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汪伪军事委员会报导室的回忆

杨蔚云

1941年春夏之交，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急欲结束中国战场，抽兵应付世界战争，因此，需要大搞军事宣传活动。这就是日军指使汪伪成立伪军委会报导室的目的。

成立报导室，大搞军事宣传

当时我在伪参谋本部任高级参谋。该部原有一个情报室，工作人员共三人：上校参谋赵益铭，中校参谋翁乃容及中尉参谋汪捷。但其中二人是戴笠军统组织派遣的特务（赵益铭是军统句容特工组组长，汪捷是军统特务程克祥的得力助手）。情报室名义上是收集军事情报，实际上并无情报活动，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

1941年5月间，汪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杨揆一（我的长兄）找我去，说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要以情报室为基础，予以扩大，划归军委会办公厅领导，并要我担任情报室主任。我当时没有同意，主要因为军委会没有情报网及情报干部；没有一笔独立的庞大的经费；再者势必和另一情报机构汪伪调查统计部之间产生摩擦。我对杨揆一说：“李士群（伪调查统计部部长）手毒心狠，什么都做得出。他是靠这个起家，靠这个吃饭的，咱们犯不着找麻烦。”他当时亦有同感：“那好，暂时一方面筹备，一方面拖一下吧。”

7月间一天，德苏战争爆发不久，杨揆一第二次找我，又谈到成立报导室的问题。他说：“德苏已经干起来了，日本关东军陈兵东北边境，看起来，不久就有大变动。军事宣传不能不跟上去。影佐（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最高顾问）认为宣传部（汪伪政府机构）搞的军事宣传太落后，情报室又不起作用，亦无适当人选；而且时间也不容再拖了，为适应局势变化必须加强军事宣传，亟应成立一个新机构。经过政务会议再三斟酌并得顾问部同意，决定将情报室改为报导室，以军事宣传为主，由你负责，在各方面都相宜，并催着急于组成。”

关于报导室的内部组织人事当时大体上这样决定：报导室下设五个组：国内外情报整理组，组长邓品三；编纂组，组长翁乃容；宣传组，组长曹仲肖；文娱组，组长赵益铭；总务组，组长钱秉衡。随即报导室正式成立，开始办公。

报导室成立不久，杨揆一召集我、高级参谋邬其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毕业生）、翻译黄民星，去傅厚岗日军高级将校俱乐部（聚星俱乐部）参加会议。会议由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最高顾问影佐少将主持；并有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系日军总部主管参谋作战情报谋略的重要部门）课长都甲大佐、田中敬二中佐、岛村大尉等参加。会中影佐发言较少，主要是都甲发言。他在谈话中极力表示“中日亲善”，谈到“大东亚圣战”的远景，他口吻似谦虚，骨子里趾高气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提出了在中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以亚洲人治亚洲人”等口号。最后，他对报导室的成立表示关心，并说：“假如对国内国际的军事情报资料感到缺乏，我们可以协助解决；其他物资上的问题，也可以帮忙。”最后，都甲又提议为了经常就当前国内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进行交换及研究，由中日双方轮流每隔一星期召集一次情报交换会议。经双方磋商，中国方面以办公厅主任杨揆一为主，在香铺营中日文化协会召集（后来有时为了就便，即在杨揆一私宅召集）；日方以都甲为主，在聚星俱乐部召集。此后，日方对报导室的军事宣传及中日双方的情报交换等活动，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颇少主持，完全由日军总部第二课负责。

会后，我经翻译黄民星联系，曾去日军总部报导部（宁海路北口，原德士石油公司旧址）会见岩崎大佐、山家少佐。日军总部报导部系日军总部内部主管军事宣传的机构，而且汪伪宣传部、中央日报以及各刊物杂志、出版社、各文化部门、娱乐场所、影剧院等都在其控制之下。其内部组织与汪伪报导室的组织形式大同小异，范围较广。当时出刊物所需用的纸张用品皆由日军总部统管，经报导部开证明往上海日军军用物资会社购买。同时，日军总部第二课也供给了一批有关东欧、北非战场的军事情报资料，以及通过短波收听各国军事消息的记录。1943年春季，日军总部又将如意里5号房屋一幢拨归报导室使用。

报导室成立以后，日军总部第二课交来一册整理完全的国内军事情报资料，包括当时国内蒋介石九个战区一个游击区的有关资料。数月以后，又由田中面交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负责长官姓名、部队番号、兵力布置、军事动态、驻扎地点、前沿位置等资料和详图两份。1943年春，又交来国民党军队团级以上负责军官的姓名、出身、经历、社会关系、嗜好、作风、作战习惯等详尽记载。

