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那些教授

郁达夫办酒厂

在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东亚共荣圈”计划、大举入侵亚洲国家的时候，郁达夫曾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还在那里办过一家酒厂。据刘保昌先生所著的 《郁达夫传》 中记述，作为一介书生出身的郁达夫，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短时间“下海”成为酒厂老板，还把买卖做得很不错，不仅让自己生存下来，而且重新成家立业。我想，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身上那种特有的适应能力和经营才能了。

作为文学家的郁达夫是人所熟知的。他曾留学日本十年，饱受民族歧视的屈辱，20世纪20年代，发表描写留日学生生活的自叙体小说 《沉沦》，蜚声文坛。大凡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有体会，“自我暴露”“忧郁抒情”是其创作的两大特点。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他：“达夫为人坦率得可以惊人。”他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态度、荣辱感受、猥亵念头、自私打算，甚至是性欲苦闷不加掩饰地奉献给自己的读者，其自我暴露的做法仿佛成了一种病态，而对青年来说，正好像是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他们的心，觉得他正是自己要找的朋友。我想，也许正是这样，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沉沦》 出版后，很快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热捧，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

1937年，郁达夫的命运发生重大转变。他先是到武汉配合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工作，随后进入新加坡 《星洲日报》 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期间，残酷的战争让他在富阳的家业毁于一旦，70多岁的母亲为躲避战乱饿死于山间，长兄郁曼陀在上海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爱妻王映霞也因战争离他而去，就连3万多册心爱的藏书也在战火中丢失。接二连三的不幸，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转为大量的政论写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恐怕是对日本友人新居格的公开回信。他是对新居格在两国交战之际对他的牵挂表示感谢，接着介绍了战争给他家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最后表明了中国必胜的信心。郁达夫在回信中这样说：“我们的老百姓，都因这一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尽了。”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蔓延，郁达夫被迫弃文从商，走上了办厂经商之路。1942年新加坡沦陷，为避开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郁达夫一行逃离美丽的狮城，辗转进入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缘于生计所迫，郁达夫改名易姓为赵廉，向当地华侨募集400盾资金，办起了“赵豫记”酒厂。这对郁达夫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成功则可生存立足，否则连糊口度日都成问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幸遇当地华侨许乃昌的帮助，他终于酿造出两种白酒，即“双清”和“初恋”两个品牌在市场销售，且卖得很好。从此，他重新成家立业，续娶广东华侨陈莲有为妻，再生一男一女，家有盈余。据他1945年所立的遗嘱记载：“统计目前现金，存两万余盾；家中财产，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可见，此时郁达夫也可算家境不错了。

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郁达夫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白手起家，把酒厂办得如此成功，他凭借的是什么？认真分析起来，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华侨的倾情帮助。在那抗日救国的年代，海外华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酒厂经营无论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得到了当地华侨的支持。这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二是自身的能力素质。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学的是经济，曾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这些知识对他的经营无疑有帮助。特别是郁达夫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懂日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到苏门答腊后，他很快就学会了马来语，这无疑为他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向外推销产品提供了方便。三是适合的产业行当。经营酒厂，销售是关键。郁达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颇懂酒文化，因此品酒、谈酒、销酒肯定都是好手。我想，这也许是他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尽管他隐姓埋名，妻子陈莲有也改名为何丽有，最终日本宪兵还是通过间谍机构查清了这个“赵豫记”酒厂老板的真实身份。尤其致命的是，郁达夫曾经被拉去担任过日本宪兵的翻译。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不久，日本宪兵担心郁达夫泄露他们的秘密，奉命对这类可能带来“舆论麻烦”的人物一网打尽。因此，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惨遭日本宪兵的秘密杀害。这样，尽管他早已安排同伴们秘密回国，但自己却再也无法生还朝思暮想的祖国了。

沈从文改行的背后

沈从文，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写小说，以其描写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表现独具魅力的“湘西世界”而蜚声文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他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突然中止，改行从事历史文物研究，在历史的瓦砾片、故纸堆里又探寻了大半生，终于成为新中国杰出的历史文物学家。沈从文的这一转变，我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应是一个长期引人咀嚼的话题。

