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于学忠和共和国将军郭维城的革命友谊

郭方成

我的堂哥郭维城少将（1912—1995），辽宁义县人，满族。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入东北军，先后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鲁苏战区秘书室主任、政务处处长等职。1942年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衡阳铁路局局长等职。1952年任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郭维城与抗日名将于学忠有过一段共事经历，结下了深厚感情。郭维城在文章中写道：“1938年，我随于学忠进入山东……他对我非常信任，无话不说，对我没有任何保密的东西；我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可以说了如指掌。”还说：“于学忠一生刚毅，宽厚待人，平易不浅露，朴实不枯淡，性识明达，人品很好。特别是他面对外侮针锋相对、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充分表现了威武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

这种相知相敬的革命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现撷取几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来缅怀两位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一

被毛泽东赞为“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的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1921年前任排长、连长等职。1921年秋受吴佩孚赏识，升任团长、旅长、师长等。1926年投张作霖部。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1930年任平津卫戍司令。1936年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西安事变后，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1937年1月，与杨虎城联合通电，要求释放张学良。1938年1月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

1939年1月，于学忠出任鲁苏战区总司令，郭维城任其秘书室主任。不久，于学忠率部到达鲁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于学忠极力拉拢，邀其将总司令部设在东里店的省政府。于学忠对沈鸿烈勾结日军的行为素持鄙视态度，他没有听沈的建议，而是把总司令部设在蒙阴的上高湖，这里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王庄相距只有十几里路。所属五十一、五十七军四个师分驻在山东境内，与八路军交叉驻防。

于学忠刚到鲁南，中共山东分局就派统战部长郭子化、组织部长李竹如、保卫部长张雨帆前往迎接。于学忠对山东分局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请他们吃饭。郭子化送给于一本《论持久战》。送走三位部长，于学忠将书交给郭维城说：“部队刚入鲁，我有很多事要做，抽不出时间看，你先看看，然后讲给我听吧。”郭维城拿到《论持久战》后反复熟读，在于有空时就给他讲。于学忠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十分赞赏，说：“这不知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先生高明，在《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抗日定能胜利。”

1940年夏，八路军又派鲁中地区专员牟易之到战区驻地许家庄看望于学忠，送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于学忠也是让郭维城看后讲给他听。他对郭维城说：“共产党现在讲民主，实行二五减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我服气。将来共产党能够成功。”

郭维城回忆说，于学忠是人所共知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在抗日问题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拥护。1939年4月，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从邹平骑个毛驴，只身来到鲁苏战区找于学忠。当时就是郭维城负责把他接到蒙阴的。梁漱溟到总部后，向于表示敬仰和支持，对沈鸿烈残害八路军表示反对，并就抗战问题与于学忠坦诚地交换意见，二人谈得十分融洽。此次鲁苏之行，梁漱溟生前曾多次兴奋地提到过。

“五一”大扫荡以后，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到胡庄回访于学忠。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两人长谈达一个小时。出来后张经武对郭维城说：“老头（指于学忠）表现很好，他态度很诚恳。我到延安开会，他让我带话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致意，给刘伯承将军问好。”

二

于学忠立身行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抗日战争中他不畏强敌，能征惯战，屡屡遇险，威德仁勇，无不敬服。他很有智谋与韬略，审时度势，缜思断行，是东北军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和张学良最为倚重的高级将领。张学良在90大寿后曾说：“我是疑你我不用你，必用你我不疑你。我最主要的两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于学忠是吴佩孚的部下，投来我后一样重用。”还说：“王树常及于学忠是我两个左右手。”足见张学良对于学忠的信任和倚重。

于学忠一生对张学良也是竭尽忠诚，矢志不渝。

于学忠曾多次谈到张学良：“我一生最佩服的是张学良将军，他忠纯公正，明敏干练，无私无畏，说到做到。他待人宽厚，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他彻底无私的爱国精神千古垂范，令人敬服……”“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掉他、违背他。我不仅自己忠于张学良，也要教育我的部下忠于他。我希望以抗日战功和胜利果实来换取张副司令的自由。”

