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和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

林　森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开国总理，以其伟人和凡人的多面人格风范卓然于世，为全中国人民所敬仰。许多老革命、老同志对周恩来总理感情更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不同时段不同程度地与之共事或有所接触，亲身感受过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采，贾承谊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承谊今年82岁，是甘肃省科协前主席。他1956年至1961年曾在中南海工作过5年，先后在国家专家局、国务院秘书处担任过秘书等职，其间亲眼目睹了周总理在建国初期的忘我工作，生活极其简朴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友好。最近，笔者采访到贾老，他深情地回忆起那段人生经历，激动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不知疲倦，忘我工作在三个办公室

周恩来自从在南开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工作以后，无论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还是在重庆、延安时期，大都担任着党内重要职务，工作起来像架飞转的机器，这是人所共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作为总理他更忙得不可开交。周恩来本是快人快语、精干敏捷之人，且精力充沛，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抗疲劳能力，因此工作非常有效率，也让国家机关和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受影响。

贾承谊1949年在甘肃参加工作，任省委宣传部秘书。1956年，他在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常务副局长赵守攻的推荐下，幸运地调入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工作，之后又到国务院秘书长办公室工作，一直到1961年。他回忆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从周总理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身上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深受教益。5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给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活力，让我认识到只有扎扎实实地学习和工作，才对得起生命，对得起人民。”

贾承谊说，当时国务院中国专家局的局长由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兼任，专家局的办公小院、齐主任的办公地，还有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室，与周总理所在的西花厅只一墙之隔，有一个小门洞让两个小院相通，秘书们来往传送文件就从这个小门出入。所以，贾承谊就时有机会见到周总理，亲眼看到并从与总理打交道的领导们那里知道总理是怎样忘我工作的。贾承谊说，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来形容总理当时的工作状态很恰当。周总理每天出席会议、参加接见和听取汇报的日程安排密密麻麻地排满两张纸，这还不算临时性突然安排的一些国务活动，更不要说批阅大量文件了。因为白天要在外活动，批阅文件只好放在夜间，他常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甚至通宵达旦。贾承谊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周总理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精力非常充沛，一般年轻人都扛不住，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分班的，一班绝对是顶不下来的。但周总理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会休息，他常利用开会或接见外宾前后的几分、十几分钟间隙时间闭目养神，或者一上车就闭眼，让脑子快速休眠入静，做到迅速充电，然后重新启动开始工作。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周总理会工作也会休息，非常了不起！”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一位外国记者，谈了一个通宵，临了记者非常感动地说：“真对不起，耽搁了您一夜时间，现在您该休息了！”总理却风趣地说：“已经休息过了，现在是开始新的一天工作的时候了。”

上世纪50年代，总理正值壮年，身体非常好，工作、走路动作非常快，工作人员同他外出，有时要连走带跑，才能跟得上他那矫健敏捷的步伐。贾承谊说：“周总理常说：‘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国家。周总理确实是这样做了。”

周总理的忙，他的秘书和司机们最清楚，他们很心疼总理，所以秘书们就尽量把接见、开会活动安排得紧凑一些，化整为零，省出时间来给总理闭目休息；司机在来来去去接送总理的路上，会有意把车开得慢一些或多绕几个弯，为的是让他在车里多休息几分钟。

贾承谊记得，总理当时有8个秘书，分别对8个口，贴身秘书还有好几个，每天轮流值班陪总理工作。秘书们都知道，总理的一天是从卫生间开始的。总理一起床，他们就拿着待批阅的文件追进卫生间，总理一边洗漱，一边听秘书说事。作为一国总理，他在外面总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其实背后有着外人无法知道的极度辛劳与疲惫。

有一篇名为《全天候周恩来》的文章，说周恩来是党内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贾承谊说这一点没错，上世纪50年代周总理除了白天开会、接见外宾外，还常常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看电话记录、待批阅文件和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所以身边工作人员称他的卫生间是“第二办公室”。周总理的卧室被称为“第三办公室”，每天睡觉前他总是抱着一大摞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为此特意请人为他做了一个斜面小桌，可以放在床上供他使用。

贾承谊还对我说，周总理诸事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令人印象很深。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工作的报告，都是总理亲自动手写的，许多下发的重要文件、命令、电报等也是自己起草，他只跟工作人员要原始材料。即使有时因时间关系，自己来不及写，也是先口授要点，再让别人整理成文。召集和参加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以及与群众座谈，他都会边听边记笔记，同外宾会谈也是这样，并自己准备发言提纲。总理还非常重视统计数字和各种具体材料，常常亲自演算和核对。所以，总理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笔记，那都是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心血与结晶。总理召集开会有个习惯，总是先说些轻松的话，像拉家常一样，尽量让大家放松，消除拘束，有时还会在发言中穿插谈到在座者家乡的风土人情什么的，让大家感到非常亲切、舒服，更加畅所欲言。

