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历史研究》杂志的日子

章开沅 彭剑 整理

三个“不适当”

1974年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华中师范大学通知，我被 《历史研究》 编辑部借调，需马上动身到北京报到。学校党委副书记刘丙一找到我，显得很高兴，说通知是中央下达到省里，由省教育厅下达到学校的。他叮嘱我去一趟省教育厅，并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学校很高兴，应该给学校增光。”

我一听，轻松半截。原先是一个戴罪之身，现在居然可以给学校增光。我遵照指示，去了省教育厅，见了几位老领导，又听了几句鼓励的话。但对于何以被借调到北京，依然一头雾水。

多年之后，才有人告诉我，原来，我的两个老友戴逸和苏双碧曾参加最初 《历史研究》 的复刊筹议。他们看我长期处于被批斗的境地，想拉我一把，于是把我列进借调名单。

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一“内幕”，但我确实把能被借调到 《历史研究》 编辑部视为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报到。

去了一看，担任编辑工作的，都是从各地高校借调来的，有些认识，更多的则不认识。胡绳武负总责，宁可当副手。与上级联络，主要靠曹青阳。曹青阳是北京工业学院团委书记，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但他是真正的头儿。我注意到，专业人员中，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为能借调到 《历史研究》 编辑部感到荣幸。除了业务人员，还有“掺沙子”进来的几个工人，我记得有一个老王师傅，来自天津东站；有一个叫做方黎燕的小姑娘，来自北京汽车修配厂；还有一个小王师傅，是从沈阳一家工厂调来的。

报完到不久，我去看望东老 （杨东莼，章开沅先生习惯称其“杨东老”“东老”）。多年不见，历经沧桑，彼此都有些激动。才进门，就听到楼上传来东老浓重的醴陵口音：“开沅同志，你来了！”

一番寒暄之后，我告诉东老，此番来京，是被借调到 《历史研究》 编辑部。原本认为东老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他却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呀，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一个不适当的单位，参与一件不适当的工作！”

原来，他和 《历史研究》 原主编黎澍是同乡，他们私下有机会交换意见，他了解一些“高层”的信息。根据他的判断，复刊后的 《历史研究》，将会成为“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批孔”的工具。

他对当时的史学热门“儒法斗争”非常痛恨，愤愤地对我说：“什么儒法斗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连一点常识都没有。你看过‘大参考没有？连苏联学者都骂我们无知。这是民族的耻辱，我要给总理写信，向中央提意见！”

东老一向温文尔雅，但那一天却显得非常激动，不断拍桌子宣泄怒气。临别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工作，干不久的，干不久的。”

本来认为是天降良机，没想到被东老泼了冷水，连说三个“不适当”。这令我十分困惑，但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编辑部与“四人帮”

但 《历史研究》 和“四人帮”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四人帮”是如何控制 《历史研究》 的，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历史研究》 复刊之后，不归原来的主管单位学部 （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是归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国务院教科组在1970年成立之后，接管了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是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一种说法，迟群主管 《历史研究》，曹青阳直接与迟群联系。但曹青阳自己回忆说，他的上司不是迟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组的领导。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迟群到编辑部的记忆。李琦曾任周恩来秘书，水平较高，态度平易近人，从不讲空话。

如果迟群直接主管了《历史研究》，那 《历史研究》 与“四人帮”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阳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迟群，也还不能排除“四人帮”控制，至少是影响 《历史研究》 的可能性。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写作组，叫做“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人。迟群是“梁效”的领导者，而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样都要送给“梁效”审查。“四人帮”完全可以通过这一环节对《历史研究》 加以控制。

我参加过一次“梁效”的审稿会，是在北大朗润园。那一次主要是给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见。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感觉“梁效”写作组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某某某一人，处在领导地位，显得很自负，颐指气使，大大咧咧。汤一介、周一良、田余庆等人，都还是书生本色。田余庆发言，完全是学者风度，都是从学术本身谈。

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显示复刊的 《历史研究》与“四人帮”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据胡绳武回忆，有一次江青“接见”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历史研究》 编辑部的人。我想，如果确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為我实在不记得自己接受过江青的“接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江青给 《历史研究》 编辑部送芒果。

编辑部成立之后不久的一天，曹青阳兴高采烈地拎了一篮子芒果回来。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让江青转送给大家。我们一听，感动得不行。编辑部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万分地品尝毛主席送的芒果。拿回来的芒果很不少，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我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挨骂挨批，现在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还受到毛主席的关心，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一激动，我把芒果核揣进了兜里，珍藏了好久，后来还带回武汉，向亲友们展示。

没有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人想抓我的小辫子，联名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吃了江青送的芒果，是“四人帮”一伙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记得我当时答复说：“芒果是毛主席的，只是通过江青的手送来的。我吃的是毛主席的芒果，这是我的光荣！”这一答辩大致不差，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可能，“四人帮”是借毛泽东的名义送芒果给编辑部，借以笼络我们，进而控制 《历史研究》 呢？

