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北状元PK战

王月

科举考试，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径。站在金字塔尖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而状元们籍贯的变化，也反应了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巨大变迁。

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伴随着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

拼才华，更要拼关系

隋文帝开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一般认为，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 （文科状元） 是唐武德五年 （622年） 的孙伏伽，但这一说法也有争议。

受限于史料，历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人数，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一般认为在700人左右。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代一般不举行殿试，会试就是最后一次考试，所以状元就是会试第一名。

但唐代状元并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也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如王维、柳公权等人，史书中只称“中进士”，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

唐代状元含金量低，究其原因就是唐代的试卷不仅不糊名，考官还会根据考生的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决定录不录取。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们把平时写的一些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呈送给朝廷权贵或者社会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

最有名的典故，就是王维为了考中状元而博取太平公主的推荐，便在宴会上给爱好音乐的太平公主弹琵琶，借机送上自己的行卷。

所以，想成为唐代状元，不仅要拼才华，更要拼关系。像王维这样的名门子弟，优势相当明显。在唐代，名门望族有“五姓七望”之说—— 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王维即是出身太原王氏。

这些名门望族无一不在北方，这也是唐代状元以北方士子为主的原因之一。相比北方，那时的南方虽然有八王之乱后南迁的世家大族，水稻生产也渐成规模，但论状元数，还是被北方碾压。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安史之乱。北方生灵涂炭，人口南迁，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超越北方。南方状元的人数占比，也从安史之乱前的一成多，上升到三成以上。

宋代的状元很值钱

到了宋代，南方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几十年后这一数字就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由此可见南方的富足。

百姓生活富足，就要开始增加教育上的投入。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人数，已能与北方并驾齐驱。

但北方还是领先一点，个中原因，就是北宋初年的皇帝和宰相都是北方人，他们对南方士子多少还是有些偏见。最偏激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相传他的遗训之一就是“南方人不许当宰相”，十足的“地域黑”。

同样不靠谱的还有他选状元的方法—— 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谁最先交卷即為状元。但在开宝八年 （975年） 乙亥科的殿试中，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同时交卷，这下赵匡胤就犯了难，沉吟许久，他下令让两人在朝堂上摔跤，谁赢谁为状元。

最后，因为王嗣宗有点秃头，陈识则头发茂密，陈识被王嗣宗揪住头发摔倒在地。王嗣宗就这么中了状元，因而被人戏称“手搏状元”。

赵匡胤这么玩，跟他行伍出身、性情粗豪有关，但赵匡胤一介武夫，却十分钟情于“文治”。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赵匡胤作了两大改革。

一是废止了唐代以来的“公荐”制。考生再也不能从达官贵人以及主考官处获得推荐。二是开启了殿试，进士们都成了“天子门生”。这两大改革，都能减少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后来又有了“糊名弥封”和“誊录法”。

这些举措，都大大增加了进士乃至状元的含金量。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培训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前后共任用宰相七十一人，其中进士出身六十四人，非进士出身仅七人。

至于状元，及第后一般都只在地方大州当三年通判，待下科状元产生即调回朝中任职，并迅速提升。北宋状元官至宰相 （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 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状元及第之荣耀，有人甚至赞叹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地域歧视再也不管用了

状元如此重要，同样是“地域黑”的寇准必然要争一争。宋真宗年间科举考试完毕，成绩最好的是山东人蔡齐和江西人萧贯，寇准是陕西人，自然站蔡齐这一边。他对真宗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说那些南方小地方的人不适宜当状元。

最后真宗果然点了蔡齐当状元，寇准十分高兴，逢人便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还有江西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真宗对他赞赏有佳，赐以同进士出身。

寇准又站出来反对：“殊，江外人。”所谓“江外”，即是江南。这次就连真宗也看不下去了，反驳了一句，“张九龄 （唐代开元名相） 不也是江外人吗？”

地域歧视不限于士子，有时就连官员也要被连累。宋真宗想要起用王钦若当宰相，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但不用南方人当宰相这个祖训，实在不合时宜了，因为那时的科举考试，南方人录取的人数已远超北方。所以后来宋真宗还是起用王钦若为相。

这时，南北两派的攻守之势，已经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主张，变成了争取保障北方士子的进士名额，这就有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

来自山西的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各路 （省份） 按照举人录取名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录取进士，这样就能保证北方士子的“基本盘”。