他不准部下直呼张学良的名字，都要叫张副司令。郭维城曾问过他：“你能不能给张副司令下个评语？”他回答说：“张学良将军是典型的新军人，具有雄才大略，他的高招是学不来的。”

于学忠曾邀请他的同乡温树德商量抗日策略。温树德曾任海军舰队司令，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们谈过后，于学忠对郭维城说：“我和温很多方面看法一致，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三点共同主张……抗战胜利后，东北的地盘不能让蒋介石占去，要利用手里的军事力量，就近从海上、陆上赶紧抢占东北的地盘，把东北的地盘交给张学良。这也算我对张副司令有个交待。”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沈鸿烈的第三支队（相当旅）秦启荣部，在泰安血洗中共山东纵队留守处，杀害几百名八路军官兵。国民党故作姿态，命令于学忠查清上报。于学忠秉公办事，派胡志广参谋前往认真调查，并告诉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等，必须按照调查所得的实际情况，秉公裁决，不可支持或偏袒某一方。反共老手沈鸿烈妄图掩盖秦启荣的罪责，问于学忠“打算怎么办”，于学忠说：“我只能秉公上报。”上报调查结果时，于学忠尖锐指出：这一事件的责任在秦启荣，不在八路军，八路军是真正的受害者，并严厉谴责了秦的罪行。处理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方面认为于学忠裁决公正，表示完全接受，而且还将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总部命令的原文，印成小册子发下去。endprint

于学忠的行为，遭到沈及其领导的省政府大肆攻击，称于学忠的头脑和作风受西安事变的影响甚深，认为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秘书室主任郭维城等都是西安事变的余孽，这样是很难实现重庆政权剪除异党的既定政策的。沈鸿烈等人一方面不断地向重庆告于学忠的状，另一方面则秘密策划，准备暗中杀害于学忠。

1940年夏，沈鸿烈写了一封亲笔信，令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持信，找到被撤职的五十七军三三六旅六六八团一营营长韩子嘉，韩和李是同乡，商谈后，韩子嘉同意充当刺杀于学忠的凶手。一天，于学忠到干训班上课，行至途中，预先埋伏好的凶手乘机向于学忠投掷手榴弹。于学忠迅速卧倒，结果手部还是被炸伤，凶手当即逃走。为了混淆是非，凶手竟跑到八路军驻地，妄图嫁祸于人。

对沈鸿烈的奸诈凶残，八路军早已洞察，随即将凶手韩子嘉和其供词一并送交鲁苏战区总部。此时，于学忠正躺在病床上养伤。他与郭维城谈起韩子嘉，谈起国民党，气愤地说：“我于学忠坚持抗日有什么错？我什么地方对不起国民党？他们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非要我的老命不可？”他将此案交由郭维城去办。郭马上会见山东省高等法院副院长，研究相关事宜，最后公开审讯，将韩子嘉判以死刑，并将事件经过上报国民党当局，通报全国，以揭其奸。

三

重庆方面对于学忠的作为甚不满意，不久，蒋介石派大特务头子周复为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率大批政工人员来山东，充当于学忠部的监军。

1940年冬，周复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查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上校团长王协一、一一四师参谋长解如川（解方），及两师中的一些中校、少校、上尉、参谋、团附等军官，都是共产党分子，着就押交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处理。”电报中列出十五六人的名字。周复当即派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持电报前往战区总部，请示于学忠如何处理。这是蒋介石处理共产党人的要案，而且电报明令将这批共党分子押交周复处理，这关系到是否执行蒋介石命令及对周复信任与否的问题。

