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这些年，那些事

李北山

改革开放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凭票购买紧张商品，到物质丰盈;从低矮的平房住进宽敞的楼房……

改革开放这些年，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改革开放这些年，你在变，我在变，他在变，那些发生在无数普通人身上的小故事，写就了一个国家发展前行的大景观。

蛤蟆镜、喇叭裤、双卡录音机里摇摆青春

20世纪70年代末，国人穿的衣服几乎是统一的三种颜色：灰色、蓝色和黑色，因当时的经济条件太差，一般只会用灰色的土布和兰色的卡其布做衣服，买布还需要布票。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大家埋藏了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在服饰上得以释放。

我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开放后，全家的穿衣打扮开始从买布自己裁剪缝纫逐步发展到逛商店购置成衣。我记得当时还曾经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王府井，上海的淮海路和南京路为家人购买较为时尚的皮鞋和服装。

后来，穿衣更是突破了单一的颜色，品种讲究多样化，款式趋向时髦化，制作强调精彩化，布料达到高档化，就连中老年人也穿上了花格衬衣和牛仔裤。

进入20世纪80年代，女孩子的连衣裙流行色调鲜艳的大花，款式越来越丰富，男孩子也不落后，除了头发抹蜡油，还开始烫发、留小胡子，大格子花衬衫要翻一个大大的白领口，下身穿的是兜腚提臀、裤腿大大得像敞开的大喇叭花一样的喇叭裤，走起路来一阵风。

那时年轻人最时髦的打扮就是大花格衬衫配大喇叭裤，三接头皮鞋配飞机头发型，蛤蟆镜配进口双喇叭立体声双卡收录机。一路上收录机的音量会开到最大，满大街都是港台音乐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夜来香”……

如今，用“布票”的年代早已成為历史。人们不仅突破了经济和计划的限制，添置衣服也渐渐随心所欲。服装的颜色绚丽多彩，式样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正装、晚装、休闲装、运动装、家居服等等，应有尽有，以致于现在很多人都在为换季清理衣柜而烦恼。过去是“一衣多季”，现在是“一季多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购粮本》 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城镇居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吃“皇粮”的购粮本，上面写明家庭成员人数、姓名，当然吃粮都是定量供应，市民28斤，学生30斤，而且粗细粮有比例，细粮很少，以粗粮为主。《购粮本》 的功能除了买粮，还是每月到粮店领粮票的凭证。

那年月的 《购粮本》 和 《城镇户口本》 一样重要，是城镇市民的标志。市民如若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或生活，在迁移户口的同时，还要迁移一种特殊关系叫“粮食关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没有饭吃。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月凭本购粮的日子是最幸福的一天，那天，也是粮店最热闹的时候，一家大小推着四轮小孩代步车，带上两三个瓶子，七八个大小不同的袋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每月供应的细粮很少，粗粮比例多，花样也多，有玉米面、高粱面、小米、黄豆、绿豆和江米等，冬天还供应红薯、山药干、粉条之类。

一本 《购粮本》 跟了我们十几年，直到90年代初，粮食放开供应，粮票装进历史的口袋，长达几十年的“票证经济”最终落下帷幕，成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吃粮记忆。

交谊舞跳起来

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首个除夕夜，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消失20年的交谊舞场面，这无疑敲开了交谊舞被封冻的冰面。

1979年在广州东方宾馆出现了国内第一座音乐茶座，随后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开始，舞厅迅速风靡大江南北。

当时各大公园、各个舞厅均可见到跳交谊舞的人群。伴随着邓丽君的歌曲，用卡式磁带机播放的流行音乐，祖国大江南北掀起了蹦嚓嚓、蹦嚓嚓的交谊舞热潮。每逢周六、周日、节假日，单位大礼堂小广场总要举办交谊舞会，“舞会”也成了年轻人中那时最时髦和最有吸引力的词。

不过，交谊舞讲究男女配合，身体接触比较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普遍保守，即便是再大胆开放的年轻人，和并不熟识的异性搭档跳交谊舞时，动作也会比较僵硬。

20世纪90年代初，舞厅正式进入到最为繁荣的发展阶段，大量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走进舞厅，当然也有因为跳交谊舞两口子打架后闹意见的，也有青年男女跳交谊舞搞对象的，这都属正常。

