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周作人之文论

顾　农

读文章高手的小块文章或书简日记之类，往往会有一种别样的愉快，其奥妙大约就在于行文特别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旧时术语谓之“通脱”，钱钟书先生则称为“家常体”。

钱钟书虽然专门写过文章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只涉及其中运用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不尽妥当这一问题，至于书中所推崇的古代文学中“非正宗”的所谓“言志”那一路文章，他还是接受的，唯其如此，他对于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近代散文钞》一书给予了较高评价。钱钟书在有关书评里指出，“家常体”的特色在于“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迥乎不同”。该体形成于魏晋之世，后来发展而为“文笔”之分中的“笔”，此乃“介乎骈散雅（bookish）俗（vernacular）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韩愈复古，纯粹单行的散文变了正统；骈体文到了清朝方恢复地位，而家常体虽未经承认，却在笔记小说里，在书函里相沿不绝，到苏东坡、黄山谷的手里大放光芒（东坡、山谷的题跋便是家常体，他作则为“古文”），此后便数着沈先生所钞的作者们了”。沈书所钞者乃是晚明至清初的小品，钱先生就此大加发挥，画出了中国散文中的一条线索：魏晋文章——六朝之“笔”——笔记小说——宋人题跋——明清小品。

这是一条颇值注意的线索。五四以来文章高手当推周氏弟兄，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关系甚深，周作人的散文与晚明小品一脉相承，他们都不赞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更不必说明清时代的什么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了。周作人在《近代散文钞》的新序里说过：“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拣金，要挑剔多少真正的好文艺却是极难的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眼光看起来，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代吧。”晋、明之间空白太大，钱钟书提出若干补充，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而清晰的线索。

在这条散文线索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六朝之“笔”。钱钟书曾举江淹为例，说他既写骈体文，也写“家常体”，代表作有《与交友论隐书》、《报袁叔明书》等。试看《论隐书》中“不衫不履”的格调：

淹者，海滨窟穴，弋钓为伍。自度非奇力异才，不足闻见于诸侯。每承梁伯鸾卧于会稽之墅，高伯达坐于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能及也。尝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无青组紫绂龟纽虎符之志，但欲史历巫卜，为世俗贱事耳。而飘然十载，竟不免衣食之败……况今年已三十，白发杂生，长夜辗转，乱忧非一……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餐金石，读仙经，尝闻其验，非今日之所言也。谁谓难知，青鸟明之。贵布笔墨，然亦焉足道哉！

当时江淹正当一介小官，且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在这封信里大发牢骚。他后来并没有归隐，牢骚却是真的。江淹长期充当秘书，为上司写过大量的应用文，都是毫无感情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唯独到了家常体的书信里，才能说几句真心话，也才能放下他早已掌握得很好的蟒袍玉带式的功架。

先前周作人已经注意到六朝散文，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的课当中就有这样一门，其“课程纲要说明”写道：“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他所选讲者都是专书，未及单篇之“笔”。钱钟书则更深入一步，到作家的集子里去发掘单篇，披沙拣金，尤多创获。

古代的“家常体”本来就在骈散雅俗之间，所以钱钟书认为当下的家常体不妨在文白之间，白话文甚至口语固然要唱主角，而文言文也未尝不可以用，总之应当非常自由。1934年6月10日，他在致张晓峰的信中说：“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不少，而近日流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讫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吾侪倘能及身而见之欤！”文言文尚有生命力，先前周作人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如他在1922年就说过“现在的普通语虽然暂时可以勉强应用，但实际上言词还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丰富起来不可。这个补充的方法虽有数端，第一条便是采纳古语”的话。他文章中文言的成分有时很浓，文白夹杂，甚至有通篇文言的，名篇如《知堂说》等，正是钱信中所说的“近日流行之白话小品文”。

钱钟书受周作人的影响不小，但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白话、文言能否合而为一，现在还不敢说，但有两点是不争的事实：一是五四以来常常有人用文言文写文章特别是学术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是这样，钱钟书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也是如此；二是不少人平常用白话文，但写起信来或为人题字时，则用文言或半文半白之杂交体。这或许能够证明文言文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当今的“家常体”中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