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

朵渔

1978年3月，胡耀邦就郭小川的评价问题复信其长子郭小林：“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忧伤”的宣传干部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1941年到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共产党报刊宣传工作；1953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作为诗人形象的郭小川，要迟至几年后才逐渐丰满起来。

在中宣部，郭小川虽然还没有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诗作，但他的业余创作行为仍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过得很不愉快。1955年8月，组织上打算调他到中国作协，但他对此心存疑虑，解释说“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其实是怕陷入更大的政治旋涡，不仅创作搞不成，甚至会影响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态度，随后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此前，他刚刚参与了整理胡风信件的秘密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绝密的高层政治斗争。9月9日，周扬找到他，说陆定一看了他的发言记录，觉得不错，“政治情绪比较饱满”“是有战斗力的”，决定让他到作家协会当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争夺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郭小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即刻答应，只是请求不兼任总支书记，怕卷到人事纠纷中去。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就起草了一大批文件、报告、社论，表现出了一个宣传干部精明强干的一面。

1956年是那个紧张年代的间歇期，一个相对松弛的年份。这年的 《文艺报》 上，刊登了由丁聪、叶浅予、华君武等漫画家创作的 《万象更新图》，近百位作家分布其上：郭沫若骑在和平鸽上；作协大院里的主席、副主席们正日理万机；年轻的“车把式”刘绍棠赶着大车走在乡间大道上，车上坐着赵树理、马烽、沙汀、魏金枝、胡丹沸；在张天翼的钢琴伴奏下，谢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圣陶、金近和孩子们围成一圈跳舞；由林默涵、郭小川、袁水拍、黄药眠、臧克家组成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军手持铁铲、扫帚、消毒剂，将胡风分子铲上垃圾车……漫画还配有一首由袁鹰、郭小川、袁水拍创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然而，漫画中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不见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陈梦家、钱钟书、傅雷、废名、穆旦……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家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左翼文学内部的“反对派”也一个个被排斥。同时，一个专事制定、执行文学政策，对文学领域进行领导和控制的阶层已经形成，郭小川正是其中一员。

《万象更新图》 是受到周扬、林默涵的直接指导和支持，并由郭小川具体操办的。不料发表后，却在群众中引发了不满，于是周、林又反过来批评郭小川，使郭的情绪大受影响。1956年4月，刘白羽决定安排郭小川脱产学习哲学三个月。这期间，郭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机关事务基本不管，只偶尔参加一下会议。

7月13日，正在青岛的林默涵、郭小川接到周扬的电话催促，要他们回京给他准备“八大”的发言稿。7月22日回到北京，27日郭就与林默涵上西山开始看材料，并与林默涵互发牢骚。林此时也有退意，觉得文艺工作不好做。后刘白羽、张光年等陆续上山，“大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确都有意见……晚饭后又继续谈至深夜”。

这些天，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是非，郭小川情绪大坏，天天在日记中发泄不满：

对于文学，我好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简直不想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而且对于未来怀着很大的恐惧。很多人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其中有些人不过顺流而下，蛆虫已在他们心中生了根。我们为如此的人效命，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倒异常向往着战争的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要愉快得多……矛盾，何等矛盾呵！（7月31日日记）

总之，我这时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我既拥护周扬的那一套，又觉得他也不大行，他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且书生气十足；我既赞成反对教条主义，又觉得许多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郭的“检讨书”之三）

对于郭小川的“忧伤”，郭当时的副手张僖回忆说，郭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集中在一起。“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1999年8月6日陈徒手的采访）

张僖所说的“丁陈”事，正是将郭小川拖进政治旋涡，并给他带来无尽烦恼的政治事件。

沦为斗人的工具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组成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包括周扬、刘白羽、陈之琏在内的“五人审查小组”。经过大量调查，张际春发现丁玲没有叛变或反共行为。经过小组内部激烈争论，最终共同确认丁有变节行为，犯有政治错误。在丁玲的一再申诉下，不久又成立了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调查一直进行到1956年冬季，结果发现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对此陆定一下达了“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指示。

在确定为丁、陈问题写结论的人选时，出现了一些周折。先是由唐达成写了个初稿，未获通过；后来让丁宁写，她坚决不肯；让林默涵写，林也不肯。此时，刘白羽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听命于他的郭小川修改结论。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转到了郭小川的手上，让他避之不及，只能“慨然应允”。

1957年元旦一过，郭小川就开始躲在家里苦干。先是给陈企霞作结论，为了写这个结论，郭小川前后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他在日记中说：“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1957年1月2日）“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1月11日）下结论的难度在于，当年在斗争丁陈的会议上发言的很多人都不认账了，并且把材料中那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话全部抹去了；而陈之琏一方又要求事实要充分，并且紧紧催索。郭小川十分无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所作结论几次都通不过，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郭认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就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他想不出来。结论最后要组织上向丁陈“赔礼道歉”——但这一提法让周扬大为不满，郭只得一遍遍修改，最终炮制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帽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陈企霞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丁玲的结论稿就好写了，再“如法炮制”一番即可。结果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搞成了。

