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的文学表达

时间：2024-05-04

摘要：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进城的文学主题是众多作家在创作中的一个关注点，但是不同时期的作家，对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主题的表达也不尽相同，从而作品呈现的审美艺术也是各具特色。刘庆邦是當代文学领域长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位作家，他贴近底层和民生，他的小说注重对人性的剖析，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民间立场与底层情怀，使得其创作的审美取向和定位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扎根故土、不忘传统、诚实劳动的态度与风格，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誉。

关键词：乡下人；进城；刘庆邦；审美艺术

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更多作家将视野投向了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在阶级斗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由此，大量谱写此类群体真实生活的作品诞生了，底层文学潮流也随之形成。刘庆邦是众多底层作家中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葩，他来自乡间，农民、矿工和记者的职业经历、心灵受到的乡土文化的浸润塑造了他的气质，他经历过暗无天日的矿井生活，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打过交道，始终贴近群众，于是他以敏锐的触角深入到了农民和矿工这些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中，他的作品始终不曾游离于中国最广大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之外，他那质朴的文字像跳跃的音符，谱写出了底层人民生命中的苦乐酸甜、离合悲欢，对他们的痛楚表示同情，同时也试图对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揭露与批判。他的作品主题形成了两类：乡村生活和矿工生活，也分别对应着成两路风格：柔美与酷烈。前者注重抒情，后者着意批判；前者抚慰人心，后者鞭笞灵魂。他的两类作品在选材、立意、语言、结构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人生和残酷真相，韬光韫玉，醍醐灌顶。

首先，刘庆邦的小说处处彰显了自然朴素的本色，他将自己的创作风格概括为诚实的风格。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风格、关注点往往和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刘庆邦的创作也基于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他经历过动乱不安的时期，如饥荒、文革等事件，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辽阔的土地与乌黑的煤碳是他的伙伴，他还参加过宣传队，当了多年记者，奔跑在社会各个角落发现平凡人物的故事。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底层视角和乡土情怀为其确定了创作方向，因此他的文笔是恬淡自然的，语言是雅俗共赏的，他的态度是诚实的，抒发的情感是不事张扬、不敛光芒的，他的意境是辽阔深远的，以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展现了自然朴素的本色，正像那茫茫旷野上的一株野草，没有奇香异色，只深深扎根于大地，平凡却柔韧，生机盎然，富有生命力。寻不见扬葩振藻的语言，更无新颖特殊的手法，处处皆是平淡，平淡中见传奇，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传奇。

刘庆邦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他是一位渴望发出惊心动魄声音的诚实的劳动者，他在写作态度上严谨踏实，精神上提倡提高个人修为，以此来更好的发掘、弘扬真善美；在心态上遵循内心的召唤，不一味追求大众口味，不随波逐流，去迎合市场和低级趣味。他对人性的开掘没有流于表层，而是深入生活的根部，揭露人性的复杂矛盾。

刘庆邦的柔美小说在苍凉的底色中蕴含着温情和诗意。他追求诗化的写作，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纯净、优美、梦幻而富于温情的世界，那是一片无污染的精神家园，给人们物欲膨胀、疲惫劳顿的心灵带来了一丝丝清凉，颇具解毒功效。他的柔美小说富有美感，以自然朴素的风格描绘了一幅辽阔深远而意境优美的豫中平原农村生活画面，[]其中饱含了对于农民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于造成其悲剧命运、苦难生活的原因的反思。在审美倾向方面，他追求自然朴素的本色、传统的韵味、冷幽默的叙事方式，在平常的细节和现象中发现不凡的灵魂，既谱写温馨的人际世界，又着意于对丑陋阴暗的人性的暴露。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商业浪潮的冲击，农村文明正在流失，人们的心灵变得喧嚣浮躁，精神家园也无所依托，身心变得疲惫劳顿，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发展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人们迫切的想要走出去，远离家乡。刘庆邦也不例外，在《走向远方》、《家园何处》、《无望岁月》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他一心想要逃离农村，然而在远远离开农村奔向城市后，他却迷失了方向，他骨子里的乡土情怀使他对故乡难以真正抛弃、割舍，使他始终在城市边缘游离，与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感到城市的浮躁和纷乱形成不了美，与都市生活的格格不入以及内心的挣扎、怀疑，对自我缺乏认同感，使他再次将视角转移到了农村，以略带感伤的姿态，重构着豫中平原上的精神家园。重构后的农村是一方净土，理想化、美化后的，愈加诗意盎然、弥足珍贵。

然而对家园的回望、依恋和守候并不能阻止农村文明的逐渐消逝，并不能中止城市扩张对乡村种种习俗和生存方式的异化。于是，刘庆邦创造的乡村少女都被一种淡淡的感伤怅惘的色彩所覆盖，萦绕着挽歌的气息。她们承受着物质的贫穷，如《家园何处》中的停上学的书包是裁成三角的零碎布头拼出来的，母亲为了攒够缝书包的材料跑了很多家说了许多好话；如《种在坟上的倭瓜》中一颗倭瓜苗就是猜小的全部希望；如《红围巾》中喜如的愿望仅仅是一条围巾，因此要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去田地里干活……她们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不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前途难料，连终身大事都不能过问，任由别人摆布。被强大男权文化统摄着，被传统习俗束缚着，不由得给她们身上披上了几缕忧愁，使刘庆邦的小说总体上覆盖了几丝挽歌气息。

