国民教育试验区也得以创办,社会教育逐步推行,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此,学校每学期都受到教育部的嘉奖,校长黄质夫还在建校后的第二年,被教育部记大功一次。这在当时的教育界,被称为“殊荣”。抗日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大西南,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黄质夫还将自己办学的体会,撰写成《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劳动生产实施经过》一文,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中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
1944年秋,黄质夫因身体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呕心沥血创办起来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鉴于黄质夫为少数民族地区所作的贡献,2013年12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将其选为“六百年来不能忘记的人之一”,载入了贵州省人文史册。
(责任编辑:顾鸿)
开幕式上,筹备会主席章之汶、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皎、教育部代表吴研因、中华乡村教育社社员邰爽秋等分别致词。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乡村教育社第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会议选举第一届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是何玉书、黄质夫、古梅、吴研因、程其保、彭百川、章之汶、相菊潭、梁漱溟、江恒源、赵德柔、陈剑修、仝菊圃、胡宏模等,何玉书任主席。在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首次会议上,黄质夫、相菊潭、孙枋、彭百川、章之汶、何玉书、仝菊圃、胡宏模、赵德柔(彭百川代)、邰爽秋(黄质夫代)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何玉书、黄质夫、彭百川为中华乡村教育社常务理事。
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鉴于当时国内形势,中华乡村教育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些乡村教育家,都义无反顾地继续从事着教育救国的工作。后来,陈剑修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黄质夫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彭百川担任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德柔也曾担任过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校长……他们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为人称颂,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1939年9月,黄质夫被委任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0月,学校进行改组。1940年1月,学校迁至黔东南与湘、桂接壤的榕江县城,易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教育部蒙藏司领导,同时在黎平县设立分校,扩大对边疆民族师范生的培养。
到了榕江之后,黄质夫带领全校师生,开垦校园,修筑校舍,发展生产。“为适应边地社会之需要,务使教育社会化、科学化、生产化”,黄质夫制定了“从生产上实施教育,从建设上树立模楷,从劳动上讲求锻炼,从服务上指导学习”的原则。当时全校700多师生,没有聘用一个校工,凡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的事,都由师生共同担当。每天下午课后,全校进行“事业活动”。事业分为校务、农事、工艺三个部门,三个部门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活动号角一吹响,几百个人如上战场的将士一样,潮水般涌向集合场,由各个导师和各组组长率领,列队至各个地点开始工作。
黄质夫曾经说过:“时值非常(抗日救亡),地在边隙(地处边疆),人力财力两形缺乏,吾全校师生能排除万难,将点滴血汗所集之资,不自享而建校,高风亮节,足使贪欲儒立。”
经过两年的建设,学级扩充,校舍增加,国民教育试验区也得以创办,社会教育逐步推行,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此,学校每学期都受到教育部的嘉奖,校长黄质夫还在建校后的第二年,被教育部记大功一次。这在当时的教育界,被称为“殊荣”。抗日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大西南,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黄质夫还将自己办学的体会,撰写成《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劳动生产实施经过》一文,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中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
1944年秋,黄质夫因身体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呕心沥血创办起来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鉴于黄质夫为少数民族地区所作的贡献,2013年12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将其选为“六百年来不能忘记的人之一”,载入了贵州省人文史册。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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