但对于士子质量更高的南方而言，这就没法接受。所以来自江西的欧阳修的观点是凭才取人，公平竞争，不搞“配额制”。宋英宗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继续凭才取人。

南人和北人斗争的最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党核心，如吕慧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都是北方人。

新旧党的斗争，当然是利益集团的斗争，但地域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王安石一心为国，在科举这件事上，他认为现在进士科所考的诗词歌赋毫无用处，所以规定进士科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等。

这个改革看上去有利于恪守传统经学、不尚浮华的北方士子，但万万没想到，南方人擅长的不仅是诗词歌赋，经义和时务策也不逊色，南方士子依旧在进士及第人数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据学者统计，现在有据可考的北宋进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所占为9164人，北方仅有466人。

朱元璋炮制了“南北榜糊涂案”

到了南宋，北方沦为故国，状元榜渐渐也被南方人独占。南方免于战乱，社会安宁，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而一个地区重学之风一旦形成，便会延续下去。

然而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学却无从发挥。朝廷78年不开科举，后来虽开了科举，但其制度设计在各方面对南方人都不公平。即便侥幸中了进士，也只能做小官。绝大部分文人入仕无门，便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倒是促成了元曲的空前繁荣。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南方士子这才又成碾压北方之态。最夸张的一次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 丁丑科春榜，该科开榜后，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这便引起了落第的北方士子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控告考官阅卷不公，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为此大为震怒，命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但让人尴尬的是，他们选出的北方考生试卷，不仅文理不佳，还有犯禁忌之语，一份合格的考卷都没有，可见北方考生水平相当一般。

但朱元璋更愿意相信，是这些南方人串通一气，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选出来给他看。于是下令，涉事人等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戍边，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为平息风波，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录取名单：61名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所以该榜又称“北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因为前榜全为南方人，而后榜又全是北方人，所以老百姓又称之为“南北榜糊涂案”。

但与其说这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事件，还不如说是朱元璋在搞平衡，借此案来笼络北方知识分子。

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没来得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 （1425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分卷取士遂成定制。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规定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

南北分卷，顯然有利于北人。但南人的优势太明显，所以在实际录取时，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会略高于规定，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点。但这只限于会试录取，到了确定进士排名的殿试，就不存在人数限额问题了，完全是自由竞争。

明朝276年期间共出了89个状元，其中南方78人，北方11人。这个比例，大概就是南北方士子水平的真实差距。

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

在明代，分榜制度有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效，但缺点也很明显。

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这就形成了“乡党”，以其首领的籍贯命名，如浙党、楚党，齐党，合称齐楚浙党，后来他们投靠魏忠贤门下，形成阉党，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开始反击。这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应试的三十余名复社成员全部中举，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

复社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主考官姜曰广正好是东林党人。到了第二年会试、殿试，复社诸人也是成绩骄人，吴伟业为榜眼，夏曰瑚为探花，加上同为东林党人的陈于泰拿下状元，三甲已被江苏人垄断，而有趣的是，主考官、首辅周延儒也是江苏人。

周延儒能当上首辅，其实就是张溥、吴昌时等人的功劳。他们采取“众筹”的方式集资，合力把周延儒推上首辅之位。周延儒回报的方式，就是帮助复社诸人进入政坛。自此，复社其实就是科举利益联盟了。

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然而复社的堕落也自此开始，明亡后，不少复社中人不能保气节，与在科考中长期营私或也有不小干系。

清承明制，科举也不例外，只是在南北分卷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区域配额越分越细。相比明朝，清朝状元的南北分布基本没变化。

在114名状元 （其中2个满人状元，1个蒙古状元） 中，南方占了100人，其中经济发达的传统考生大省江苏、浙江占了七成。北方只有11人，排名前列的是山东和直隶，这与明代基本一致。

光绪三十年 （公元1904年） 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相传这个状元是慈禧太后“改”出来的，原本确定的状元是朱汝珍，榜眼是刘春霖。

但名单呈上去，慈善太后发现朱汝珍的名字中有“珍”字，联想起珍妃。而朱汝珍又是广东人，跟康有为、梁启超是同乡。慈禧心中不快，又看到刘春霖的名字吉利，加之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人，“肃宁”二字也吉利得很。于是慈禧便点了刘春霖为状元。

但这个故事，显然跟很多其他关于状元的传说一样，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按清朝殿试的制度，能点状元的只能是皇帝，而皇帝在圈定“状元”之后，才能拆开弥封，才知道这个状元名叫“刘春霖”。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