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下）

（四）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

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个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 《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那么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下来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使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访华前，基辛格等幕僚们为尼克松准备了厚厚的一撂背景材料，“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画线一事上看出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等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但是当天晚上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个麻烦跟中方无关—— 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傅立民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一名外交官，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准备的文章、备忘录等的起草工作，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之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 （霍尔德里奇） 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的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才能更好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主席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句毛主席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是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方面还是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做翻译。

无奈之下，美方只好救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的哪一首诗词里面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他很是郁悶，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给我一支烟来安慰我。”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味道很像英国烟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起来，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也能过目不忘。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对于选票政治的政治家来说，对公众形象的在意，显然非同一般。章含之也曾回忆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之前，她一直是为尼克松夫人做翻译。某一天，尼克松向中方人员委婉地提出要换一个女翻译，原因是站在他身边的冀朝铸身材太高大了。

（五） 打开窗口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 “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 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马毓真回忆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他们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两百多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们非得客观不可，他们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们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资中筠由衷感慨总理的气度。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八十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一百多，一共一百八十多人，由外交部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当时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我们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天津产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马毓真不无感慨地说。

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 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一百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三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 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 （美方） 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國和世界记者们用—— 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在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的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中央领导里，最重视新闻工作的、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资中筠说，“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她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 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得多—— 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打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了”，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人，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会反目了？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义正词严”地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 《时代》 周刊的著名记者白修德。资中筠说：“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者云集！”

（六） 为了下一次相聚

2月23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有一场会谈。周恩来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握手之后，周恩来准备脱掉呢子大衣，而尼克松很自然地接了过去，为他脱掉大衣—— 当这个镜头传回美国国内时，也轰动一时。“美国政治家比较会利用这种场合”，当时在旁边的唐龙彬等中方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尼克松的这一举动，当然很容易被理解为政治家的“秀”，可是从尼克松回忆录里对周恩来毫不掩饰的赞扬来看，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他发自真心之举。

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并不正常的1972年，周恩来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为破解中美之间隔绝几十载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

2月23号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25号是机动的，“但那时 《上海公报》 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号了，在此之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當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参观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晚上9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至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跟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但我们那时候是家家户户有联络员，都是什么代表，都拿了扫把上街扫雪去了”，唐龙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吩咐：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大褂。”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 “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会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观鱼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做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在杭州，国务卿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的 《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而如果国务卿不同意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跟随周恩来为其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颇感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上海公报》 最终顺利签署。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又被称为 《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和夫人钱行，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周恩来结识。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指定彭迪参加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接待。彭迪的“对手”是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彭迪回忆，“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记者是否有审查，我答复，没有，除非有造谣和诽谤的行为。”另一方面，周恩来特别交代彭迪，要密切关注美国记者每天发的消息，“注意研究他们的舆情”。

在中美双方终于签好 《上海公报》 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总理特地把彭迪叫去，当时只有总理一个人在。“他把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我，提醒我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总理还让彭迪参加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彭迪说，因为基辛格的记者会之后就是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宴会，他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不掌握，会很被动。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 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然后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作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 “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将更陷尼克松于不利，总理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中国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从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发现，他的行李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因为工作太紧张了，他们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就想把宾馆的中国糖果拿回去招待亲友。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十斤糖果。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 “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大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 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唐龙彬回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很多问题还没谈拢，我们也不能松口”，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总理在送别的宴会上，才揭开了这个谜底。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过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对那些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收获的可不只是中美建交这条大新闻。

尼克松访华和 《上海公报》 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對此，《毛泽东传（1949—1976）》 描述说：“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

（选自《中美建交亲历记》/李菁 著/黄山书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