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杂文二题

闲话 《四库》

不避皇上名讳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召见刘大杰教授，谈了许多文学史上的问题。大杰先生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作过传达。笔记已失，记忆难详，只记得说过不喜欢杜甫，喜欢三李一类的话。三李者，李白、李贺、李商隐也。讲到李贺，还曾说他思想解放，敢于直呼帝王的名讳。如 《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茂陵刘郎秋风客”，称汉武帝为“刘郎”；《苦昼短》中“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把秦皇汉武连名带姓地叫了出来。那时读书不多，很觉新鲜。

其实，对于前朝皇帝不避名讳，似乎也算不得大不敬。《北史·文苑传》 有“颉颃汉彻，跨蹑曹丕”之句，宋代李廌也有诗道，“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因此，单凭直呼前朝皇帝的姓名，还不能判定是否思想解放的。只不过这些都被爱新觉罗·弘历下令删掉了。对于皇上，不管是本朝的还是前朝的，都要毕恭毕敬，那是“我大清”的规矩。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年），这位皇上翻阅四库全书馆进呈从 《永乐大典》 中辑出的书，偏偏读到了上引李廌 《济南集》 中的那首诗。于是大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李廌乃宋臣，汉武帝是中国正统的皇帝，他们家老祖宗未必不曾当过汉代的臣僚，怎么能乱摇笔杆，不顾名义，这样轻妄！“乃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来。”于是命令 《北史》 中的“汉彻”要改为“汉武”，《济南集》 中这句诗要删除，而且要告诉四库馆臣，校勘书籍的时候，凡遇这样的情况，都要“加签拟改，声明进呈。”

我不曾翻检 《四库全书》 本的李长吉歌诗是否已遵旨改过，如果纪昀之流不曾偷懒，毛泽东看到的李贺诗集，大约不会是四库本。由此，也可以明白，我们实在不必把那部钦定的 《四库全书》吹得天花乱坠，相反，用到它时倒要多存一份戒心，因为那是皇上为了他的利益做过很多手脚的。

此一时，彼一时

帝王们都是实用主义者。在尚未得天下时，大抵是能够“礼贤下士”的。那时，“三顾茅庐”也好，“解衣推食”也好，“招降纳叛”也好，全都可以办到。话怎么说着好听怎么说，事怎么办着好看怎么办，对底下的僚属，不管是一同在草莱中结义的，还是半路上投降的，真个如兄如弟，如糖似蜜。想当初，清兵入关之际，对于明朝的官员将领，只要肯降，便求之不得，封爵封王，毫不吝惜，因为这些人的归降瓦解着明王朝的势力，加强了清政权的地位。但是，谁要是以为皇上真个是求贤若渴，“革命不分先后”，那就大错特错了。但凡皇上，他对望风来降的一向心怀疑忌。他的逻辑是，既然今天可以叛明而降清，明天便可以叛清而降别的什么人。因此，一到龙椅坐稳，首先拿来开刀的便是这批“贰臣”。吴三桂之流拥兵自重，报应之速不去说他，就是钱谦益这样的文化人，死了以后也终于难免重新拉出来“鞭尸”。

钱谦益在明末当过礼部右侍郎，在南明福王时当过礼部尚书，降清后又当了六个月的礼部右侍郎。虽不是位居极品，却可算得“文化班头”。黄宗羲称他“主文章坛坫，几与王弇州（王世贞）相上下。”但是到了乾隆时，沈德潜进 《国朝诗别裁》，以钱谦益冠卷首，乾隆就命撤去其诗，理由是，钱“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接着，在编纂 《四库全书》 时，又下令各省督抚，将民间所藏钱氏著作全部收缴销毁，理由仍是“其人既不足齿，其书不当复存。”接着，又下令所有钱氏作序、收有钱氏诗文或引用钱氏言语的著作，一概都要删削。不仅如此，乾隆还下令要为钱谦益之流在国史中立《贰臣传》，“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和钱谦益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吴伟业、龚鼎孳、洪承畴、祖大寿、王永吉、叶初春等一批人。倒是当初令清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宁肯死节、不愿降清的硬汉子，乾隆这时又假惺惺地予以褒扬。在乾隆看来，死人不会再捣乱，褒扬他们可以励臣节，学他们的样，便会忠于现在的主子；而变节之人，利用价值已无，鞭尸扬灰全不足惜，省得看着他们荣华富贵眼红，一有风吹草动，就学着他们倒戈。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糊弄皇上

今天的人，已经少有见过皇上的了。对于皇上怎么生活，怎么办事，也都不甚了了，即或从书上看到一点，也往往语焉不详。所以，将皇上拍电影，拿皇上做广告，都可以从心所欲，爱怎么说怎么说。看的人呢，只要故事好看，言词动听，也懒得去辨什么真假。历史学家忧心忡忡，专门召开座谈会，呼吁尊重历史，但真正按照史实写的，偏又不叫座，看客们似乎宁可听那些好玩儿的胡说八道。