类似的事情似乎还有。我记得编辑部不止一次受到“关照”，如 《闪闪的红星》 之类，在正式放映之前就能先欣赏到。这是不是也是“四人帮”的笼络手段呢？

另外，复刊之后的 《历史研究》 编辑部，不但没有设在学部 （先在前门饭店，后在和平宾馆），而且，报到后不久，我们还被曹青阳提醒：“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最好不要和学部的人联络。”如此郑重提醒，似乎也显示，围绕着 《历史研究》 编辑部，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业务点滴

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为 《历史研究》 写一篇复刊词。为了我能够写好，编辑部开过一次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或说要破旧立新，或说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精神，我实在很为难。熬了两个通宵，得了习惯性的偏头痛，好不容易凑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简单：目标不明确，没有战斗力。

其后，撰写复刊词的任务落到了宁可的头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内情，或许他撰写的稿子在发表前经过了“梁效”把关修改，反正定稿的发刊词充满了火药味。比如批判“文革”前的编辑部，用了“群魔乱舞”一类的字眼。这恐怕要令黎澍伤心。宁可是黎澍非常欣赏的，我想他不至于用这种词语。

那时“评法批儒”正在高潮，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来，章太炎被定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领衔撰写一篇讨论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编辑部近代史组的几位同仁，包括负总责的胡绳武在内，私下对于“评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近代无法家。但任务被派到头上来，只能硬着头皮上。

奉命与我一起做这件事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刘耀，他是研究现代史的 （那时以1840—1919年为“近代”，以1919—1949年为“现代”），对章太炎没有兴趣；另一个是方黎燕，她是一个工人，只有初中文化，还不到20岁，根本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献。因此，此事只能由我独立承担。

我不认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评论他的“法家思想”，该怎么办？左思右想，决定避重就轻，专门评述他的 《訄书》。在拿定主意之前，我还特意去征求东老的意见。东老觉得可行：“这样做，既可以完成任务，又可以回避一些牵强附会，很好。”考虑到 《訄书》 艰涩难懂，他还特意介绍我去向马宗霍请教。

马宗霍是太炎的及门弟子，在中华书局工作。我去拜访他，他很热情：“我这里有一个没有标点过的本子，你先拿回去，标点一下给我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我拿着标点好的部分 《訄书》再去向他请教。他仔细看了一下，说：“你能读得懂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快就都标点出来了呢？”

我说：“我只是根据语气、结构加以标点，毕竟是肤浅的。太炎先生的文章，还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希望您能指点。”

马宗霍叹了一口气，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跟着太炎先生学习的，包括在日本时期就跟着太炎的鲁迅，都没有哪一个真正弄得懂先生的奥义。先生的文字太艰深，很少的文字要表达很多意思，领悟不易。中国的文字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只要能够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你放心写吧。”

经马先生这么一打气，我倒是有点勇气了。回去之后，认真研读 《訄书》，做了很多笔记，写成了一篇 《论〈訄书〉》，在方黎燕、刘耀和我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凑成一个笔名 （好像是“黎耀章”） 署上，总算交了差。

在编辑部的最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还要外出组稿。为了组稿，有的同事几乎把全国胜地都跑到了，看遍了祖国大好河山。我的出差地点则非常固定，只有一地，就是武汉。之所以一出差就争取回武汉，主要是家庭的关系。那时妻子健康出了点问题，一度怀疑是乳腺癌，这令我非常担忧。小女儿还小，后来又发现眼睛有点问题，做父亲的当然非常牵挂。

回武汉出差，我既组中国近代史的稿子，也组中国古代史的稿子，还组世界史的稿子。组稿的过程中，大家喜欢问我一些情况，我也就热心介绍一些京城动向。没有想到，待“文革”结束，华师几个同事 （主要是弄马克思主义的），突然贴了我一张很大的大字报，标题“十问章开沅”，说我是“四人帮”黑线，回武汉组稿时经常传达“四人帮”的黑指示。我在心里叫苦：“文革”的时候，我被说成是中宣部黑线在桂子山的代理人，批判大会上，给我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文革”结束后，我又成了“四人帮”黑线上的人！

因为这张大字报，学校还专门立了案。既然立了案，那就必须调查清楚。学校派了党支部的一个干事前往北京，专门调查我在编辑部时的表现。被调查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以为有人要陷害我，因此对调查者颇不客气。有位朋友在被调查时说：“章开沅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他在编辑部的时候是受批判的，是重点批判对象。他那样子，能成为‘四人帮的人？”最后查无实据，只有销案了事。

我在编辑部的时候，确实遭到过批判，但也说不上“重点批判”。挨批的起因，是我负责校对的一篇张春桥的文章，标点错了两处。我自认编辑、校对都很认真，但还是出了纰漏。自古“校书如扫落叶”，要做到滴水不漏，几乎不可能。因此，编辑部的同事们都表示理解。曹青阳也没有摆出要严肃批评的架势。但负责监督我们的“工人杰出代表”中的那个老王师傅，坚持要对我展开批判，于是在编辑部内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我们虽然都称老王为“王师傅”，但他其实不是一般的工人，是党委副书记，有点工人贵族的样子。