在风险面前，于学忠没有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看过电报后，他对牟中珩说：“一个也不交给他，给他顶回去。你给蒋介石复电说‘王协一调师部附员，留在师部服务；解如川准予请长假，令其自行他谋；其余中校、少校以下军官，均留原职服务，由军部保证他们不出它事。这批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自张副司令被蒋扣压后，他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对待这些人，应当格外加以体贴。我们应当本着张副司令意旨办事。”事后，于学忠曾对郭维城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要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来解决你。”“只有用若即若离的办法来对付他才行！”

根据于学忠的指示，牟中珩当即给蒋介石回了电报，使蒋及其顽固势力处置这批共产党人的图谋没有得逞。

解方安全离开于学忠部，来到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据郭维城说，解方走时，为避免惊动周围，不收拾物品，不领薪金，他走了之后，于学忠以来不及追捕为由，始终没有发通缉令，还让人给解方往天津（家属在天津）寄过薪金。

后来，于学忠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就把电报摆在办公桌上，什么话也不说。郭维城进屋后，电报依然明摆在那里，也不收起来，他能不看吗？后来这批共产党员都走了，还不都是郭维城通知的。”还说：“那时我就知道有的人是共产党呗。”

四

1940年9月，一一一师发生了师长常恩多率全师驱逐缪澄流的“九二二”除奸事件。于学忠与郭维城等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住了常恩多的师长职务。

1941年2月17日，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等，趁常恩多师长重病在卧，以共党罪名扣押了该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于学忠为保护万毅，命令将万毅送到战区总部看管。1942年4月，重庆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发来急电：“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郭维城当时代理总部秘书长，在送电报时劝说于学忠应征求常恩多的意见，以拖延时间。于学忠同意了。

郭维城回到住处，立即派警卫员刘鸿宾给常恩多送信。常恩多看信后火冒三丈：“这不仅是对万毅来的，而且是对整个一一一师和我常某来的，绝对不能杀万毅。”于学忠也下决心保护万毅，他令郭维城起草“万毅坚决抗日，屡立战功，何言通敌。如犯军法，应予公开审判，明正典刑。秘密处决，碍难执行”的电稿，发给蒋介石。

当时，郭维城与常恩多正在密商一一一师起义，他们要把这支部队从反共摩擦中拉出来，带到根据地去。因常恩多已经病入膏肓，他当即写遗嘱：“本师官兵须知，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八大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写完后，常恩多把那支大号派克钢笔送给郭维城留念。

郭维城临危受命，决定联合万毅一起行动。当晚郭维城找借口到看管地去看万毅，告知起义安排。不料万毅当夜即跳墙逃跑。第二天一早，于学忠把郭维城找去，劈头就问：“万毅跑了，你知道不？听说你昨天去看他，是你把他放跑了！”郭维城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岂不是自己给自己背黑锅？我只对他说常师长病危，可能他害怕了。”于学忠要派骑兵去追，郭维城说：“依我看，他跑了好。不然经过军法分监部审判，早晚还得明令你把万毅杀了，你还是无法向张副司令交待。”于学忠觉得郭维城说得有道理，就以自己看管失职为由上报了事。

郭维城离开后，立即去一一一师师部，组织一一一师和总部卫队营成功起义。当天夜里，于学忠发现部队有变，给郭打电话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走到我前头了，我没有意见。东北军拿着东北父老的钱买的枪去打日本，我完全赞成，决不破坏你们。”郭维城激动地说：“总司令谅解就好，我们决不会危害你，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五

由于于学忠屡次被控倾向共产党，不宜久留山东，加上一一一师的起义，使得蒋介石更信不过他。于是，1943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出鲁，令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四个师进入山东，代替于部。endprint

