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茅盾与巴金夫妇的往事

时间:2024-05-04

钟桂松

应该说,茅盾在抗战前与巴金的来往,主要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务有关。巴金一九三五年八月应友人吴朗西邀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该社创办人吴朗西是茅盾熟悉的朋友,茅盾流亡日本时就认识,其夫人柳静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同事柳普青的妹妹。另一个创办人伍禅,是茅盾的亲戚。所以,文化出版社创办初期,茅盾就将三年前在光华书局出版过的中篇小说《路》移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表示支持。第二年,又将《印象·感想·回忆》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茅盾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给巴金的信,谈及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税之事。这封信如下:

巴金兄:

前曾寄上一信,请写些短文,未知已收到否?文化生活社弟之版税现请就近交给孔另境,除由他面洽外,特此奉告。(以后也请就近交给他)

匆上即颂

日祺

弟玄 九月四日

这是目前保留下来能见到的茅盾给巴金的最早的信。

两人真正在一起并肩共事,是上海“八·一三事件”之后。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文化界朋友中午聚餐会上,大家群情振奋,倡议办一个短平快的刊物,以呼应当下的抗战热情,并推茅盾来担任这个小刊物的主编。当时,四十一岁的茅盾充满激情,当天下午就拉了冯雪峰去找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巴金,商量出刊的具体事宜。茅盾记得,当时“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还建议集资办刊。冯雪峰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同时提议以《文学》 《中流》 《文丛》 《译文》 四家刊物同人的名义办刊,资金也由四家刊物同人自筹。茅盾还提出,大家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巴金、冯雪峰和茅盾商量,刊物名称叫“呐喊”,发刊词由茅盾写,三个人又议定分头找四家刊物主编商量,征求他们意见。第二天,巴金给茅盾打电话,告诉茅盾,征求意见的结果都赞成,建议十六日召开同人会议。十六日那天,茅盾、巴金约了王统照、黎烈文、靳以、黄源等四家刊物主编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编辑方针以及纸张、印刷等具体问题,并一致同意刊名叫“呐喊”。编辑人为茅盾,发行人为巴金。就这样,抗战,将茅盾和巴金紧紧地连在一起。

很快,一个星期之后,即八月二十五日,一个抗战刊物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了。这恐怕是在刊物出版史上筹备时间最紧迫的一个刊物。茅盾写了创刊献词 《站上各自的岗位》,写了“本刊启事”,还写了《写于神圣的炮声中》。此时茅盾激情飞扬,用诗一样的文字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他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巴金也奋笔写了文章 《一点感想》,讴歌中国人民面对死的团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在 《呐喊》 的创刊号上,除了茅盾、巴金的文章外,郭源新、萧乾、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等都写了文章。阵容十分高端。

然而,当 《呐喊》 出版第二期后,就遭到租界巡捕房的查禁,后来经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协调,《呐喊》 改名为 《烽火》,重新登记后,才又在上海这个抗日前哨阵地发行。《烽火》 第五期出版后,茅盾离开上海,去香港编辑 《文艺阵地》。所以,《烽火》 从第六期开始到第十二期,交给巴金主编。

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烽火》 第十二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出版后,就停刊了。第二年上半年,巴金到达广州。五月,《烽火》在广州复刊,编辑人改为巴金,发行人改为茅盾。实际工作都是巴金在做。茅盾晚年也说:“其实,从十月(指1937年10月) 份起,我暂时离开上海,《烽火》 的实际主编就是巴金了;搬到广州出版后,我这个发行人更完全是挂名,因为那时我已在香港编 《文艺阵地》了。”巴金在回忆茅盾时讲道:“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和巴金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所不同的是,茅盾的创作却因其文化部长的职务而基本停止,所以只是偶尔写些作品评论或序跋;而巴金依然能够深入生活,基本上没有停止创作。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文集时,茅盾整理旧作,只印了一个十卷本《茅盾文集》,而巴金则出了一个十四卷本 《巴金文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茅盾的无奈和巴金的勤奋。