其实，真实的历史也是很有趣的，只不过许多事儿，编戏的人没有把它发掘出来。就说臣工们怎么变着方儿糊弄皇上，若有人把这些事情钩稽出来，恰当地写进戏里，一定很有意思。

翻看编纂 《四库全书》 的一些史料，就深感臣工们应付的巧妙。应付也是一种才干。

《四库全书》 是乾隆亲自“挂帅”的。有人以为皇上挂帅，一定言出必行，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其实大大不然。底下人有底下人的办法，皇上再精明，也跳不出他们的掌心。

比如说，皇上要抄书抄得快，限时限刻完成，怎么办？抄书的人有应付的法子：有钱的可以雇人帮着抄，不是要快吗？贴一点钱，雇几个工，眼下赔点儿，只要皇上高兴，说不定赏个什么差使，那可就全捞回来了。没钱或舍不得往里贴钱的呢，就整卷整卷地漏抄，甚至來个“空盒记” ——书套子里是空的。要不就把书铺里的“坊本”塞在里面顶数。这类事书成之后是屡有发现的。

皇上编书要编得快呢，也一样，马虎一点就是了。现在都说编 《四库全书》的是纪晓岚，其实同他一起负责的还有陆锡熊，在他们上头还有大学士于敏中。许多方针、办法，都是于氏在那里指挥的。热河是清王室的夏宫，《热河志》 是原来就有稿本的，编 《四库全书》 时，皇上要重修，而且限时很急。负责修书的人很是认真，写信给于敏中，要他帮助弄清各处行宫的间架方向，不但要弄清新的，还要弄清旧的。要讲认真办书，自当如此。但现在是给皇上当差，他要快，你就不能慢慢来。必得先糊弄住了皇上才成。因此，于敏中就指示下属：如果要把行宫的间架方向一一弄清，不但今年完不了，而且明年也完不了，皇上既然没有这样要求，又何必自讨苦吃。只要按皇上说的要求做了就行了，不要再节外生枝。以这样的态度编书，能有高质量吗？这事儿于敏中最明白，所以他感叹道，像 《玉海》、《日下旧闻考》 这类有用的书，私办更胜于官办。

再有，皇上贪多，贪大。这一点于敏中早就看出来了，因为乾隆几次问他，历朝历代购求遗书，哪朝最多？从问话里听得出，乾隆是想创个记录。皇上有这心思，就得迎合，得变着方儿把书的总数说得多点，以满足皇上“好大”的需要。没有那么多怎么办？有办法。于敏中指示陆锡熊、纪晓岚，各种丛书，若一总算，只能算一种；如果把丛书拆开来算，数量就多得多了。比如 《广汉魏丛书》，若总算只一种，拆开来就有七八十种；而 《津逮秘书》，拆开来更有一百四十来种。于敏中还有个更讨巧的主意：按卷统计。一种书，如果论卷数，那数字又不知要多出多少来。不妨摘抄他的两封信，以见臣工们的数字游戏是玩儿得何等出色：

四库各书，总数已至八千，原不为少。但见所开之单止论部数，似当汇总而计。如 《汉魏丛书》、《津逮秘书》 之类，若分列书名，不下百余，而总计只两种耳。

前次奉旨查历代所购遗书何代最多，已据录寄，尚未覆奏。愚意以历朝之书，多以卷计，此次书局所开及外省所送，各以部计。若就其卷帙，折衷言数，不知当得几十万卷？希足下约核一下大概，寄知，以便奏覆也。

玩弄数字，是糊弄上司的最佳手段。这法子似乎至今尚在使用。

乾隆自以为是本事极大之人，他也确实能把臣工玩弄于股掌之上。许多为他的 《四库全书》 效尽犬马之劳的人，待到书成，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像陆锡熊、陆费墀，死得都是很惨的。但是，他自己也一样受到了臣工的糊弄。一部 《四库全书》，他自以为是一件丰功伟业，不朽盛事，其实，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办书要旨，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世之震惊 《四库全书》 者，可以不必矣。”今天对 《四库全书》 敬畏如神，大吹大擂者，大抵是不明底细，因而受了被糊弄了的皇上的糊弄了。

明白了这种糊弄可以达到怎样的地步，也就一定明白把 《四库全书》 吹嘘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若不是自己并不明白，就是想让“别人”跟他们一样地不明白。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

今之学者

读书的难，倒并不全在词义的理解，更多是时代的隔膜。

譬如 《四库全书》，这是今天一些学者一说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文化工程”。《全书》当时抄了七套，三套已经毁于战火。剩下四套，杭州的那套是散失之后又逐渐补齐的；运到台湾的那套，前些年已经翻印出来；最近，另一套又要翻印了。报刊上介绍说，翻印这套 《全书》 是让“中华民族的这套文化精品”重现于世，不但能“维护国家统一”，还能“传承民族文化”，真像又发掘出了什么宝贝一样，好在吹法螺不犯法。