关于国外方面，则供给了有关德、意军队在欧洲东战场以及北非战场上的部队番号、最高长官姓名、作战能力、军事布置等情报资料。此外，还供给了一部分国内战区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以及六十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全欧、北非、东南亚、西南亚、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地图。报导室凭日军总部的证明，在南京日本军用图书社及日本东京订购了一批日本军事杂志，如航空知识、航空事情、航空纪事（日本空军的空战记录）、工兵事情、工兵纪事、步兵事情（日本步兵学校出版）、小战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斗记录）、偕行社纪事（日军侵华战争大小战役的战斗经过）等等。

报导室即根据以上情报资料出版一份《军事月刊》。其主要内容包括：每月军事评论，由宣传组负责撰写；国内各战场军事动态，各国军事消息报导等，由国内外情报整理组负责整理，交给编纂组编辑、排版、付印。另外又每周出版《军事战报》一份，内容为一周间国内外军事大事记、国内外各战地的局部战役、战役进展及战况等。文娱组本来计划要搞一些电影、幻灯和图片展览等军事宣传活动，但限于经费，始终没有实现。

报导室成立以后，其工作侧重于中日情报交换活动，按期召开情报交换会议。在会议中主要是对重庆政权各战区军事动态加以详细说明，也涉及国外的各战场战斗经过。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国方面以杨揆一为主，并有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陈钦若、办公厅报导室主任杨振、高级参谋谢祖祺、第一厅第二处处长郑仲敬等参加。报导室国内外情报整理组组长邓品三有时也参加会议。有时遇杨揆一不能出席，即由我临时代表他主持。日本方面以日军总部第二课课长都甲大佐为主，并有日军总部第二课参谋田中中佐、岛村大尉，日本顾问部冈田大佐、小望原少佐、晴气中佐等参加；其后由田中中佐代表都甲主持。1943年田中调回日本，曾一度由矢川少佐、桥岛中佐相继召集主持。1943年春杨揆一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后，情报交换会议即若断若续；随后，伪军委会改组，报导室划归伪政治部，情报交换活动也随之停止了。前后共进行了两年多。

希望打开国内战场僵局，

并用浙赣线取代长江水上交通

1942年春季，都甲曾以试探的口吻提到重庆方面于“全面和平”无诚意，因此对战争势必长期拖下去的趋势感到忧虑，希望汪伪对结束国内战场、实现“全面和平”予以努力。

杨揆一说：“中日战争已经四五年了，日军所占据的地方也不能说不广，但只能占据点线，兵力不敷和战争的旷日持久，的确是个大问题。那边（指重庆政府）始终是把杂牌军搁在前头，嫡系部队控制第二线；把胡宗南部队集中在汉中对付共产党；可就是避免同日军决战。所谓不战、不和、不守，抱定一个‘走字诀来拖，等待国际形势的发展。如长城战役牺牲了东北军，卢沟桥之战牺牲了西北军，“一·二八”牺牲十九路军，娘子关、忻口之战牺牲的是晋军。日本军队打了这些年的仗，哪一次的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呢？现在连杂牌军队也学乖了，一个个都识透了蒋介石的鬼心眼，哪个也不情愿给蒋介石去当替死鬼，反正不打则已，一打响就是撤退。以中国之大，山川险要之多，耗费兵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接着他又说：“再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老百姓的印象也可想象。日军在军事上是胜利的，实际上，在政治是失败的。故总的来说，想单靠军事行动打开国内战场上的军事僵局，实现‘全面和平，我看，时机还不够成熟吧？”

都甲当时听了这番话，默默无言。田中接着说：“中国的百姓，对英美人的印象要好得多，上海商界的华商和他们更是非常亲近，为什么对日本人的距离就很大呢？”

我当时回答说：“这是因为英美人做得比你们聪明。日本商人对小利小惠都不肯放松，派遣军当局更助长日商与民夺利。日本军人以征服者自居。你们提出‘中日亲善，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往往日本宪兵在城门口一个耳光，就把影响搞坏了。”

1942年春，田中有一次在会议上，谈到重庆方面自从滇湎路及滇越路被封锁以来，对外的运输联络线只剩下一条，即由衡阳经江西与浙赣线上的鹰潭相接；再由浙赣线东段的金华车站，经公路运输到宁波出海。1940年10月宁波沦陷后，这条运输线在金华以东的路线，则改由公路经丽水到温州出海。并询问我们以三个师团打通浙赣线是否可能？

因为日军当局对当时长江水上交通差不多濒于半瘫痪状态很感头疼，几乎把所有的帆船机动化起来，但还是不能满足当时的军运需要。而且在长江航行的船只只能昼间行船，夜间停船，上下水船只都在大孤山抛锚过夜，还经常发生鱼雷炸沉船只事件。这就是日军急于打通浙赣线的原因。

果然，该年秋季的一天，报端以头号字体登载了日军打通浙赣线的消息。几天以后，田中在一次情报交换会议上得意非凡地谈到打通浙赣线的战斗经过。他骄傲地说：“我们预计以三个师团兵力打通浙赣线，结果只用了二师一旅就打通了。”