那些年,茅盾居京城,巴金住上海,见面叙谈机会并不多。从现有资料看,茅盾与巴金在一九六〇年本来有机会相聚,但因为事出意外,失去了一次相聚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茅盾在一九六〇年九月间访问波兰,与波兰作家普忒拉曼特同机回到北京,普忒拉曼特专门来中国收集材料,计划写一部有关新中国发展变化的报告文学。对此,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自然十分欢迎,所以两人相约,茅盾将到杭州专门接待陪同。当时,普氏到北京后,先去广东,然后到杭州、上海访问。因此,茅盾决定先飞上海,再坐火车到杭州。所以,十月十二日,茅盾亲自写信给巴金,请他代办上海的住宿、接机,以及买去杭州火车票等等杂事。

巴金同志:

此次国庆期间,作协接待之外宾,以波兰作协副主席、党组第一书记普忒拉曼特,最为重要。普又是波党候补中委,在波兰为对我最友好者之一。九月间我访问波兰时,王大使谆嘱应重视普(他和夫人同来) 此次访华,热烈接待。普夫妇定于本月廿六日,(由广州) 到杭州,留二天半,则廿九日可到上海。在上海的日期请预先和文化局商量,务必保证重点,保证深透,使他们回去有充分材料可以写书。(普于一九五一年访问过一次,回去写了一本书;这次他商定再写一本,屡次对我谈到,并希望我们为他安排日程时以能回去写书为目标——即参观项目不多而每一项目内容丰富,看得深,看得透。)

我和普夫妇同机自华沙而莫斯科而北京,路上曾相约:如果他们参观广州之后在杭州休息浏览几天,我将奉陪。现在他们决定要到杭州,因而我也要到杭州一趟。我回国后精神一直不好 (仍为失眠、不能用脑等等老病),也打算休养一下;我定于本月十九日乘班机飞沪,当天 (如果可能)转车赴杭,待廿六日普夫妇到杭后再和他们同到上海。请为代订上海到杭州的火车票壹张 (十九日的)。但如果当天转车赴杭不可能,则只好在上海过一夜了,那就要请代订旅馆。如果十九日因气候关系不能起飞,那当然要顺延一天。日来北京天天晴,不知上海如何?穿什么衣服?夹衣乎棉衣?乞便中见示。匆匆顺颂

健康

雁冰 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时

信中的普忒拉曼特,今译普特拉门特(1910—1986)。茅盾信中向巴金详细介绍了他这次接待外宾的缘由,然后又详细交代买火车票、订宾馆等等,这些本来属于文化部办公厅或者秘书考虑并落实的琐碎事务,竟由茅盾这位共和国文化部长亲自托朋友办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清朗风气,在当年茅盾身上却实实在在存在着。

还没有等到巴金回音,茅盾在十月十五日又给巴金写一信,告知航班并请代订旅馆等:

巴金同志:

十日函计已达览,现因十九日班机系下午起飞,到沪时已为傍晚(下午六点或七点),不便当天转车赴杭,我决定在沪停留一宿,二十日赴杭。因此,仍然要麻烦你们代订旅馆,并请派车至机场。近日天气不好,十九日班机临时如有变动,当再电告。匆匆顺颂

健康

沈雁冰 十月十五日上午

然而没想到,巴金已经在十月四日离开上海去成都了,所以这封信自然未能及时“达览”。幸好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巴金夫人萧珊在上海,所以她收到茅盾写给巴金的信,便交给领导孔罗荪。萧珊在十月十七日写给巴金的信中专门提到茅盾来信,说:“星期六茅盾有一信给你,谈的都是波兰作家普忒拉曼特夫妇的事,他十九日到上海,去杭州等普氏夫妇,廿九日一块儿来上海,我把这封信交给罗荪,请他处理,并代茅盾订票及旅馆。”幸而萧珊在上海,茅盾所托的买票、接机、找旅馆等都没有耽误。