老王师傅横眉怒目，带头发炮，说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安心在 《历史研究》 编辑部好好干，却去为人民出版社写书，出版 《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云云。他曾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天津东站写作组负责人，自然要表现得忠心耿耿。

在他之后，有几位党员也不得不说了一些应景的话，但批得有气无力。随同老王来的两位年轻师傅，也没有热烈附和他。由于写 《论 〈訄书〉》 期间方黎燕与我接触较多，萌生了学习文史知识的兴趣，我在业余经常做点辅导，她感觉颇有收获，自然不会批判我。（后来，方黎燕因此遭到老王批评，说她被资产阶级专家“同化”了。）小王师傅很直爽，批判会上没有向我开炮，后来还找机会告诉我，在批判会之前，老王找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我是编辑部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据小王讲，老王之所以觉得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一则我还不是党员，二则说话“有点随便”，三则我收到家里寄來的零用钱最多，四则我有前科，以前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一听，哑然失笑。胡绳武的工资是每月140元，我的工资是每月120元。他不是“资产阶级”，我却是“资产阶级”！我妻子多给我寄一些钱是有原因的，一则她看我此前数年一直挨批挨整，生活很苦，现在难得在北京放松一下，北京东西贵，还有点应酬，不能太寒碜；二则我的小女儿患眼病，为方便治疗，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北京与我同住，我们是两张口吃饭，花销自然也高点。

夜宿镜泊湖

1975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一个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作为 《历史研究》 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了。

会议结束后，黎澍雄心勃勃，要到大兴安岭中俄边界实地考察一下，指定丁名楠、陈铁健和我三人作陪。由于黎澍属于高级干部，到边界去要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不幸，边界之行的方案未获批准，理由是“不安全”，因为当时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作为补偿，黑龙江省委安排我们到镜泊湖一游，派了一辆车，还有一个干部作陪。

镜泊湖原先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镜得名。湖的四周，山峰重叠，林木秀美。20世纪50年代，这里修了一批造型各异的俄罗斯风格别墅，与自然景观十分协调。这些别墅，原本是为苏联专家修的，供其度假休养。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改为中央领导人的休养之地，但除刘少奇夫妇以外，其他几位高层领导似乎都没有来过。“文革”期间，那里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道路破损不堪，有一处木桥都朽坏了，临时找了几根大木头往上面一搭，我们的车子才能通过。

到了那里一看，偌大的度假山庄，只有一个管理员、一个厨师和两个女服务员。我们被安置在刘少奇夫妇住过的那栋大别墅，倒也宽敞、舒适、清洁。黎澍住的，正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住过的主卧室。客厅的墙上，还有大幅庆祝“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招贴画。黎澍的住房的墙上，到处贴满标语。

住宿的条件很好，只有一个缺陷：没有水。我们在一个服务员的陪同下到湖边散步，只见无边无际的浓密森林，一片黑幽幽的阴影，偶尔有点绿光闪烁。

“那是虎狼的眼睛。”女服务员向我们解释。

“真的吗？”

“真的。”

我们不禁毛骨悚然。不过湖水确实清净，在月光下泛出淡淡的银光。因为室内没有水，我们还下到湖里游了一会，洗一洗身子。回到木屋，一觉睡到天亮。鸟声悦耳，松鼠跳到了窗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顿感缩短。

我和丁名楠外出散步，发现有的空房的走廊上，居然有新鲜的野兽粪便。显然，昨天夜里，有猛兽来巡视过自己的领地。

临别时，山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我们不敢招摇撞骗，但他们硬是不依。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和他们合了一张影。那位大厨非常激动，照相完毕，还紧紧地与我们握手。

事后我们和黎澍开玩笑：“山庄的工作人员那么强烈要求合影，一定是您长得太像中央首长了。”

黎澍笑道：“不是这样的。大概过去中央首长来这里时，照例都与他们合影留念。在冷落了多年之后，幸而有我们光顾，虽然明知不是高层领导，总算聊胜于无吧。”

在整个行程中，黎澍和我们一样，兴致很高。他一路谈笑风生，偶尔还喝一杯白酒助兴。那时邓小平还在中央主持工作，大刀阔斧的整顿开始显出成效，这使人们对前途有了信心，有种多年阴霾一扫而光的感觉。

那时已有将 《历史研究》 交回学部办理的意向，黎澍正在准备全面接管这一杂志。他有意让我留在编辑部，但我却已经下定决心回武汉，不过尚未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执意回武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据多年的观察，得出了一点感悟：马列主义者越多的地方，斗争越激烈；北京太复杂，离上层太近，我怕自己拙于应付，不小心又被卷进漩涡中去了。

东老对我的决定全力支持。当我离开北京前到他家里道别时，他笑着对我讲：“我早就说过干不久的，是吧？”

（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开沅 口述 彭剑 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