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创作思路的变化

摘要：本文分析了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阐述了苏轼前后期作品在题材、文化、风格等方面的变化。

关键词：乌台诗案；题材；文化；风格

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对时任湖州知州的大文豪苏轼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的人生从此改写，朝廷委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御史台官吏昼夜兼程从京师赶往湖州，他们的任务就是抓捕文坛领袖苏轼。

曾平步青云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苏轼从此走上了政治人生的下坡路。抓捕苏轼的主要原因是政治风波。为了让大宋的事业更上一个新台阶，宋神宗主张大力改革，但在他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之时，“不知进退”的苏轼反对新法。为了打压这位“反对中央决策和部署”的文豪，变法派们正绞尽脑汁的找把柄，不久，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一次，苏轼在给宋神宗的回奏中写了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有人认为此言话中有话，是在愚弄朝廷，于是上告，为了能给苏轼定罪，他们试图从苏轼的诗词中找出更多的证据。这就是乌台诗案。此案从表面来看是一场文字狱，但实际上是北宋朝廷新派和旧派之间的斗争。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以乌台诗案为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题材上，从政治与理想到人生与自然的转变。在前期，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诗里行间充满了豪迈的政治抱负。他描述被征调的人民挖运河以通盐船，这样写道：“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无论是关心百姓生活和人间疾苦，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都可以看出他强烈的入世精神。然而，乌台诗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黄州的贬谪生活，仕途上的失意落寞，使他把视线从政治转向了人生与自然。在下棋后，他写下：“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漫步，他写下：“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在游赤壁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他发出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诗文中少了几分激情，多了几分清新和成熟。

第二，在文化上，从重儒到重道佛的转变。前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雄心壮志。他身为官宦，肩负着儒家所提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从他的很多诗词中可以看出，他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非常明显。而后期，他则更崇尚道佛教文化。1077年春天，苏轼到徐州赴任，写了《东栏梨花》一诗，这是一首感伤的诗。苏轼因为梨花盛开而感叹时光的流逝，抒发了春光易逝、人生短促的哀愁，也抒发了苏轼淡看人生、从失意中得到解脱的思想，寄予了他清正坦荡的风骨。被贬期间，他在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生活，并体会到了平凡人生的乐趣。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时，他大喜，写下了“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的诗句。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第三，在风格上，从豪放到朴质的转变。前期有些作品大气磅礴，有些甚至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豪气冲天。此词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始终。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的磅礴气势，苏轼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雄姿何等威武！精神抖擞的千名随从武士腾空越野，场面何等壮观！苏轼说他也要像当年孙权射虎一样，以孙权自比，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这类作品虽在数量上并不多，却着实反映了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作品内容很丰富，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咏物言志、记游写景、怀古伤今、田园风光、谈禅说理。苏轼的词中这类作品是多数，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他由当初“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的政坛新秀变为“聊从造物游”的逍遥人士。苏轼是不幸的，因为他壮志难酬，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而且成了名垂青史的文学家。

作者简介：

王凯军，男，1978年8月生，现为湖北省黄石市第五中學语文教师，硕士学历，中学一级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