十月十九日,茅盾如期从北京飞上海,到上海已是晚上。第二天上午,巴金夫人萧珊和孔罗荪一起去看望茅盾,并在锦江饭店宴请,下午又陪同茅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然后往火车站送行。萧珊在十月二十四日给巴金的信中详细说到茅盾在上海的情况。

茅盾十月二十日到杭州后,外宾还没有到,所以他先在杭州视察文化工作,与杭州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陪同普氏在杭州参观访问,其间,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金韬,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许钦文,浙江美院党委书记陈陇等一起宴请招待茅盾和外宾。在杭州访问结束后,二十九日茅盾又陪同外宾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陪同外宾访问两天,然后回北京。在上海时,巴金夫人萧珊以 《上海文学》 杂志名义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为来年第一期 《上海文学》 写文章,茅盾欣然答允。萧珊在十一月五日给巴金的信中讲道:“一月号茅盾许为我们写一篇评论,有你的小说和茅公的文艺评论,我们明年第一炮当能打响。”隔了三天,萧珊给茅盾去信,催促茅盾答应的评论文章。茅盾收到信后,立即回复。信如下:

萧珊同志并 《上海文学》 编辑部同志们:

十一月八日来示敬悉,流光如驶,返京后忽已两周。每念宿诺,中心如捣。然而常有半天的会议,以致常感疲劳,不能动笔。二十日转眼即到,料想彼时定然尚未写得什么,只好据实奉告,请赐鉴原。本月底或者下月初当勉力践诺。附旧时所摄照片一帧(中有两位小姑娘,不知哪位是令嫒?)照得太坏,当时所以不敢寄奉者正以其拙劣,兹既蒙询及,不敢藏拙。匆匆不多及,顺颂

健康

雁冰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萧珊收到茅盾的信后,分别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又给茅盾写信,继续恳请茅盾给 《上海文学》 写稿。萧珊约稿的精神让人感动。茅盾收到萧珊十二月七日信后,立即复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萧珊同志:

上月十九日的信和本月七日的信都收到了,所以迟复者,只缘空手颇觉为难。一个月来,我经常生病——没有躺倒,然而每日发懒,没有精神,连书也看不进去,更不用说写文章了,欠了《人民文学》 一篇也无法偿债。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你们的一月号,如果实在赶不上,只好顺推了。您此次信上说的寄给我两个小姑娘的照片,我不曾收到,照例,即使信寄作协也不会遗失。匆复,顺颂

健康

雁冰 十二月十二日

后来,茅盾果然生病了,住进医院。茅盾让秘书给萧珊写信,对未能践诺表示歉意。十二月二十八日,萧珊在给巴金的信中,又道及茅盾的稿子事:“茅公生病住院去了,他的秘书给我们一信,这样一来他的稿子又落空了。”言下之意,有些遗憾。然而,一年后,萧珊再次向茅盾约稿,茅盾收到后立刻回信:

萧珊同志:

十二月廿五日大函敬悉。时光如驶,忽又一年,长日忙乱,愧无建白。今年写作较少,精神不如去年;您所见的短文,大部为七八月间所记读书印象。今年比去年胖了些,但用脑则更不耐持久。因此之故,有系统性之长论文不能写了。那些小玩意,不值一笑。所以不敢渎投贵刊者,正以此故;而且久欠文债,其它刊物亦应一一清理也。暂时之间,尚无可以应命者,本赐谅鉴,至为感荷。

匆此顺颂

新年快乐!