20世纪90年代末，交谊舞早已不是青年男女用来交友、展示青春释放活力的时髦玩意，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喜欢上这种能够舒缓身心愉悦性情的活动，于是“交谊舞”开始演变成一种全民健身式的运动项目。

排队打扎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少爷们悄不叽儿地流行起喝扎啤。尤其到了夏季伏天，餐桌上不摆两扎生啤，好像缺点什么似的。

因此休班在家或者家中来客，人们都会拎着保温壶，或提着塑料桶，去附近副食店排队打扎啤。于是，一到夏季，家家盛热水的暖瓶就临时成了盛扎啤的家伙什儿，胡同里出现了男女老少拎着各式暖瓶的壮观场面。大小副食店门前拎着暖瓶排队打扎啤，成为那个年代夏天一景。

那时，啤酒分生啤和熟啤，生啤较熟啤价格实惠 （五六毛钱左右一升），颜色透明，刚刚酿造出厂，口感新鲜，并且含有活性酵母菌，有更丰富的氨基酸和可溶蛋白，营养更全面。

打来扎啤再配上几碟小凉菜，白糖西红柿，凉拌土豆丝，凉皮儿黄瓜和油炸虾皮儿……邀朋唤友，岂不乐乎？

在扎啤供应紧张的年代，排长队是小事，大大小小的饭馆琢磨用各种花招，限制人们一次性购买扎啤的数量，以保证更多的人可以买到扎啤，缓解供求矛盾。其中一招就是“喝扎啤，得搭菜”，即买一扎生啤，必须配香肠、花生米，否则不卖。

不过，就是搭菜也拦不住人们喝扎啤的热情，大家宁肯买了凉菜吃不了扔掉，也离不开生啤，也要喝个痛快。说到底，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比过去更加懂得享受生活，也开始有条件享受生活了。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啤酒生产进入快车道，啤酒酿造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啤酒的品种、口味、规格越来越多样化。拎着暖瓶排队打扎啤、买啤酒搭凉菜的情景早已翻篇，今天，啤酒已经成了寻常之物，再也不需要排队去买了。

汹涌的南下打工潮 

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变的关键十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意味着农业产品，尤其是粮食市场需求开始饱和，农民种地收入也减少。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当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终于燃烧到祖国中部的偏远小镇时，人们不再满足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挣来的那点微薄收入了，终于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南下打工赚钱，用一腔热血和闯荡精神改变自己的现状。

那时，优先发展的广东一带是内陆许多省市年轻人眼中的天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青年也背起简单的行囊，登上南下的火车，冲进去广东打工的洪流中。

一列列缓慢南下的绿皮车厢内人满为患，你推我搡，过道内挤得水泄不通，就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了南下的打工者。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打工潮最盛的时候，很多人离开家乡南下闯荡。这种汹涌南下的打工潮，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肯定记忆犹新。

可是南下打工，哪有他们想象得那般美好。多数打工仔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经历了多少心酸泪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左脚？右脚？

改革开放后，生产大发展，我工作的国营第一印染厂是有名的大厂，生产规模大也很有钱。为丰富业余生活，厂里开始组织文艺宣传队，并组织多种体育比赛，还组建了厂乒乓球队、篮球队、象棋队，经常参加本系统的比赛和市级比赛。队员取得了一定的名次后，工会嘉奖他们为厂争光，还购置了运动服和演出服，这样也可以显示队伍的正规化和专业化。

有一次，工厂许多足球爱好者也准备组队参加比赛，足球队长统计队员名单，发现报名人数已超过30多人。统计下来，每人一套运动服、球鞋、护膝、足球袜就要花费不少钱。尤其是足球鞋一双十几元钱在当时是很贵的。这笔经费已远远超出预算，大家犯了愁。

一个不懂足球的领导说，“这个好办，统计一下足球运动员，你是左脚踢球，就只发左脚足球鞋，你是右脚踢就只发右脚足球鞋，每人发一只足球鞋，开支就省了一半。”