然而，丁陈问题的结论还未及公布，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调子大变；“鸣放”结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于是斗争继续，郭小川依然需要扮演一个“整人”的角色。

除批斗“丁、陈”之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郭小川在很多运动中都可谓身处前线，做了许多台前幕后的、事务性的工作。此时，郭小川的表现是积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他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沦为斗人的工具。

反右运动中，郭小川表面上态度决绝，尖锐激烈，但内心仍不免时不时有一丝惶惑。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写道：“对于秦兆阳划右派的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于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对于韦君宜、黄秋耘不划右派，我是表示赞成的。”“我在反丁、陈斗争的末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人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1957年对郭小川来说是“不平凡的”，他在这一年日记的末尾写了几句“一年小结”，其中说道：“这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

从“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中宣部调往作协时，郭小川就曾跟陆定一和周扬讲过价钱，“希望只搞两年就调回来”。组织上当然未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郭小川一开始就很别扭。因为经常受到训斥，到作协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个人写作问题，“很想搞创作”其实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他，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 《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 《望星空》 《甘蔗林——青纱帐》 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为搞创作，他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写了近6000行的诗，还没算上未发表和已修改完毕的——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声誉日隆 （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 《诗刊》 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到医院检查又没什么结果，情绪一时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刘白羽拒绝了郭的提议。郭小川一时难以克制，当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刘白羽看完信后，告诉郭小川，既然问题已发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组织出面解决了，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党内谈心会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压抑，心情始终不能平静。6月15日，他又写信给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坏”，“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并对写给刘白羽的信作了解释，说“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开来。对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批判道：“……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郭小川此时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整人的人”，而是逐渐翻身向下，渐渐变成了一个“挨整的人”。

《一个和八个》 受批判

1959年国庆节后，反右倾的调子越来越高，中宣部批评作协反右倾搞得不够彻底，于是作协党组赶紧行动起来，确定批判对象，争取在十天之内把批判高潮掀起来，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检查个人思想，然后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渐渐烧到了郭小川身上。

1959年12月17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汇报了郭小川的“主要错误”，将郭的错误归为四项：向党闹独立、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名位思想、向右倾妥协、创作上的严重错误。

郭小川受到批判的长篇叙事诗 《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5月间。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曾听到过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在一次反围攻时，这批犯人起而反抗，大多壮烈牺牲，仅有几人逃出。他前后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初稿。他在日记中说：“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这首诗让他写得欣喜若狂，“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

《一个和八个》 初稿写好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 的陈白尘，陈看后马上意识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严重性，建议郭小川多加修改。郭修改好后，转给 《诗刊》 的编辑先看，臧克家、徐迟等人亦赞不绝口。但郭不愿在自己主管的 《诗刊》上发表太多作品，于是又转寄给 《收获》 的靳以，靳以回信说，还是不发表为好，表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会起什么作用很难说，担心会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郭小川感到很郁闷，他没想到自己得意的作品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不甘心，又将这首诗交给了周扬，想听听周扬的意见。

周扬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一直到1959年6月，郭小川在作协受批判时，周扬才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作协党组，要求用以批判郭小川。刘白羽在批判中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 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郭小川在当时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但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到了1967年，周扬、刘白羽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在另一份检讨中说：“我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 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的工作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

据当年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彻底将自己否定，包括自己的工作、党性和诗歌写作。在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后，郭小川陷入了严重的困顿中，他既没有了自信，也失去了方向；他的“检讨”，从最初的“言不由衷”，逐渐过渡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孰为对孰为错的境地了。

“黑线”上的“干将”

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基本上就靠边站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作协活动陷于停顿中，郭小川也落得清闲。接下来的两年，他主要参与了《文艺十条》 的起草工作和筹备作协理事会，其他则是“混日子”，并尽量避免与周扬、林默涵和刘白羽等人接近。他相继辞去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和 《诗刊》 编委的职务，此时他的想法还是“一走了之”，哪怕降职也在所不惜。

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关照下，郭小川正式调到 《人民日报》 任记者。到了《人民日报》 后，他就很少再与作协发生关系了。1964年5月，他甚至想离开北京，调到中南局去工作。然而有些运动，想躲是躲不开的。1964年，毛泽东突然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严厉批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整风报告上，毛还批示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上级问话，就必须有人被揪出来承担责任。作协挨了批评后，中宣部立即将正在大连海滨养病的刘白羽调回来，任命他为作协整风检查组长，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全面负责作协的整风和工作。领导“这些协会”的周扬、林默涵似乎是首当其冲的，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却是邵荃麟。邵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书卷气较浓。他瘦骨嶙峋，长期胃下垂，以吃流质食品为主，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刘白羽给邵荃麟定的罪名是“教条主义的无限清谈，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

