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张家康

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波及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感内疚。

你去看看少奇同志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有意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而林彪干脆对此作出注释说：“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似乎是一种默契，会议期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知道后，一再予以制止，并向他们的代表严正指出：

“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可是，这种劝阻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仍有增无减，大有向全国扩散之势。周恩来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也就是在此时，他考虑到刘少奇的艰难处境，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刘少奇的安全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周恩来在安排国务活动时，已尽量减少他在公开场合露面。11月8日，廖承志等人电话请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将至，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如果出席，红卫兵可能冲上主席台叫喊不恰当的口号，怎么办？周恩来明确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11月19日，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要开批判李雪峰大会，会上还要所谓上联下挂，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此通知后，立即指示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刘少奇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中央文革揪住刘少奇、邓小平不放，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的胆子大了，竟然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周恩来闻知这一消息，立即预先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他还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他们揪王光美是与刘少奇相联系的。所以，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

他还亲自找蒯大富等人谈话，明确告诉他们：“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这时，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他果断反驳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在很多公开场合，他都力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劝阻造反派不要冲击中南海，不要去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当造反派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时，他便背过身去以示抗议，并且解释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们两人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办法。”

但是，造反派自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劝诫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1967年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少奇、王光美的儿女刘源源、刘亭亭为人质，把王光美诓骗出中南海，然后进行围攻。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极为恼火，立即进行干预，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又返回中南海。

接着，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又提出要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他一再告诫那些癫狂的造反派，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也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话，但是，他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对领袖尤为忠诚，他坚信“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3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地加之于刘少奇。

自此，全国所有报刊都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指刘少奇，这是经毛泽东和中央所同意的，周恩来自然要遵循这一原则，11月17日，他在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中，特意把其中所点刘少奇、彭真的文字删去，改写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便是刘少奇，而这又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造谣诬蔑，周恩来便被推上极为困难的境地，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1968年10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并在会上作表态性的讲话，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周恩来的困惑抑或内疚的心境，一时一刻也没有平息过。1970年10月19日，周恩来会见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他们是相知几十年的老友，谈话是坦诚而又无拘束的。周恩来告诉斯诺，文化大革命已给他带来“感情上的创伤”，他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

在老同志中，“他提了‘刘少奇同志”，斯诺惊呆了，两年前已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周恩来怎么还称同志呢？这时，他才注意到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已是疲惫不堪，显得悲伤和内疚。此时，他才清楚，“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英籍作家韩素音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她说：

“我问邓颖超：‘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1980年8月，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认真而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