贾承谊在中南海工作后期正遇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亲眼看到周总理为处理老百姓吃饭问题是如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1958年，各地出现粮食虚报浮夸和高征购的问题。1959年，国内粮食出现紧张状况。1960年秋，全国各地缺粮问题严重，人们吃不饱肚子，苏联又撕毁合同撤离专家，进行逼债，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周恩来亲自带人到农村调查，以掌握真实情况，纠正政策错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周总理就粮食问题的谈话多达110多次，他一张一张地亲自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阅示笔迹有900多处，可想而知，当时他压力和付出的心血有多大！在那些日子里，他和粮食部领导谈工作几乎都在晚上，常常熬到深夜，甚至凌晨三四点钟。

生活简朴，和全国人民同甘苦

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大都具有高风亮节品格，从来不认为自己作为高层领导就应该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尤其是建国之初至60年代初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南海人也在勒紧裤带搞“瓜菜代”，与普通人一样简朴地生活。

贾承谊回忆道，周恩来办公和居住都在西花厅，那是清代留下的一个皇家小院，日月沧桑，风吹雨淋，已经很破旧了，院里地砖坑坑洼洼，墙壁斑驳多有损坏，唯独院里那几棵老樱桃树每年还按时抽枝发芽，郁郁葱葱。有人提出，总理在西花厅常接见外宾，是不是把小院里的房屋和地面整修一下。总理听了，当即说：“不，这样就很好，最能代表我们国家艰苦奋斗的作风。”又说，“外宾要参观，可以种几棵苹果树，让它果实累累，象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地砖不要动，那些老青砖是文物宝贝，要保护！”总理的办公室是一间空间较高的老式宫殿房，但很整洁，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

当时国务院机关房子较少，办公拥挤，且都是老房子，年久失修，多已破旧。办公厅同志建议修建一座国务大楼，以解办公房源紧缺之急，总理还是没同意。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勤俭建国，不能带这个头！”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有人提出把国务院的院落整修一下，好以崭新面貌迎接国庆，总理同样制止了。他说：“办公室旧一点破一点不要紧，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这样最能代表我们国家。院子里可以栽上一些苹果树，结了果实很好看嘛！也有象征意义。”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4个大字的木制屏风，这是周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写照。他不止一次否决了装修会议厅的建议，坚决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1960年的一天，青海给中央机关食堂送来一些湟鱼，想让困难时期的中央领导改善一下生活。周总理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有关同志，让把这些湟鱼马上送到北京饭店去招待外宾，明令国务院机关今后绝不能再接受地方送的东西。他还明确告诉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招待科的负责人，有关宴会开支要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国务院内部招待科有个小食堂，是用来招待内宾的，开国务会议时在这里吃饭，剩下的东西也不让给机关大食堂，一律交给北京饭店用于招待外宾。为了节约开支渡过难关，中央机关当时在京郊南口办了一个小农场，搞了点农副业生产，同时也好让机关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进行锻炼，与全国人民共甘苦。

贾承谊说，困难时期，周总理家里不开伙，全家人、秘书和警卫等都在机关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当时，机关大食堂也非常困难，伙食很简单，口粮一减再减，吃不饱；肉就更不用说了，每月吃一两次，最多菜里放一点儿。后来，周总理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也不吃米饭了，说要与全国老百姓一起同甘苦。周总理还带头吃红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的味道。周总理平时吃饭，主食是窝窝头和馒头，有时要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一次，炊事员对他说：“总理，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没白的，又吃不多，就不要再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他吃剩的饭菜也不让倒掉，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按时结束就各自散去，如果过正午还不能结束，就在食堂吃顿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各自交钱交饭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的菜汁擦得干干净净，最后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不小心掉下饭粒在桌上，他会马上用手捡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我们不能浪费一粒米呀！”

1957年夏的一天，周总理叫值勤战士一块吃饭，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去陪总理就餐，吃的是面条。这位警卫战士有些紧张，一不小心把一根面条掉在桌子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总理却抢先把这根掉在桌子上的面条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并诙谐地说：“粒粒皆辛苦嘛！”这件事在警卫战士中传开了，大家深为感动。

贾承谊还听一位警卫说，一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他忙打开路灯，被周总理关上了。周总理对他说：“散步不需要电灯照明，要节约用电。你告诉大家，今后我们出来散步，不要再开路灯了。”

周总理白天参加会议和接待的任务很多，所以常年在夜里批阅文件和写东西。他常常彻夜工作，却不让食堂给自己做什么夜宵，为了充饥，他只要一杯清茶、一小碟让邓颖超买的花生米就够了。