茅盾 十二月卅日

巴金兄均此。小妹妹等问好。

这是茅盾“文革”前给巴金夫人萧珊最后的一封谈工作的信,从茅盾及时回信的状况看,茅盾虽然没有提供稿子,但是十分看重与巴金夫妇几十年结下的友谊。“文革”开始后,茅盾、巴金销声匿迹,音讯全无。茅盾夫人孔德沚于一九七〇年去世;而巴金夫人萧珊在“文革”开始后抑郁成疾,在一九七二年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文革”后期,茅盾和巴金两位文坛巨匠,在寂寞中相互惦念、相互记挂。当时茅盾的表弟陈瑜清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他是“文革”中最早与茅盾有通信联系的亲戚之一。陈瑜清先生同时也是巴金年轻时的朋友,所以,从一九七三年开始,陈瑜清先生就将自己知道的茅盾情况,写信告诉巴金,将巴金的近况顺便通报给茅盾。陈瑜清先生为人厚道低调,在当时是大家所不注意的逍遥派。所以,当时天南地北的朋友都乐意向陈瑜清打听熟人的情况,在杭州的陈学昭、黄源,在上海的丰子恺、巴金等人的近况,陈瑜清了解以后,常常写信告诉表哥茅盾。一九七三年五月,陈瑜清在给茅盾的信中说及丰子恺、巴金的近况,茅盾在五月十五日给陈瑜清的信中,对听到他们的近况表示高兴,说:“子恺、巴金近况,亦有人告知,闻皆健康,甚为庆慰。”同年六月,在杭州的黄源与巴金先生恢复通信联系后,将巴金先生夫人萧珊已经病故的消息告诉了陈瑜清,陈瑜清主动写信给巴金,表示问候,同时还把茅盾的情况告诉巴金。这一年八月,上海有传闻:茅盾住院了。巴金听到这个小道消息后就写信给陈瑜清,探询实情。后来陈瑜清向北京其他亲友了解情况后,给巴金写了一封长信,告知其茅盾近况,澄清了谣言;同时告诉巴金,茅盾十分关心巴金的近况,“听到过您夫人因病去世的消息,他曾一直想写信慰问,但提起笔来却有千言万语想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是那么老的朋友了,说些什么好呢?但愿您健康过日子!”陈瑜清向巴金转达茅盾的意思,这“意思”在那个年份足以让人动容。

不久,茅盾真的因气管炎而住院了。到十月初才出院。出院后立刻给陈瑜清写信,信中提到巴金:“承蒙芾甘兄关注,甚感;惜不知其住址,仍请便中为我代谢。”估计陈瑜清已将茅盾对巴金的感谢之意告诉了巴金,而巴金在回复陈瑜清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怀念之情。所以,茅盾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给陈瑜清的信中又有“芾甘兄怀念,至感,便中烦致意。日后拟直接和他通讯,惜前抄地址,一时又找不到了”等语。

很快,陈瑜清先生将上海巴金的通信地址告诉了茅盾。一九七四年元旦之后,茅盾给巴金写信,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通信联系,信是一月七日写的,如下:

巴金兄:

从陈瑜清处得知近况,甚慰。承屡函瑜清关心我的近况,又甚感。嫂夫人逝世,想必哀悼过甚,但死者已矣,生者还是要活下去;我于七〇年春亦丧偶,初亦咄咄书空,近来渐淡,反觉得她那一身病 (糖尿、肾炎、高血压等等),拖下去是多痛苦而已。听说您在翻译赫尔岑的作品,祝您成功。

匆此顺颂

敬礼!

沈雁冰 元月七日

巴金接到茅盾的信,十分高兴,立刻复信,从写信日期看,当时巴金接信后半天都没有耽搁,立即回信,向茅盾简要叙述这几年来的经过。

雁冰先生:

来信收到,谢谢。看见您的笔迹,就像见到您本人,就像和您对谈一样。八年多来没有见到您,我靠边七年,最初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后来听到小道新闻,讲到您患这个病或那个病,总不放心。去年我不靠边了,同瑜清通信时就向他打听您的消息,从他那里才知道您的一些真实情况,也曾把这些情况转告关心您的人。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

萧珊病逝,对我是个大的打击。不过我还想得开,身体也还不错。最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不过工作进行得很慢,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多年不搞这个工作了,有些生疏,可能以后会加快速度,否则如何能够译完这部大书?谢谢您的鼓励。匆复,祝好!