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农村文明的逐渐流失，农村人成了疲于奔命的外来者。然而，农村人进了城之后，除了心灵上的游离，现实也给他们重重打击，城市并不属于他们，尊重不属于他们，他们是被排挤的对象。除了自然的劳力，物质资本他们不具备，精神世界也同样是贫瘠的，只能对过去的艰苦生活无限回忆，从而抵挡城市带给他们的新的伤痛。《家园何处》中一股进城打工的潮流席卷农村，农村人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在城里卑微到了极点，只有回到家乡跟听众讲述、吹嘘自己的见闻，把自己塑造成传奇人物，他们才找到真正的自我，满足了自尊心和虚荣心。他们在城里只能做苦力活，停的三哥的小腿就被窑厂上做砖坯的机器切断了，成了残疾人，他们家就不再提进城打工的事，三嫂却对三哥心怀鄙薄之意。于是停被迫出去打工，她对城市有一种畏惧，它比戏里嫌贫爱富的员外还强大，像个巨人伸出魔爪，把中意的乡下姑娘都拽去。《麦子》中的女孩进城在亲戚的酒馆当门迎，她对门前花池中肥沃绵细的泥土很珍惜，似家乡的泥土那样亲切，于是她小心翼翼得把临行前父亲包在行李中的麦子偷偷种在了花池里，还担心被别人发现了阻止她种麦子。麦子抽芽渐渐长大，长势喜人，她在欣喜的同时也惴惴不安，害怕麦子会被破坏，没多久，绿化大队检查，将这些麦子都除了，将乡下人记忆的诗性也拔除了。

无论乡村和矿区，柔美和酷烈，刘庆邦的作品始终洋溢着浓重的悲剧意蕴。他多选择农村少年儿童作为表现对象，且他们多为失怙少年，家庭大多残缺，悲剧意识渗透于残缺之美中，如《家园何处》、《毛信》、《黄梅少年》、《一捧鸟窝》，倾诉着挫折不幸中成长的少年的哀愁，辛酸中透着温馨。刘庆邦塑造失怙少儿形象的创作动力，源于其青少年时代苦难的记忆，他认为，写作是回忆的过程，想像是在回忆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记忆的扩大和延伸。刘庆邦出生在农民家庭，九岁时父亲便去了，他所承受的生活的重担和成长的挫折难以想象，这使他性格中产生了某一种忧郁和感伤的元素，正是由于这种忧郁怅惘令他对生活更加敏感，更易捕捉生活的光点，感情比一般人更为丰富和强烈，从而为其创作赋予了灵魂。这些根植于他的思想深处的悲剧因子，游走在文章的每个字符、每个段落中。

文学创作是作家表达心声的一个出口，就像刘庆邦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响器，希望能够发出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声音，作家的气质和秉性被它彰显出来，作家的审美色彩也鲜明地呈现出來，每一段人生际遇包括精神上遭受的矛盾、挣扎和磨难，留下的伤痕，都与作家的审美观念紧密相融，进而于刻画的人物身上凸显出这些影子。刘庆邦的《河南故事》同样是以他儿时生活为基础，加之他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听到的故事和佳话，经过他的思考和联想而呈现出来。刘庆邦儿时的苦痛与自身的多愁善感决定了他写作的悲剧基调，以悲悯的心去解读、同情平凡人物，对个体生存的艰难感同身受。所以他多表现小人物、平凡人物的日常，抒发的多是对于生活的失望与无奈。

在矿区这样暗无天日的背景下，不仅是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残酷，人性的丑陋与残忍也最易被暴露。《红煤》中的宋长玉，为了摆脱贫穷和有权势的人的欺侮压榨，他立志改变命运，一门心思想要攀附住所有能利用的机会往上爬，当他终于坐在了顶端得到了权力，他却也仗势欺人，对曾经瞧不起自己的人疯狂地复仇，他从一个有理想的人沦落到被金钱和权利所奴役，在仇恨的吞噬下，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良知，变成凶残冷酷的恶魔。刘庆邦对这种复仇行为尤其是打着正义的幌子去大行其道的 “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曾经的弱者变成强者以后，并不是反思怎样保护和自己有一样经历的弱者，而是对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刘庆邦认为是由于社会资源匮乏到了极限，人们对欲望的追求才会达到极限。底层社会的这些小人物，他们忍受着贫困饥饿，生存的权益不受保障，如蝼蚁般努力挣扎寻找生存的方式，还要忍受他人的歧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这给他们身上制造了奴性，也把他们逼入更加绝望的深渊。刘庆邦对个体的无奈进行审视的同时，对其悲剧命运表示同情和怜悯。

刘庆邦努力以淳朴厚重的农村文明对都市文明进行反抗，可他愈加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乡村文明必将被城市浪潮淹没，他营造的诗化家园只能存在于理想中梦幻中，被现实无情的击溃，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始终萦绕着一种无根之感，他们对家园的回望和追寻，注定是漫长的等待和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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