于学忠部出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部队换防原则，等李仙洲部入鲁后于将防区移交给李后再行撤离。一种是不等李仙洲部入鲁，于便率部自行撤出。按前一种办法，国民党部队仍要进来，山东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按后一种办法，八路军有可能将国民党部队拒之境外。那样八路军就可以集中力量抗日。因此，于学忠怎样率部出鲁，直接影响山东大局，是共产党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解情况，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把郭维城找到十字路他的驻地，问郭对于学忠出鲁的看法。郭维城回答：“于学忠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在九一八事变、在华北、在西安事变时都是如此，在抗日问题上他对蒋介石的方针始终不满。他这次出鲁是被迫的，很可能不等李仙洲进来就走。”

罗荣桓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他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才要于、李换防。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对我们可就有利了。”“于学忠要是真的拍拍屁股就走，我们八路军保证一枪不打、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绝不能让他过来。”

1943年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以《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部署》致电军委和集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简称），提出“我之方针与部署：对于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派人与之联络，发起部分慰劳”礼送出鲁。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山东制定的方针。罗荣桓给各军区领导发电报：“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军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绝不能轻起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

不出所料，于学忠确实没有按照换防守则办。接蒋介石电报后，他没有与李仙洲联系，马上率四个师进入皖北。一路畅通无阻，八路军非但没有截击，还发动群众为于学忠部队送去很多鞋子，以示欢送。

于学忠部这样撤出，使八路军得到了集中兵力的机会。李仙洲部入鲁计划，在没有部队策应的情况下，被八路军彻底粉碎。

六

1944年，于学忠被解除军权，携家人定居于重庆市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指定一架飞机给于学忠和他全家，准备胁迫他去台湾，于学忠隐居乡间始终未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以桑榆之年励精竭诚，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

1957年反右派时，有人说于学忠有右派言论。周恩来总理让于毅夫告诉郭维城，找于学忠谈一谈。总理说：“于学忠无论如何不能陷入右派。”根据周总理指示，郭维城马上找到于学忠。他说：“我一生不会反对共产党，我如果反对共产党，今天就没有解如川、万毅你们这些人了。”他接着说：“并不是我反对共产党，而是我对民革中央某领导人提了意见，批评了他，结果他反说我有右派言论。请报告周总理，感谢他的关心，我于某人有生之年，绝不会反对共产党。”郭维城随即把谈话情况报告了周总理，于学忠在反右派中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1964年，于学忠因患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同年8月，郭维城被任命为西南三线（成昆、贵昆、川黔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参与指挥修建西南三线。奉命奔赴西南之前，郭维城专门到医院看于学忠。于学忠对郭维城说：“党中央、毛主席很有战略眼光，修建西南三线很重要。这项决定是个大手笔，应当尽快建起来。你这次去担子很重，一定要搞好。你身强力壮又年轻，好好干吧！”

那时，于学忠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但表现得非常坚强。他不悲观不伤感，心无俗虑，泰然处之，对生死看得很轻。他说：“这种病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办法。不过对此我能够想得通，看得开。我年纪大了，已经74岁了，就是现在死了，也不算早夭。”郭维城劝他要有信心，坚持治下去，还是有希望好转的。于学忠笑着说：“努力配合，积极治疗我都能够做到，就这么办，争取延长生命。”

谈到建国后张学良将军仍无法回家乡看看，于学忠非常伤感，说：“这辈子自己虽然死不足惜，但也有一件很大的憾事，就是恐怕见不到副司令了……虽然‘天眼难开，蒋介石不会开恩赦免，但他不可能长生不老，总有一天要故去，国家也有统一的希望，到那时候副司令便可恢复自由。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还年轻，你是可以见到他的，到时候替我向副司令转致问候，也就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了。”

郭维城非常理解于学忠对张将军的感情，他劝于学忠好好养病：“我们一同等张汉公自由归来。”看过于学忠之后，郭维城即起身赶赴西南。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于学忠一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思想上又不断追求进步。郭维城常说，于学忠非常爱国，虽然国内战火纷飞，他坚决不把一分钱存到国外，子女也一个没送到国外。于学忠不愧是一位赤胆忠心、热诚爱国的将军。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