1966年 《五七指示》 发出后，新疆建设兵团被选作宣传典型，郭小川与同事一起前去采访。采访尚未结束，“文革”的气氛就浓烈起来，满街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在烧书、批斗、辩论，郭只得返回北京。在回京的飞机上，郭就开始紧张起来，他拿过纸笔，将自己的财物“存款4000元、派克金笔一枝”等写清楚，准备回京交给组织。随行同事安慰他：“运动可能不会那么严重，说不定一年半载的就过去了。”郭阴郁地说：“这次看来非比寻常。”

从新疆一回到家里，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门外，上面写着：“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此时，“走资派”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人都已被揪了出来，作为“黑线”上的“干将”，郭小川也跟着掉进漩涡。他被揪回作协，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等一起，关押在文联大楼地下室，接受小将们的轮番批斗。

1969年9月底，中国文联大楼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作协有意留下郭小川让他回报社，郭很激动，还写信告诉远在内蒙插队的女儿，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报社却回绝了他。无奈，郭小川只得打点行装，随作协南下咸宁。

江青一句话把他赶回干校

在咸宁，郭小川表现得不错，他拼命干活，拼命表现。到干校不足半年，他就被“解放”了，“恢复党组织生活”，拥有了较自由的身份。他写信给 《人民日报》，要求回报社参加新的革命，无奈已掌管报社的姚文元不喜欢他，他的愿望落空了。

1972年夏天，周恩来对文化部的“文革”运动进行了干预。他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9月，郭小川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为正大红大紫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写报告文学。半年后，一篇题为 《笨鸟先飞》 的文章发表了，此文因香港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在此之前，郭还写了一首歌颂“文革”的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发表在 《体育报》上。文艺界一片喝彩声，何其芳更说出了“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于小川同志”这样的话来。在一种激情洋溢的情绪里，郭小川又参与了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 《友谊的春天》 的剧本改写。

可到了1974年3月，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公开指责 《友谊的春天》 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一心想洗心革面的郭小川再次被推到了革命的反面。此时，幕后的策划者则是江青。郭小川和江青其实是老熟人了，两人在中宣部电影处时，一个是处长，一个是副处长，也正是在那时，江青领导批判 《武训传》 和 《清宫秘史》，郭的表现让她很失望，这笔账一直没有勾销。其实郭小川对江青的印象还不错，他曾对“牛棚”里的朋友说：“江青这个人确实懂得文艺。”

由于江青的一句“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郭被重新赶回了咸宁干校。这一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干校里的郭小川，有些未老先衰的迹象。此时他身患肝病，意志消沉，面色憔悴，酗酒，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每天都显得昏昏沉沉，始终睡不醒的样子。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到作协党组的年轻人了。

此时，又有一项罪名与郭小川若即若离，那就是“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这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事实上，郭与林彪早就认识，郭夫人杜惠与林夫人叶群关系密切，杜说“实际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们几乎无话不谈。郭对林彪印象也不错，说林彪善于打仗，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批林批孔”运动一起，这层关系为郭小川埋下了祸根，他写的那首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 也被指责为“暗喻”林彪。他被打成“现行”，由“中央专案组”重审，又重新陷入不停地检查交代之中。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大部分人员已返回北京，郭小川却不得不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著名的 《团泊洼的秋天》 即写于此地。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派人来到团泊洼，澄清了郭的问题，宣布他与林彪一案没有任何关联，“结论书”上还有副总理纪登奎的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此时的郭小川，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冲出校部，一路上逢人便讲：“我解放了！我要回北京啦！”

10月9日，郭小川回到了几年不见的北京，他相继看望了老首长王震、老熟人纪登奎，还受到了李先念、华国锋的接见。此时，江青一伙正在走向孤立。很快，郭小川的组织关系被直接转到了中组部，而不是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分办”隶属文化部长于会泳领导，搁在文化部，郭自然还会难逃厄运。郭回京后，兴奋之情一时难消，他四处拜访“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并四处讲述他所知道的高层斗争的内幕。不久，纪登奎就找到郭小川，严厉批评他：“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外传！”郭听后甚是惊恐，马上噤若寒蝉。

1975年11月中旬，郭小川又被巧妙地安排到了河南林县，以便使他“暂避一时”，躲开江青的追查。

离奇的死因

林县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由于缺水严重，这个小盆地曾被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而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人工河——红旗渠，也使这里成为少数几个“文革”期间开放参观的地区。郭小川的两个女儿此时正在林县当知青，于是郭小川就取道郑州，来到了林县，并将远在东北农场落户的儿子也调到了林县教书。

