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酒文化”遭遇“汽车文化”等

刘 畅

当“酒文化”遭遇“汽车文化”

刘畅

2009年7月23日，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一审宣判，造成4死1伤惨祸的“醉驾”司机孙伟铭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交通肇事而获死刑，可称为是全国首例，判罚不可谓不重。但仅十余天后，8月4日，杭州司机魏志刚又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将行走在爱心斑马线上的马芳芳撞死。

“酒驾”何以成为我们社会的“顽症”?除了媒体普遍热议集评的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传统的国家，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酒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民的日常心理与行为之中。当“酒文化”在比较朦胧的状态下突然遭遇“汽车文化”时，难免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而适应往往要付出代价，要交学费。

我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还是一个产酒大国，2006年饮料酒总产量为3800余万吨，啤酒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酒民”接近2亿，再加上一般的饮酒者，饮酒人数超过5亿。中国餐饮消费之高，天下闻名，而“无酒不成席”，则是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每逢婚嫁、庆典、过节、提职、毕业、迁居等，都少不了“酒”的身影。酒在中国的宴席中，承载着远远大于其本身的功能，觥筹交错之中，它可以是非功利的，如表现主人诚意，联络双方感情，试看：“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个够。”也可以是功利的，在酒液摇荡的背后臆藏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交换”，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无论功利与否，在中国的酒桌上，最核心的问题是，酒已经不是其本身，而是承载着各种感情、情意与敬意，喝与不喝，能不能喝，绝不仅仅是酒量问题，身体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是否尊重对方的问题。在“多喝为尊，豪饮为敬”的氛围中，男士们似乎找到了放大自我的舞台，豪气冲天，“以多为美”，什么“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还在吼”，还有“半斤不当酒，一斤扶墙走，斤半墙走我不走”，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女士劝酒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给领导倒杯酒，领导不喝嫌我丑。”在此风气下，除了涉及感情自尊外，能喝与否，还与个人的前途挂钩，试看——“会喝一两的喝二两，这样朋友够豪爽!会喝二两的喝五两，这样同志党培养；会喝半斤的喝一斤，这样哥们最贴心；会喝一斤的喝一桶，回头提拔当副总：会喝一桶的喝一缸，酒厂厂长让你当。”所谓“不会喝酒，前途没有”，具体而言是“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长喝嫌少，人才难找；一半就跑，升官还早；全程领跑，未来领导”。“无酒不成宴席”的结果是“不醉不成规矩”，君不见，直喝得——“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红了眼睛喝坏了胃，喝得手软脚也软，喝得记忆大减退。喝得群众翻白眼，喝得单位缺经费；喝得老婆流眼泪，晚上睡觉背靠背，一状告到纪委会，书记听了手一挥，能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

这些酒令虽有些夸张，但存在决定意识，还是能够反映当下中国“酒文化”的一些真实。

改革开放以来，据说我们用了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二三百年所走的道路。1947年6月6日，亨利·福特先生逝世，《纽约时报》写道：“当他来到人世时，这个世界还是马车的时代；当他离开人世时，这个世界已经成了汽车世界。”借此，是否可以说，30年前，我们还是“自行车王国”，而现在则迈入了“汽车王国”的门槛。截至2009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72769 371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为184 36 337 3人。全国的“司机”人数已经接近两个亿，1 3亿人中如果刨除大约3.6亿未成年人，那么，中国每五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司机”。而中国酒民及饮酒人总数约为5亿左右，1，84亿的“司机”，5亿的“酒民”，两个数字一碰，一交叉，相信再不会数学的入也能算得出其中所蕴含的危险了。

据悉，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到16％，已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

当刘伶、李白、张旭的后代们还深深浸泡于“酒文化”之时，又突然被“汽车文化”所包围；而“酒文化”与“汽车文化”显然是“不兼容”的。其主要之点在于，“酒文化”的精髓是朦胱，随意，狂放，神形相亲，忘乎所以，不拘小节，蔑视权威，挑战规则和秩序，而“汽车文化”的精髓则是移动，速度，精准的控制，服从秩序，严守规则，对“朦胧”等神志不清“零容忍”——因为，酒精驱动下的“汽车文化”无异于一种谋杀。

摘自《今晚报》

就怕贪官有文化

张鸣

反腐败战线有好消息了，卫生部专家说：“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专家不是在诅咒腐败者早死，宣扬因果报应，这种说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凡腐败者，心理压力都大，因此容易致病。专家还列举了巴西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贪官比清官更容易得不治之症。只是，最后举的一个例子，却让人感觉这种说法并不那么准确。专家说，他给“某个被‘双规的高层官员看病，几个月前他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可这时，他面容消瘦，精神不振，判若两人”。

当然，但凡知法违法者，总会有心理压力，压力大，容易不健康，当然可能因此早死。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也许就不一定了。专家所举的例子，只能说，腐败而且被抓住的人，才更可能早死，因为那名高层官员，“双规”前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嘛，不健康的原因，似乎应该是被捉，而不是贪污和腐化。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像专家所举的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翻开一些贪官的案卷，我们就会发现，贪官在没有被揭露之前，其实大多吃得好，睡得好，每日神气活现，红光满面。心理有压力，感到紧张的情况，仅仅在刚开始“作案”的时候。时间一长，不仅胃口越来越大，而且胆子也越来越大，心理反倒没什么压力了。再次感到有压力，紧张害怕，惶惶不可终日，那是在被抓了以后，所谓生病乃至早死，也大多发生在出事之后。

为什么偏偏我们的天地里有这样的贪官?难道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素质特好，盛产脸皮特厚、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或者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还不够，贪官被抓的可能性太小?其实都不是。中国人也是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中国人的心理素质超群，只要法律还在，惩治腐败的行动还在继续，贪官就会有心理压力。

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由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特别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可以释放和转移贪腐造成的压力。首先，不可讳言，我们某些地区和部门，的确存在着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做官就成为一种投资行为，买官者，将本求利，收回投资，获得盈利，是当务之急。贪污腐败无非是为了多挣钱，快挣钱，一本万利，只要利益足够大，获利的冲动和喜悦自然会压倒犯法的恐惧。

其次，贪官如果官做得足够大，为了便于作案，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贪腐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做官，若要保持清廉，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凡是有这样小气候的官场，一旦露馅，往往就是窝案，一个单位大小官员没一个干净的。当然，在没有被揭露之前，这样的官场，由于大家都一样，你黑，他也不白，自然心理压力就小得多。

人们都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我们也可以说，不怕贪官，就怕贪官有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平常说文化水平的文化，而是官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反贪反腐，首先要反掉这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