1946年，中国由国共两党形成的内战全面暴发，沈从文以一种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以为与二十多年前军阀相争“既相异又相同”，希望理性能战胜野蛮，尽早结束这场“自相残杀”的争夺。他是个彻底的不结盟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者。这种“游离”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的态度，在当时被斥为“第四条道路”。到1948年，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中国已到一个时代更替的前夜。這时，站在“第四条道路”上的沈从文受到左联的激烈抨击。郭沫若在香港发表 《斥反动文艺》 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批评“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在人民‘今天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给了沈从文当头一棒。

在郭沫若文章的影响下，1949年初，北大的部分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猛烈批判，教学楼挂起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郭沫若 《斥反动文艺》 的文章也被抄录贴上了北大民主广场。沈从文自然不理解：自己虽然反对战争，但并没把战争的责任推向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有的主张也曾有过怀疑，但从不与之为敌。因此，他感到压力不小，陆续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敢明白肯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是虎，原本是一样的。”可见，沈从文此时十分痛苦，精神似乎已经错乱，因而，后来他连续两次发生自杀，试图了结人生。

对沈从文当时的行为，从同事、朋友、家人都好像一时难以理解。在这样一个旧政权结束、新政权诞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大都胸怀一种对新时代预期的欢欣，他却被孤独、恐惧、幻灭的情绪所笼罩，同事、朋友、家人的苦苦相劝都毫无收效，老是呆在家里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的。在上中学的两个孩子，以为父亲思想落后，“太不争气”，常常从学校带回革命道理，哭着鼻子与父亲辩论。沈从文却始终不能接受。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要求，手中这支笔已经过时，所写的东西不但于国家、于社会无益，恐怕还将带来危害。二十多年，从事文学创作，追求文学的意义，证实自己的生命价值，现在看来，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得不就此搁笔了。作为一名作家，不能写了，又能干什么？想到这些，自然让他感到从所未有的彷徨、伤感和恐慌。对此，季羡林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内心世界是什么滋味，他说不清，又有什么苦恼，他也难说清，但无疑应是相当痛苦的。

经过一段剧烈的阵痛，他并没有完全消沉下去，他最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择，放弃干了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从事历史文物研究。一个五十岁的人了，一切从头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领域，是否还能做出成绩，无疑风险很大。此时他已从北大调出，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他曾在湘西从军时为陈渠珍管理过各类文物，抗战结束后帮韩寿萱筹建过北大博物馆专业，四川土改回来又被抽调去清理整顿过北京的古董商店，因而积累了一点历史文物知识。就凭着这一点点本钱，他用一股惊人的钻研能力，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在历史文物研究这个大海中饶有兴味地遨游起来。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他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这些成果，像 《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 等，迅速成为学界引人注目的成就。尤为耀眼的是，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从事中国服饰研究，独自完成了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部伟大的著作。胡乔木在此书出版时专门致信祝贺，称“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尽管他在历史文物研究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但这么多年来不少人一直为他的改行感到惋惜，以为是新文学发展的重大损失。这自然有其道理。但细读凌宇所著的 《沈从文传》，让我感到，这虽是一个痛苦的决择，但也是一个睿智的决择。试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沈从文继续留在文学领域，按照“政治高于一切”、“文艺从属政治”的要求，他还能写出像 《边城》 这样不朽的文学作品来吗？又能有与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媲美的创作成就吗？我想很难。这也应是一个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结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在1980年到美国交流讲学时对自己的改行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的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为古人。我现在居然还能在这里很快乐地与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不是消极的退隐。”这话无疑说得相当实在。我想，它说明，该放弃时则放弃，恐怕才能算是真正的智者之举。

林语堂亦曾“打狗”

