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花开又一春

父亲一辈子的生活轨迹基本在村子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农民的活计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从1981年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到之后带领全家到责任田耕作，从春天到秋天，从寒冬到酷暑，从烧粪积肥到犁田耙地，从育苗插秧到除草收割，父亲总是尽心尽力。他像许多农人一样，不喊苦，不喊累，默默耕耘，精心侍弄着庄稼，力图获得更多的收益。他清楚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必须挑起来;他更牢记自己的承诺：要供四个孩子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父亲也很想读书。可惜小学毕业后正碰上大炼钢铁，学校停课了，父亲也只好辍学。没书读的父亲就挑着担子，跟着祖父到乡下给人镶牙补齿。他边看边学，终于掌握了这门手艺。此后，农闲时，父亲就以此增加收入，改善生活。1989年到1990年，父亲到坑仔口镇定点给人补齿，每月逢五逢十圩日都去，生意不错，算是做到了农活儿和补齿两不误。

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算命先生说他吃过“国家大米”。1964年，22歲的父亲到泉州参加“社教”。两个月后，因为“四清”，他与本村的另外两人又都回到了原来的村子。第二年，父亲被调到大队办的“竹溪瓷厂”当彩画工，负责给半成品瓷碗画花鸟虫鱼等图案，写上毛主席语录等文字。我到福建师大读书带的一大一小两个瓷碗就是父亲的杰作，其中小的那只画有花鸟图案并写着“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字样，至今仍保存完好。父亲因此写得一手好字，为亲朋好友写中堂、春联也就成了他的分内事。

父亲喜欢鼓捣电器，能用自制的简单发动机制作电风扇。因为这一技能，1971年起，他被大队调到加工厂，一干就是十年。1975年冬天，大队在凤头寨开建水电站，父亲被调去参与筹建工作。一年出差70多天，每天奔波忙碌，给的补贴也多：每天补贴八角，另加工分15分。

父亲也在与时俱进。1983年，他带着我们哥儿仨扛着锄头到责任山上开荒，开出了一片整齐的柑橘园，种上了260多棵永春芦柑。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采摘260多担芦柑，收入一万多元。

望着安享晚年，在手机微信小程序“成语小秀才”上熟练地填着成语的父亲，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农民，有这样丰富的经历，有这样多彩的生活，还是很了不起的。

我是2001年评上语文高级教师的，那一年我刚好38周岁。比起现在一些老师40多岁了还评不上一级教师，我显然是幸运的，可是与我的同龄人相比，则是落后了的。我的评职可谓一波三折，在这一点上，我与父亲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些类似。

1997年底的时候，福建省天湖山矿务局人事科的同志跟我说，可以参评高级教师了。而我则认为，刚到年限不一定能评上，再说我们的工资与职称几乎没什么关系，职称补贴一个季度领一次：中级90元，高级120元。因此，我就回复说等明年再评。

1998年11月，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天湖山矿务局所办的中小学率先划归地方政府管理。所有教职员工全部签署协议，成了事业编制人员。福建省煤炭系统教师职称高级评委自然也就跟着撤销了。

1999年1月，我被借调到了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关系仍然留在天湖山中学。转归地方后，原来的年度考核需要重新认定，而评职称所需的继续教育、县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则不予认可。好在当年8月15日，我的关系调入永春一中，并于年底获评“县先”。同时，我还参加了市级继续教育培训，从而具备了参评高级教师的条件。

2000年10月，我报名参评高级教师。材料报送到县职改办后，我才发现出了问题。职改办的人拿出重新认定后的有关我的历年考核情况，居然全部为“合格”。因为“优秀”人数是按在编教职工的百分十二核定的，当初学校规模大、在编的人多，后来规模缩小、转到地方的人少，所以每个教师得到“优秀”的次数最少也在两次以上。对此，我曾愤愤不平地责问天湖山中学的校长，他推脱说：“年度考核重新认定时，你人不在天湖山中学，‘优秀就忘记给你了。”

这时，永春一中是廖副书记在主持工作。他对我的情况十分重视，当即打电话给县职改办，要求让我占学校的职数参评高级教师，而不参加“选青”：这样“优秀”就不是必备条件了。而职改办的人答复说：“他不到40岁，参评高级只能是‘选青。”结果是，紧张了一阵之后，我的“高级”没戏了。

2001年，为了考核“优秀”，我努力工作。学校要求，若要评优必须在教师电子备课室上公开课。为此，我充分利用华东师大计算机专业的八个学生到本校实习的机会，随时随地向他们学习课件制作技术，不仅在电子备课室顺利上好公开课，而且参加学校首届课件比赛还得了奖，从而如期获得考核“优秀”。

终于，我评上了高级教师，实现了我的“高级”梦。

（康玉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一中高中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