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纪念章、《哀思录》和国葬纪念邮票

刘东华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当时，除了出特刊、拍摄相关新闻影片之外，还由总理奉安委员会向参加奉安的人员各颁发一枚奉安纪念章和一套《哀思录》作为纪念，有关部门还发行了“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

不同寻常的纪念章——奉安纪念章

奉安纪念章与一般纪念章不同，正反面都有图案，没有别针，不作佩戴之用。纪念章呈圆形，直径76毫米，厚4.8毫米，用黄铜铸造，每枚重达156克。纪念章的周廓边沿标有编码数，正面镌刻孙中山先生的正面浮雕头像，双目炯炯有神，沉静而庄重，背面则刻有中山陵墓的祭堂缩影，图案清晰可辨，上方是吴敬恒篆书“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字样。每枚纪念章用一个蓝绫镶制的硬盒子盛装，十分精致美观。

奉安纪念章由美国著名雕刻家爱迪肯制模，国民政府驻美公使伍朝枢于1929年1月向纽约徽章美艺公司定铸，一共铸了一万枚。奉安纪念章上的日期是1929年3月12日，而不是6月1日，因为国民党中央原定1929年3月12日为奉安日，但当时通往中山陵的主干道——中山大道工程还来不及完工，才改为6月1日，而奉安纪念章是在决定更改日期之前的两个月就与美方商定铸造了。

奉安纪念章纯粹属于纪念性质，由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赠送给参加奉安大典的外国使节、友人以及国内各省、市参加奉安大典的代表与工作人员，当时并未送完。1930年国民政府建造阵亡将士纪念塔，又将所剩奉安纪念章赠予每位应征设计灵谷寺纪念塔而未获奖金的参与者。

精美的线装本——《哀思录》

《哀思录》由总理奉安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合编，蓝底封面，优质白纸铅印，呈狭长型，规格为28.5厘米×17.5厘米。全书厚度7.5厘米，总重近1200克，为印刷的线装本。

该书分三本，卷首印有“孙中山安葬纪念”和“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敬赠”字样，函套书名由张静江题写。第一本由吴敬恒题写书名，共7卷，收录了孙中山遗像、遗著、遗墨、自传、由粤赴津纪事、病状经过、医生报告、治丧报告等内容，配7幅照片插图；第二本由张静江题写书名，共4卷，收录了海外各地追悼会摄影、吊唁函电、祭文和追悼会纪事，配36幅照片插图；第三本由胡汉民题写书名，共4卷，收录了海内外各地追悼会摄影、悼歌、悼曲、挽联、追悼纪事等，配41幅照片插图。

第一套纪念孙中山的邮票——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

早在1928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召开的全国交通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请发行孙总理遗像新邮票以崇典而昭信案”，并建议此项新邮票于孙中山灵榇安葬时发行。9月20日，交通部向邮政总局下达指令，对该套邮票的图案、面值、数量等作了具体规定：“总理国葬纪念邮票一分、四分、一角及一圆四种，其数目共计总值二十五万元，应准照办。票面花纹并准用总理陵墓正面图景，仰即赶速刻制。再陵墓正面各种色彩如何规定，应由该局迳向驻沪陵墓工程师询明付印，以期迅捷。”设计人员根据交通部指令，参考有关图片绘制出了邮票图稿。为了在邮票上体现纪念宗旨，10月9日，邮政总局向交通部提出将邮票名称定为“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交通部认为名称妥当，同意照此办理。邮票的图案最后确定为：主图是中山陵前纪念堂，两旁衬有嘉禾３棵；图案上方为中文“中华民国邮政”，下方为英文“REPUBLIC OF CHINA”，四角为中英文面值；图上有一横带，列“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9个字。12月7日，邮政总局向北平财政部印制局（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前身）下达印刷通知。该套邮票为雕刻版印刷，凹版印制，其图幅为30.5毫米×24毫米。全套邮票共４枚，面值分别为１分（橘黄）、４分（橄绿）、１角（深蓝）、１元（深红），全张为100（10×10）枚，齿孔14度。该套邮票发行数量不多，成套邮票仅5万套，加上一部分邮票加盖了“新疆贴用”、“吉黑贴用”和“滇省贴用”字样，因而更加稀少。

此项纪念邮票虽定于奉安大典举行前两天即1929年5月29日正式发行，但实际发行日期为5月30日。四川因交通不便，不知道安葬日期已改，所以在3月1日就提前出售纪念邮票。为配合邮票的发行，邮政总局还特别印制了空白中华民国孙总理国葬纪念册，材料为纸质，纵16厘米，横23厘米，供集邮人士购买、贴票及盖纪念邮戳。另外，邮政总局还为此票制作了3000套锦面精装邮票册，交由代表中国出席万国邮政联盟大会、时任邮政司长的刘书蕃分送国内各机关、图书馆以及驻华使节、驻外公使和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