据说时间不长日军就放弃了浙赣线。放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军感到兵力不够，对南洋的侵略战争亟需增援，就不可能把过多的兵力牵涉在这条铁路线上。而且日军某司令官（姓名已记不清）在金华与兰溪之间行军时，触发地雷被炸死。日军即向金华及杭州两头撤兵，放弃了浙赣线。但是关于日军放弃浙赣线的消息，不论在当时的报纸上，还是在情报交换会议上，都从来没有透露过。

鼓吹“北进”、“南进”前景，

玄武湖游览会打肿脸充胖子

在某次情报交换会议上，田中非常乐观地说：“德军占领莫斯科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的。苏联的重工业基地都已迁往乌拉尔及乌拉尔以东地区。”他又谈到“张鼓峰事件”的经过，并说：“张鼓峰事件纯属试探性的战斗；日军在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也完全有力量发动对苏战争。”他又谈到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形势，说：“英法在战事上失利，自顾不暇，美国势力正逐步取而代之，并有逐步向拥有丰富石油储藏的英属婆罗洲以及盛产橡胶的南洋群岛发展的趋势。”

实际上当时日本大本营对于到底是推行“北进”计划，还是实现“南进”计划的问题举棋不定，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日本国内的陆军和海军将领，也各持“北进”及“南进”计划争执激烈，相持不下。不久苏军在莫斯科战役中开始反攻，加上德军在军事上的失利，抑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而在日本国内，海军高级将领也强烈主张推行“南进”计划；加之日本对石油、橡胶等军用物资的需求，促使加紧了“南进”侵略东南亚的计划。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的清晨，日海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第二天，日本方面破例提前召集了情报交换会议。会上田中吹嘘偷袭珍珠港的辉煌战果。后来，田中在某次应酬场合中和我闲谈时告诉我，当日军进攻珍珠港时，日本驻美大使来栖远在白宫中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谈判，对于这次事变毫无所知。正在讨价还价之间，突然有人给罗斯福送来一封电报。罗斯福当时看了电报，就把脸沉了下来，把电报递给来栖。来栖目瞪口呆，当即被扣留。

在又一次会议中，田中谈到了进攻香港和马来亚、菲律宾的经过，并带来了若干概括战役经过的军事要图，会后交给报导室在军事月刊上作宣传。关于日军进攻香港的经过，田中说到日军由淡水占领九龙，强渡浅水湾海面进攻香港的经过，及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格被俘的丑态等；并谈到当时停泊在新加坡的英国旗舰“伊丽莎白”号闻讯后，立即起碇赶赴香港，但在中途和进攻马来亚的日海军太平洋第三舰队遭遇，在阿南巴群岛附近的海面上就被日舰击沉。他又谈到日军进攻香港的第二天，也即1941年的12月8日，日军同时在马来亚及菲律宾登陆，以及进占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的战斗程序、攻击路线，以及英国驻马来亚军队司令官伯兹韦尔中将被俘的情况。

在此后的几次会议上，日方很少谈到国内情况，即使谈到，主要只是对第三战区的战线、军队以及人事干部上的调动和变化作一些补充和修正。而对于国外方面的军事情报，大多数是宣传太平洋战争中的“跳岛战术”以及日军在马来亚“坦克车扫荡橡胶林”等诸如此类的宣传。差不多每次会议都有一些经过整理的国外军事情报资料交给报导室，其中主要是由日军总部报导部汇编的“参考资料”打印本。其内容包括日军太平洋战场、意大利战场、北非以及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战报战况、各国军事消息、短波收听记录摘要等。有一次，田中在会议间曾特别谈到英属婆罗洲丰富的石油储藏、产量和完善的油井钻探和采油设备。他并且谈到澳大利亚的丰富出产，如羊毛、矿藏以及日军潜水艇潜入澳大利亚重要军港——悉尼港内击沉美国军舰的经过。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结束，轴心国处境日益艰难：意大利于1943年7月宣布投降；1944年6月间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美国海军也开始在太平洋地区反攻；日军在东南亚不断受到各国抗日游击队的袭击，节节失败；下水不满一个月的8万吨航空母舰被击沉，日海军大将岛田被击毙在该舰的指挥塔上。这时，日军在南京玄武湖还搞了一次宣传活动，大肆宣扬日本敢死队的单人飞机及快速鱼雷艇撞击军舰同归于尽的武士道精神。当时田中曾约我去玄武湖看游览会。这次宣传活动除一些图片、数字之外，还扎了大批飞机及军舰的模型，搞得似乎很热闹。

自从1941年夏，伪军事委员会报导室成立以后，我一直负责报导室的工作。1943年的秋天，伪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被日方毒毙，1944年1月，黄自强出任伪政治部长，伪调查统计部撤销，所辖政治保卫局划归政治部。汪伪军委会报导室也缩小范围并入政治部。这时我就离开了报导室，情报交换则早已停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