郭小川到林县不久，文化部就派人追查来了，目的是通过对郭小川的追查，挖出郭背后的“高人”，并准备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上报张春桥。郭小川的命运岌岌可危，此时，他甚至流露出了“重上太行山打游击”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正当有关方面准备对郭下手时，“四人帮”垮台了……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身在林县的郭小川闻听消息，泪飞顿作倾盆雨，哭得昏昏沉沉，甚至拒绝饮食。随后，他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交由林县县委印制成小册子，四处散发。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郭小川马上草拟了一份给中组部的电报，大意是：“惊闻主席逝世，至极哀恸！亟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中组部打电话给林县县委，转告郭小川：就地参加追悼活动。追悼大会在林县一中的操场上举行，郭因身体虚弱，被允许在医院朝向操场的一间病房内参加追悼——此时的他，茫然胜过悲哀。在1976年夏天，郭小川曾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女儿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并不停地用双手做着来回翻转的动作。

但郭小川还是自觉给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写一首悼念毛泽东的长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法给自己的领袖作出全面的评价。灯黄卷前，郭小川的思绪凝滞了，他一日千行的诗才不见了，那首为领袖写的悼诗进行到第235行，刚写到“想不尽啊/批判 《武训传》/批判 《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时，就戛然而止，连个句号也没写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听到消息的郭小川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长达十几年的挨整历史就要到头了。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演变成了一个真实人间的悲剧——那就是郭小川的离奇死亡。

关于郭小川的死，老作家冰心曾写道：“10月9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在1999年11月河南的 《大河报》上，刊载了一篇 《郭小川之死》，作者曾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文中说，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在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就在个人命运云开雾散之际，主人公却因一个小小的烟头儿而离奇去世，这不是一出人间悲剧又是什么？但在浓厚的悲剧里，又分明有一点喜剧的色彩，让人五味杂陈。

在那个动荡而诡谲莫测的年月，因历史的迷雾尚未散尽，再加上其情节之离奇，其传说之莫衷一是，郭小川的突然死亡自然会使人浮想联翩。其家属也觉得郭死得蹊跷，曾致信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对郭小川的死因提出质疑，并对郭小川的评价提出意见。

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给郭小川的长子郭小林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公安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靠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事情。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上正确或者基本上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应把他美化为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在信的最后，当看到郭小林为了写信反映问题，竟然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搞了一个月时，胡耀邦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说得更直率些，我很担心。我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样的工作？费这么大的精力值得吗？”

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这实在是一番让人感佩的话。那时候，成千上万的运动受害者需要澄清案情、落实政策、写出评定，又有多少人纠缠于“多说一点、少说一点，评价高一点、低一点”之类的事情上啊。这些重要吗？可靠吗？多少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胡耀邦的眼光是独到的。无论组织给你下过多高的评价，最终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历史掌握在人民手中”。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

逝者长已矣。作为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被一代人怀念，又被新一代人忘却。无论怎样评价他的写作，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形象，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逝，至少在义务教育的课本上，还有他的诗篇。

郭小川的诗歌写作，大多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畴，诗人以“阶级”“人民”的代言者身份出现，表达对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作为代言者，郭小川的诗基本上都在“高音部”上飘，一读他的诗，就会想起广场、喇叭、义正辞严的朗诵，节奏看似铿锵却乏味，情感读似浓烈但空洞。

艺术拒绝回到历史现场。在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是紧跟时局的吹鼓手，少有人敢与时代作对，做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很少有人敢于停下来，不前进，做一个沉默者。所以那一代的很多人，甚至称不上是“诗人”。郭小川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年，根基未稳即进入延安，此后南征北战，命题作文。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小楼（“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没有沈从文那样的‘边城，也没有郁达夫自己的‘迟桂花”（王富仁语），更缺乏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艾青的“象征主义与聂鲁达”、冯至的“歌德与里尔克”。他有的只是少许的民歌传统和并不纯正的马雅可夫斯基……因此，他的诗歌，成为工具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样来评说历史人物似乎有些无情，但正如胡耀邦所说，“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郭小川曾因“个人主义”被批斗，在一段时间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但他不同于丁玲、艾青、冯雪峰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有半个身子不属于革命，革命只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从文、戴望舒、张恨水等从另一个世界跨过来的文人，他们是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他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个集体，但他也从中得到了益处。看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就知道这些并非那个时代的一般民众所能享有。

郭小川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并非某个人加害于他，而是游戏规则使然。在集体面前，他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显眼，他必须“忘我”，这就是规则。一旦他不能与集体融合，就要受到排斥。读他那一迭厚厚的“检讨书”，让人心生怜悯，觉得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境况竟是那么的卑微……邵燕祥说：“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郭小川的“标本意义”，也许就在于揭示荒诞，警示后人。

（选自《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5》/耿立 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