先前的学者说法不同。周作人在一篇回忆中说：“鲁迅平常有一个意见，似乎一直不太为人所注意，所了解继承。这便是他看不起 《四库全书》 以及 《康熙字典》 等官书的意见。”鲁迅的意见明明白白载于他的著作，毋庸具引。其实，这也是周作人和当时许多学者共同的认识。周作人说：“《四库》 是什么呢？这只是清朝乾隆帝弘历所开办的图书馆，收集的东西虽不少，却都是经过誊写，不讲校勘的抄写本，装潢好看，内容并不可靠，远不及后来诸家各校本之有学术价值，此其一。”抄书的都是一般举人、秀才，“这些科举出身的老爷们本来不懂得什么是学术，抄写编纂只当作差事公事办，而皇帝是天作之圣，君师合一，更是任意妄为……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 《四库全书》 的一个大收获，此其二。”周作人对皇帝的任意妄为举了几个实例。比如，陈寿的 《三国志》 记关羽死后追谥曰壮缪侯，但乾隆大概看三国演义入了迷，要赏关羽一个好谥法，硬说 《三国志》 不对，下令改为“忠武”。于是今之学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四库全书》 里的 《三国志·关羽传》就说是谥忠武了。除了这类可笑的事情，还有许多更为可恶的事，那就是大段删改原书，使之符合皇上的口味。有时为了做得让人看不出来，删改处竟像织补匠一样做得字数都一样。周作人认为，对 《四库全书》 和康熙、乾隆两朝编纂的那些官书称道不衰，“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他还说，“什么时候中国读书人不再迷信 《四库全书》，不再依靠 《康熙字典》 了，那时中国的国文国学才会有转机。”

看来，先前的学者和今之学者确有不同。前者有不迷信皇上的勇气，而后者一说皇上膝盖就软；前者对书，要求可靠、有用，后者则讲规模、讲装潢、讲皇家，唯独不讲可靠；前者对文化统制、思想控制敢于起而抗争，后者对此则已麻木，甚至在赞美这种文化的屠戮了。这样的差别大概也是风气使然吧。诗曰：

《四库全书》 新样妆，

你方下场我登场。

算来几十年间事，

一统天下是颂扬。

拍马文章

“千错万错，礼多不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过去社会的经验之谈。大概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送礼没有拒收的，被拍马屁没有不喜的，所以流传了这样的民谣。在一般人眼里，就是阎王老子，听到马屁也是高兴的。

一则笑话说：一个秀才专擅拍马，这日寿终正寝，来到阎王宝殿。阎王斥他不务正业，不攻文章。他大叫冤枉，并称愿意当场殿试，即请出题。阎王思题之际放了一屁，为掩饰尴尬，便道：“就做一篇‘屁吧。”那秀才果真有倚马之才，当即念道：“伏維大宗师。高举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听了这篇颂词，不觉破颜一笑。这一笑，原先的痛斥之心便抛到莫须有之乡了。或许痛斥之后本要惩处，这时也就认真不起来了。

笑话本只当笑话，看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不料闲翻笔记，竟真有比放屁文章还要令人恶心的马屁，而且拍马的人颇具文采，比上面那篇可要写得高明多了。

贾似道是南宋宰相，也是有名的蟋蟀宰相。在他当政的时候，弄权朝中，刮地民间，有诗讽刺道：“三分天下两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但是，善拍马者却依旧年年唱赞歌，越唱越起劲。贾似道在西湖边，依山傍水，筑半闲堂。平日朝政不理，只在半闲堂里打坐，斗蟋蟀，与旧宫人及尼娼鬼混。这样的骄奢淫逸，竟也有人作词颂道：“天上谪星班，群真时往还。驾青牛，早度函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寰。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把贾似道夸作神仙一流人物。

贾似道的生日是八月八日，马屁精们这时便从各方云集，大做拍马文章。一个比一个调门高，一个比一个肉麻。有说他“只手护山川”、“扶红日中天”的；有赞他“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的；有称他“上天将相，平地神仙”的；也有说他功比周公，是“半闲之姬旦”、“一品之曾参”的。后来贾似道出师兵败丁家洲，便有人作诗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我常想，何以马屁能历千年而不衰？难道拍马者竟无一点羞耻之心？后来想通了，大抵是拍马者的富贵心压倒了羞耻心。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被拍者既然都是权势者，他们就可以给拍马者富贵。一方需要听颂歌，一方希望得富贵，双向互动，于是拍马的路上便熙熙攘攘了。没有爬上去的想爬上去，爬上去的想爬得更高。只要权势者喜欢，拍马的声音就会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升迁有望的时节，这种拍马会成为一种竞赛，人人争先恐后，个个一马当先，生怕自己落后，生怕调门不高。至于那些拍马的文章，虽然可以写得花团锦簇，可以写得文采斐然，最终仍脱不了阎王给那个秀才出的考题：放屁文章。

杜绝这种放屁文章不是没有办法，一是权势者厌恶拍马，喜听实言；二是权势者不能以自己的权势给拍马者所需要的富贵。前者靠权势者的自律，不可靠；后者靠制度的制约，很难。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两条，拍马文章是会绵延不绝，传诸万世的。

（选自《空桶时代》/陈四益 著/金城出版社/ 201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