国人恐怕大都以为，林语堂是位顽固的“费厄泼赖”推崇者，抱着不打“落水狗”不放，所以受到鲁迅先生的批判。其实不然。据施建伟先生在《幽默大师林语堂》 中的介绍，这位幽默作家曾经一度“不仅心悦诚服接受了鲁迅的意见，而且还积极投入鲁迅发起的‘打狗运动，撰写了一系列的‘打狗文章，在数量上甚至超过鲁迅，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因此，在当时就有人称他为“语丝急先锋”。

如果回归历史原本，真正首倡“费厄泼赖”的人也并非林语堂先生，而是当时“语丝派”的主帅之一周作人。1925年冬，《语丝》 杂志展开对语丝文体的讨论，周作人在 《答伏园论语丝文体》 一文中首先提出“费厄泼赖”概念，以为在“费厄泼赖”这一点上“可以自信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应成为语丝文体的一大特色。林语堂随后发表了《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可以说，他的文章只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和对英国绅士风度向往的心态，对周作人的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以示对主帅的一种配合。然而，却很快引起了“语丝派”另一主帅鲁迅的注意。鲁迅并不赞同“费厄泼赖”的观点，主张痛打“落水狗”。因此，也就有了曾经很长时间保留在教科书中的那篇著名杂文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其实，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林语堂也很难算一个“费厄泼赖”的忠实践行者。在几乎与语丝文体讨论同时发生的“首都革命”中，他表现出一種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决非不打“落水狗”。首都群众在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捣毁章士钊、刘百昭的住宅，火烧作为政客喉舌的 《晨报》 报馆。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林语堂不仅以笔积极参与战斗，而且拿起竹竿、石块同北大的学生一起直接走向街头与军警搏斗，做出了语丝派成员无人能做出的行动。他以在圣约翰大学炼就的投掷垒球的技巧，常常用街头的石块准确击中军警雇来的暴徒，获得师生们的满场喝彩。以致后来，尽管自己也因被暴徒的石块击中，眉头很长时间留下疤痕，但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却总是眉飞色舞，以此为荣。

不过，林语堂真正作为“急先锋”，追随周氏兄弟痛打“落水狗”、“丧家狗”，却是在鲁迅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后。他连续发表了《打狗释疑》、《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 一系列文章。特别是，面对1926年“三·一八”血案的发生，他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次经验”，与许寿裳一同亲自前往血案现场，协调后事的处理，并顶着当局对死者栽赃诬陷的压力，将两位烈士的遗体运回学校，举行追悼大会。在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便激愤疾书写下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一文，以为刘和珍是他“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其“政治的识见，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大张“女革命之先烈”的战斗精神。在当时撰文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的作家无疑也并非就只林语堂，但他却是第一人，比鲁迅先生的 《纪念刘和珍君》 也早十天。

林语堂对自己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这段“打狗”经历，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当年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时事政治信口批评，因此我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的一个激烈分子。”足见其当时的影响确实不小。但今天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大都以为他只是鲁迅的论敌，却不清楚他与鲁迅也有过合作；只知道他谈幽默，却不清楚他亦曾“打狗”。酿成这一现象，我想，恐怕与因“权威注释”而贴在他身上的那条“标签”：“以自由主义者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不无关系。我们长期以来对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往往不是依事实说话，而是附和主流意识进行取舍。这也许正是今天我们对不少历史现象的评判有失公允的根源所在。

浩然出面保护杨沫

“文革”中，许多作家都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指“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受到批判，杨沫也不例外。她的 《青春之歌》，尽管在當时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小说之一，但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与众不同的是，由于她敢于不断地设法与“造反派”周旋，特别是由于浩然的出面保护，使她免遭了被公开揪斗的冲击。