大家听闻，哭笑不得，事后背地里都叫那位领导“左脚右脚先生”。

买台电视全院看

那年头，谁家里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买的一台日本进口黑白电视机，因为没有有线电视线路，能够搜到的电视频道也就有限的几个，真正能既流畅又清楚观看的，只有中央一台和当地的插转台。

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壮观场景：一个或几个人站到院子里的电视天线杆下，不断转动天线，让天线左右摆动，屋里的人们紧紧盯住电视屏幕，七嘴八舌乱说：“向左边，向右边，别动，还不如刚才好呢……”突然感觉到画面已达到令人满意的要求，有人便冲着窗外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好啦好啦，停！”

摆小摊，搞副业，发家致富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市场活力，人们开始动脑筋，想多挣钱的那些聪明人行动可谓迅速。

有小手艺、小积蓄的人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有的修自行车，有的修雨伞，还有的挎个“海鸥”照相机，在火车站为旅客拍照留念。

没有技术的就在火车站、汽车站摆个小水摊，茶水二分一碗，白开水一分一碗，还有的拖个两轮地排车为顾客来回运输货物，这样靠技术与体力，稍微努力一下也比上班赚得多。

我有位同学的父亲会用石灰精粉画人像，画一张能赚二三十元，在那个年代这差不多是二级工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赚快钱，赚大钱的时机来了。

在那个年代，“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他们不生产任何商品只，进行倒买倒卖，这个群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最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我有个同事，就放弃了正式工的工作，辞职离厂，干起了走街串巷卖眼镜的行当。不久，这家伙还真发迹了，他有次请我喝酒时道出了真情。原来眼镜出厂价只有二三十元，贴上进口商标一个能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老花镜利润小，一副最少也可赚几十元钱，一个月下来他竟然能赚个万儿八千的。

还有的职工利用下班后的業余时间，在马路上摆个修自行车摊，一天下来也能挣十来块钱;有缝纫机的也在街区拐角处支个修补衣服、改裤脚的小摊子，一天也能挣几元钱贴补家用;还有的摆茶水摊、汽水摊、卖小米粥……

有一部分人发财比较快，他们大多都是因各种原因被工厂开除后失去了正式工作，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为生活所迫，所以只要能挣到钱啥事都敢干，有人卖热带鱼和金鱼，有人卖花卖菜，还有人摆早点摊，炸果子，卖酱菜，修鞋，修摩托车……

这部分人靠卖力气，靠抓住时机，靠勤奋努力，生活过得比上班人的日子都强，有的小商小贩还得意地对上班职工说：“上班挣那两个死钱干什么，一个月工资，我两天就挣回来了。”

我的一个好友的母亲因在家呆着闲不住，就用小矮桌，几把矮椅，一把茶水壶和几个小茶碗，在火车站附近摆了个茶水摊，一天下来能赚好几十元呢。

我这个好友后来摆摊卖馒头和小米粥，结果赚得更多，没几年的工夫赚了不少钱，后来当起了“倒爷”，去广东、深圳进牛仔服倒来倒去做起了服装生意，不久连工厂的班也不上了，雇人开起了服装店，再后来竟然又开起了服装加工厂，成了远近有名的“大款”。

今天回头看，改革开放确实让一部分有头脑，有胆识的人发了财，富足了起来。

先买带鱼，再看画展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文化及精神需求都有了不小提高，虽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但更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食粮。

我在工厂工会当美工，也经常想方设法让爱画画的工友们到外地参观画展，开开眼界，提高一下艺术修养。

石家庄离北京较近，全国美展在北京举行时，我一定会说服上级领导，然后组织全厂十几名宣传积极分子去北京参观学习。

一到北京住下，大家第一个建议是去北京西单菜市场买二斤带鱼。

北京人买带鱼凭票二角七分一斤，又大又好，外地人则每人限购二斤不要票的议价带鱼，每斤三角八分。

我们一大早背上画夹子，坐公交，排长队，先把二斤议价带鱼买到手，还有人排二次队，能买四斤议价带鱼，挂在旅店大窗外，然后再高高兴兴地去看画展。

真是民以食为天，食以鱼为先，什么全国美展，世界名画展都靠后站，得先找地方吃饱喝足后，再说展览的事，这也是硬道理呀！

（选自《齐鲁周刊》2019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