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外事接见活动很多，他穿着整洁讲究，但非常朴素、简单。他告诉秘书：“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做衣服，无论平时穿的还是外套礼服，周总理都不要进口面料，坚持要国产的；定做皮鞋，他也强调要用国产的皮料。

上班间隙休息或吃饭后，贾承谊这些机关年轻人时常会碰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每当这时，周总理总是主动先跟他们打招呼，问吃饭了没有，有时还停下来跟他们说几句话，非常和蔼。有一次休息日，贾承谊和几个年轻同事在中海划船玩，碰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到湖边来散步，周总理凑近湖岸和他们说话，显得非常轻松愉快。当时，周总理穿着他平时喜欢的灰色夏装，平底布鞋，邓颖超也穿得很朴素，上下都是极普通的布料衣服。贾承谊说，周总理戴表都坚持要戴国产的。刚进城时没有国产表，给他配的是瑞士劳力士自动表，周总理感慨说：“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手表呢？”1955年9月上海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块钻石手表，手表上市后，周总理马上托人按市场价买了一块。这块“上海牌”手表，周总理一直戴到逝世。

周恩来有十一条家规，都是严格律己和要求亲属的，如亲属来探亲时自费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吃，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自己买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亲属不得用公家的车子，任何场合都不得说出自己与总理的关系，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教育子女本本分分做好本职工作等等。

重才尊贤，看重和善待

知识分子

周恩来总理一生爱才，十分尊重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更因为他是一位充满智慧、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建国初期他在为起用知识分子，召唤国外留学、研究人员回国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佳话。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大批专家、内行来出谋划策，所以中央很快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在会后成立了中国专家局，在中南海总理身边办公。专家局由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兼任局长，从新疆调来赵守攻任常务副局长，费孝通、雷洁琼、于光远等几位在国内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专家、教授为副局长。贾承谊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入专家局的。

专家局成立后，很快有效地开展了工作，在周总理的过问和督促下，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工作岗位和专长使用等诸多方面办了许多实事，解决了许多问题，有效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周总理还经常亲自给知识分子写信，交流思想，探讨学问，询问他们在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信中，他总是敬称对方为某某“兄”或某某“老”，落款署名“弟恩来”、“恩来敬上”等，极少直呼其名，反映出他谦逊平和的道德修养。

周恩来出身名门，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和熏陶，养成了宽厚待人、从严律己的高尚品德。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大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贾承谊说，虽然周恩来是一国总理，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说到做到，从不在人面前摆半点儿官架子。每次与他见面，总见他那么和气、慈祥，充满人情味，是一位善良厚道的长辈。

贾承谊说，周恩来虚怀若谷，从不将己见强加于人的儒家风范缩短了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知识分子在他面前是不怕讲真话，敢于直抒己见的。

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不然就不去北京。总理知道后不但不生气，还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这事即使是真，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就是这样了解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知人善用的，而且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尽力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使其更好地发挥才干。

至于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一旦周总理得知，便迅速给予纠正。1959年，周恩来去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了解到一名技术人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处分的事，十分气愤，当即批评了党委书记，又亲切地拍了拍那个技术人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处分也当即被取消。

建国后，周总理除千方百计起用国内知识分子，发挥其作用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召唤在国外有成就的杰出华人专家和知识分子归国献力，对“三钱”、李四光等一批在国际上有成就有名望且我国迫切需要的学者，则不惜代价地做工作，动员他们回来为国出力。

近代力学科学家钱伟长教授曾在美国研究火箭和导弹技术，其研究成就受到全球科学界的瞩目，他于1946年回国献力。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早年赴法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及女婿约里奥·居里），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获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他响应祖国召唤，于1948年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对钱伟长、钱三强回归祖国非常重视，多次接见，并全力支持其工作，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导弹和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也是世界一流的火箭科学家，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他回国时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拦，周总理专为他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亲自领导，经十多次谈判，美方终于作出让步，允许其回国，同时带回20多个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后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贾承谊说，钱学森回来后，周总理多次接见，请他吃饭，并请他起草了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书。

地质学家李四光原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旅居国外。建国后，周恩来殷切盼望他回国主持新中国地质的研究开发，通过多个渠道带话给李四光，劝请他回国工作。李四光感于周恩来的真诚，终于回来了，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像这样经多方努力，被周总理劝请回国的科学家还有一大批，他们回国后在各个科学研究和文化学术领域创立学说，开拓局面，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第一代功勋科学家。

贾承谊对笔者说，尽管只在中南海工作过短短5年多时间，但他近距离见闻和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风范，使他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是高尚的人，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那5年，是他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