据说，杨沫为写 《青春之歌》 这部小说，带着病痛的身躯，花了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1958年1月出版后，好评如潮，连连再版，到6月份就已发行了39 万册。但让她未能想到的是，不久便遭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批判，且迅速引发了一场对 《青春之歌》 的大讨论。郭开的主要观点是：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特别是没有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缺乏真实的反映。在这场讨论中，虽仍不乏批评的意见，但大多数人则并不赞同郭开的观点。一批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像何其芳、马铁丁、孟亚辉等，也都先后发表文章。1959年4月《中国青年》刊登了茅盾的 《怎样评价 〈青春之歌〉》 一文，可算是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他指出，《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也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来看，指责 《青春之歌》 坏处多于好处，或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至此，关于 《青春之歌》 的争议，总算是告一段落。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青春之歌》 让杨沫再次紧张起来。曾在小说出版时和1959年的讨论中为她说过话的人，像何其芳、马铁丁、阳翰笙等，都相继被打倒，杨沫预感到自己也难以幸免，压力不小。1966年9月北京广播电台果真开始播出郭开批判 《青春之歌》 的文章。郭开的文章，与上次不同的是，不再是揭露小说中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问题，而是直指 《青春之歌》 是一株“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这顶“帽子”显然不小，吓得杨沫不得不赶紧给主管她的北京文联写信，请求帮助调查核实。她在信中说：“《青春之歌》中尽管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写作的时候，我是从心底里热爱我们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中提到毛主席和红军不下二十处，却无片言只字提到刘少奇”“遵义会议后，党之所以走上胜利的道路，包括‘一二·九的胜利，完全应归功于毛主席，要歌颂也就应当歌颂毛主席”“文联是我的所在单位，对我的这些情况，请帮作全面的调查研究。”杨沫的请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当然难有结果。

问题不能澄清，接踵而来的无疑是要被公开揪斗。面对残酷的现实，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杨沫，没有选择束手就擒。那段时间，她可以说就像与日本鬼子打游击一样，经常东躲西藏的，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不管是北京电子管厂还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举行批判 《青春之歌》 的大会，其他的有关人员都“老老实实”地按通知到了，她却总是不见人影。最有意思的是，她很会利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权威张春桥、姚文元过去对 《青春之歌》 的正面评价来对付前来的“造反派”，采取“拿大鬼打小鬼”的战术。她把姚文元曾经写的 《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 评小说〈青春之歌〉》 的评论找来，专门用以驳斥郭开的 《揭穿一个极端险恶的大政治阴谋—— 坚决批判 〈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 的文章。女儿小胖帮着妈妈将姚文元对 《青春之歌》 的赞美和郭开对 《青春之歌》 的批判进行条分缕析的对比，然后写成传单，向外大量散发。由于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特殊的政治地位，还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不过，真正让杨沫最终免遭了由《青春之歌》带来的揪斗的，应该还是浩然的出面保护。根正苗红的浩然，当时是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副主任，虽然主任是赵树藩，但浩然实际上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头儿。他认为，杨沫在历史上是清白的，在政治上也与刘少奇、彭真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每当“造反派”要揪斗杨沫时，他便出面阻拦。特别是，1967年4 月，他从 《红旗》 的老同事那里听到一些有利于杨沫的话后，感到有了最佳“挡箭牌”，便把这些话整理成一份大字报，由杨沫的女儿小胖张贴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厂部去。文章针对郭开的谎言说：“《红旗》 编辑部已着重声明：郭开作为一个读者，可以对任何作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说 《红旗》 杂志约他写批判 《青春之歌》的文章不是事实。《红旗》 从来没有找过他，更没有请他写过批判文章。郭开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曾经三次把他写的批判 《青春之歌》 的稿子寄给 《红旗》，经编辑部研究后，已经退稿。此后，《红旗》 编辑部从未跟他联系过。”这下郭开急坏了，随即跑到文联大吵大闹，文联内部也形成两派，僵持不下，最后浩然与郭开相互揪着对方的衣领，到 《红旗》 编辑部对质。

经过浩然的这次斗争，加上 《红旗》 当时的权威，杨沫在“文革”中成为老作家中最为幸运的人，免遭了公开批斗。杨沫自然对浩然为她作出的担当深为感激，但浩然后来却因此受到了“军宣队”的点名批评，一连遭到三个月的批判，说他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可见，担当有时必然会有所付出，没有一点勇气显然是不行的。

（选自《过去的那些教授》/鲁建文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