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第一展”的历史情缘

陈雷刚

作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是中国外经贸事业的一座丰碑，它傲然耸立在祖国南粤大地已经整整58年了。风风雨雨50多个春秋，恶劣的环境、僵化的体制，甚至频繁的动乱，都没让广交会夭折，这一切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先后九次亲临广交会

广交会的创立和发展，周恩来可谓关怀备至，殚精竭虑，先后9次亲临广交会。1956年6月，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兼省外贸局长严亦峻，深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外汇进口紧缺物资，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的支持下，向外贸部发出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电报。在那个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国的年代，首办新中国大型对外展览会事关重大，部里同意并即报国务院，周恩来高瞻远瞩，亲自批准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从此，周恩来与广交会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有史料可查，建国后，周恩来共来粤27次，其中来广交会就有9次。早期广交会的场馆建设、接待工作、货源保证、合同履行、安全保卫等等，无一不体现着总理的亲切关怀。1958年，周恩来曾三临广交会。1958年4月27—29日，周恩来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会议期间抽空第一次视察广交会。同年9月和11月，周恩来又在陪同越南和朝鲜领导人来广州访问时视察广交会。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多次亲临广交会指导工作，为广交会顺利举行保驾护航，为我国的外贸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广交会做好后勤保障，力推广州宾馆的建设

自广交会批准创立起，周恩来一直心系广交会，致力于做好广交会的后勤保障工作。他不仅亲自给交易会命名、确定会址，制定交易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为了确保广交会如期举行，还帮助会址所在地的广州市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特别是在广州宾馆的建设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发展及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当时几乎成为全国惟一对外窗口的广州，宾馆奇缺，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期间，住房十分紧张，有的外宾下飞机后要在机场等候数小时才能安排上住所，市内的所有大小宾馆满员之后，还不得不安排外宾到佛山、从化等地去住宿，外宾感到诸多不便，意见很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委向广东省委、中南局建议兴建一座接待外宾的宾馆，计划自筹一半钱，请中央出一半钱。1965年底，陶铸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收到汇报请示件后，便与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广州兴建一座有500个房间、1000个床位的大宾馆，决定钱全部由中央出，并拨专款600万元。消息传到广州之后，省市领导无不深受鼓舞，立即成立宾馆筹建工作组，讨论设计方案，陶铸和贺龙还对广州宾馆设计方面提出了不少好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高楼，要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的上海国际饭店高，层次要多。最后通过的设计方案是楼高27层（当时全国最高楼上海国际大厦才24层），总高度比上海国际大厦高出3米多。地点定在广州海珠广场，取名为“广州宾馆”。这一设计方案上报总理后，总理立即审阅同意施工，并指出宾馆还要具备一流装修、一流服务等。

在宾馆建设过程中，适逢“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广州市委领导已经“靠边站”，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听说宾馆用于接待外宾，就给此项工程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并说广州宾馆的建设是搞“封资修”，为被打倒的贺龙、陶铸“立碑”，为资产阶级服务等。当时宾馆已经建到24层了，“造反派”集结到宾馆建设工地，阻止施工，不让宾馆再往上建了，面对当时的形势，建筑工人只好向支左的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反映，要他报告中央和总理。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量，认为这是全国计划会议定的项目，应按原计划进行。并用总理的名义批复下来，才使这项工程免于夭折。1968年4月12日，广州宾馆落成开业，由此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

为做好广交会的后勤保障工作，周恩来还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如批示拨出外汇，给广交会的管理部门购买小汽车和通信器材等。1962年，为确保广交会的安全，解决广州警力不足的问题，周恩来在广州市市长曾生要求增加警力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给市公安局增加2000人编制，这在当时压缩机构、精简编制的大环境下，无疑体现了总理对广交会的特别眷顾和殷切关怀。

排除干扰，护航广交会

1967年的广州，夏天来得异常的早。刚进入4月，天气就有点闷热燥人。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云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将举行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争着要在砸烂“广交会”上一显身手。在他们看来，交易会展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许多工艺品，如描绘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绣、陶瓷，都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他们打着灯笼四处难寻的“四旧”。

广州海珠广场上，来自各地的数千红卫兵高呼“砸烂广交会”等口号，要冲进陈列馆“破四旧”，还有人扬言要烧毁外贸工艺品仓库。4月15日春交会开幕在即，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立即给周恩来发去了特急电报。局势危厄，广交会告急！它正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周恩来得悉后，于14日凌晨飞到广州，临行前于6时匆忙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林彪。这封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信件，其内容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当年离京的艰难。到达广州后，总理不顾连日来的劳累，一下飞机就听取汇报，晚上检查广交会展馆，重点是工艺馆，当晚还在中山纪念堂向各派群众作了3个小时的重要报告，他对群众说：“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紧接着总理又在三个晚上强忍病痛，通宵达旦地做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不停地开会。当时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就这样，他（周恩来）上午下午连着晚上，先干部后群众不停地开会，倒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搞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在周恩来的坐镇下，红卫兵的情绪稍缓，第21届广交会得以如期举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广交会能坚持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如果没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扶危救难，广交会当时的命运不堪设想。endprint

重视广交会出口商品的质量，推动外贸发展

周恩来非常重视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他多次强调中方在广交会上的出口商品必须遵循“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在他的指示下，第七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品质规格研究小组。品质规格研究小组主要由外贸部商品检验局、商业部、轻工业部、化工部、纺织工业部派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对某些重点商品的品质、规格和包装条款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与此同时，这届广交会还专门举办了小型出口商品质量展览会，列举我国出口商品在品质、规格、包装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事例和问题，以实物和具体例子教育干部，要求一旦发现商品的品质、规格或者包装有问题，就必须及时和供货部门或生产部门取得联系，并解决问题。大会还建议下届继续举办质量展览会，广泛搜集好坏对比材料，必要时可将一些有参考作用的外国样品同时展出，以对照比较，促进工作的改进和商品质量的提高。应该说，这些措施表明广交会已经有了基本的质量意识。然而，第31届广交会前夕反映出来的问题，再次让周恩来看到了质量问题仍然需要狠抓落实。

1972年4月7日，周恩来在阅览广交会出口产品质量综合简报时，了解到外国用户投诉我国出口商品中有掉颜色的衬衣、变形的布料、断刃的甘蔗刀、破裂的拖拉机缸底等影响出口的产品时，就对广交会工作作出批示：产品的质量，无论如何都要搞好，质量不好，宁可就不要出口，要出口，就要保证质量。4月9日深夜，周恩来在广州军区接见了来参加广交会的各交易团和各省市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他严肃地指出：“质量问题关系到国家形象，出现这些质量问题，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代？为什么国外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在谈到出口罐头的质量问题时说：“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和好的工艺流程。”周恩来还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他还表示，各省市对质量问题都要负责。当天距广交会开幕仅有5天，他仍要求对展品质量进行全面检查，产品不好的要撤展。周恩来说，我们的外贸刚有点发展，不能骄傲，我们的进步是有限的，头脑要冷静些。

周恩来亲自挂帅抓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并要求中方贸易代表团配备高素质人才，抓紧对外按时、按质、按量交货。周恩来对广交会商品质量的重视，显然不只是为了实现出口创汇，更主要的是为了展现中国重品质的良好形象，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果。

广交会是国家尚未改革开放的年代对外经济的一扇窗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外宣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周恩来为广交会付出了大量心血，从广交会可行性考量到选址、后勤保障、硬件建设、排除干扰，从软环境建设到扩展国际影响力，等等，所有这些，为广交会赢得了赞誉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