巴金 元月九日

巴金捧着老友的来信,百感交集,及时回信。几天后,他在给黎丁先生的信中,特地讲到茅盾来信,说:“沈老已有信来,讲到他的近况,看来他身心两方面都还不错,在这里有时听见人说他生这病或那病,都是些不可信的小道消息。我的确常写信向瑜清打听沈老的情况。”(1974年1月17日)黎丁当时是 《光明日报》 副刊编辑,也是茅盾、巴金共同的朋友,所以当时茅盾给黎丁的信中,也专门告诉黎丁:“芾甘兄处,我早去信,他也有信来了。”

但是,两位文学巨匠之间刚刚接上的联系,又突然中断,茅盾虽然在给其他人的信中常常提及巴金,但一九七四年初两人互通音讯后,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才又恢复通信。

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巴金在完成赫尔岑回忆录第一、二卷的翻译后,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简单讲了这三年多的情况,最后代女儿李小林向茅盾约稿。

雁冰先生:

三年没有给您写信了。但您的情况我经常知道,也常在报刊上看到您的大名,知道您精神都好,也很高兴。黎丁来谈起您叫他向我问好,沙汀来信说您告诉他我可能要出去旅行。对您的关心,我十分感谢。我最近身心都好,能翻译,也能写点文章。“四人帮”垮台,我头上那块大石头也搬走了,关了十年的房间和书橱也启封了,虽然是一样一样慢慢地在解决,但总算是在解决了,您上次答复罗荪的信他给我看了。看到您的手迹,我想起过去同您聚谈的日子。我这里有好些事,一时走动不了,不能去看您。因此想请您给我写几行字作为纪念,让我经常看见您的手迹,好像就在身旁听您谈话一样。还有一件事:我的女儿李小林现在杭州编辑 《浙江文艺》,这是浙江省的刊物。他们将按期寄赠刊物给您,希望您给他们提点意见,倘使能给一篇稿子,那他们太高兴,太感谢了。

此致

敬礼!

巴金 七月五日

接到七月五日巴金的信,茅盾立刻写了回信。

巴金同志:

手书敬悉,前闻人言,您要出来走走,现知暂时还离不开上海。此间多雨潮湿,气压低,不很舒服,您还是等到十、十一月来会好些。而且盛传地震一周年前后,北京可能会有余震。嘱写字,缓日写就后再寄上。先此奉复,顺颂

健康!

雁冰 七月十一日

《浙江文艺》 尚未收到。

此时,耄耋之年的茅盾仍十分忙碌,各种会议,来访、来信,还有自己的回忆录正在紧张的撰写中,忙得应接不暇,但巴金来信求字的事,茅盾一直记着,一九七七年国庆节,茅盾将给巴金的字写好,十月三日,写了一封信,连同字一并寄给巴金:

巴金同志:

久不通信,但知近况佳胜,精神焕发,力疾写作,甚佩甚慰。嘱为《浙江文艺》写稿,但竟不知写什么好,亦且写不出什么。杂事甚多,来访者、来信者亦多,上门来的不好不见,来信(不识者)则只好一律不复了。委写之字,今始写得,即寄上,字甚拙,聊作纪念耳,即颂

健康

雁冰 十月三日

巴金收到茅盾的信和书法作品后,十分欣喜,立即复信,表示感谢:

雁冰先生:

信收到,看见您的字就仿佛在您面前和您交谈一样,很高兴,也很感谢。我很喜欢您给我写的这一张字,词好,字也好。请您为《浙江文艺》写稿,是我女儿小林的要求。她月内就要去北京,希望在不妨碍您休息的情况下,予以接待。本月初我到过北京,但只住了一晚,是参加上海干部、群众赴京代表团瞻仰主席遗容的,完全按照所编小组集体行动,除纪念堂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因此也没有能去看您,请原谅。

天气冷起来了,请保重身体。

祝好!

巴金 十月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巴金到北京,在交道口南三条十三号茅盾家里见到了多时不见的茅盾。两位在茅盾的书房里倾心而谈,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去世。两天后,巴金就写了纪念文章,深情回忆与茅盾的交往和友情。现在,茅盾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巴金离开我们也已经十余年,但两位都擅长写长篇巨制的文学巨匠留下的几千万字的文学财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精神遗产,世人将永远传承下去。

(选自《书城》2016年第5期)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